前言

国民党的特务在被抓获要处决的时候，突然大喊“我认识陈赓，让他来见我就知道我是谁了，”陈赓将军的名头谁会不知道，就连普通百姓都知道，军队里有位骁勇善战的将军。

这个国民党的特务该不是想逃避处决故意这么说的吧？他跟陈赓又是什么关系？

最后陈赓也真的将这个国民党特务救了出来，证明他的身份，他难道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中的卧底人员么？

双面特工，一边担任国民党特务，一边向我党传递情报

他就是鲍君甫，也曾化名过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人们对他的误解比较深，认为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残害中共地下党员，净做一些丧尽天良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实际上他是有苦说不出。

他在日本留学归来后就在上海发展，与上海租界各方都有联系，不仅如此就连上海当地的帮派、日本人都能说得上话。

他这种八面玲珑的性格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圈子，并且在那个时候改名为杨登瀛，在国民党中发展。

他参加过五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看到工人们发起的罢工行为，学生的上街宣讲行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反对帝国主义，即使遭到屠杀也一直不放弃，他被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也接触到了共产党员。

他在蒋介石发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受命成为负责上海特工的高级干部，一夜过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国共两党友好的局面被打碎，街头上躺满了革命群众的尸体，共产党员在全国各地被抓捕杀害。

从工人妇女到革命同志，凡是跟我党有关的人群没有一个幸免，杨登瀛对于蒋介石的行为极力反对。

但是这只是螳臂挡车根本改变不了蒋介石的想法，还因此入狱，最后还是在蔡元培的帮助下从监狱中出来。

这次政变以后中共的活动只能从明面上转变为地下活动，由周总理领导，专门在上海成立特别行动科，以此来保卫中共各级领导人员的安全，在这个组织里陈赓负责搜集情报和清查间谍行为。

这个也是后来陈赓保证杨登瀛清白的依据，对于中共的行动，蒋介石这边也委派陈立夫设立国民党的调查科，一方面清除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的人。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共党的行动，陈立夫非常器重杨登瀛，将“清共”的任务交给了他。

要是在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之前，他肯定对上级的命令马首是瞻，但是蒋介石的专横独裁让他犹豫，这样的党国是他心中向往的么？

在他矛盾的时候，我党人员陈养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两个人在大学时就是邻居，私交不错。

陈养山就将当时的优秀文学刊物拿给他看，与他讲解谈论，分析当下时局，两个人接触的过程中杨登瀛也接触到了许多共产主义思想。

他发现共产党才最后的民心所向，在他与陈养山接触的时候我党也在考察他，1928年因为组织农民暴动行动失败。

陈养山为了避免发现找到杨登瀛暂住他家，那个时候他就清楚自己身边这位好友的真实身份。

他并没有揭穿，反而有更深远的打算，国民党的调查科成立以后，对我党的行动也有影响，他就想在敌人内部打入我们自己的同志，加上杨登瀛对他说过心中的迷茫，他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拉拢的对象。

调查科的负责人杨剑虹也因为和杨登瀛是同乡，邀请过杨登瀛的加入，这一切都很合理，前提是能够把杨登瀛拉入到我党的队伍。

陈养山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上级以后，上级也经过考察杨登瀛的背景，同意这个提议，由陈赓负责。

陈赓得知情况以后告诉了总负责人周总理，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确定没有问题以后，就让陈赓与杨登瀛接触。

双方见面后正式将他吸纳成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因为明面上他还是国民党的人。

所以他的双重身份高度保密，避免泄露引来杀身之祸，确认身份以后首要任务就是要获取情报，需要杨登瀛获取租界的情报。并且与他们打好关系，方便日后办事，在这一点上国民党的调查科也是这样打算的。

杨登瀛就开始接触租界的巡捕谭绍良，借助自己的双重身份在国民党和中共的便利下，帮助谭绍良解决过麻烦事。

两个人才开始联络起来，为了方便办事，我党专门拨出一笔巨款给杨登瀛，让他购买汽车充当排面。

为了他的安全着想，派出在苏联受过培训的连德生当他的保镖，还有同样在苏联培训过得安娥当秘书，收集到情报由安娥筛选过后传递给陈赓。

杨登瀛与陈赓之间是单线联系，因此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人少之又少。

双面间谍是如何一步步的取得敌人信任，为我党做出贡献呢

想要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就要学会审时度势，当时的杨登瀛借助国民党身份出入租界巡捕、政府机关、警察局日本商会等等，与各方势力都有不错的交情，在知道徐恩曾贪图美色，专门在招待他的房间里摆满美女图片。

又得知张道藩在党内有一个一直不对付对头时，帮助他铲除障碍，很快就受到了张道藩的赏识，让他在国民党内部非常受欢迎。

不止如此就连国民党的市政府、宪兵队伍各方面都有他建立的人际关系。

国民党内部的情报收集方便很多，为了不让自己受怀疑，又利用中共的身份，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透露给国民党调查科，让他们对杨登瀛的能力得到认可。

虽然每次都让共产党逃脱，也都认为是对方太狡猾，慢慢地国民党认可了杨登瀛能力，并且督促他下次行动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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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不知道再快也快不过自己提前通知，在这两重身份的帮助下，杨登瀛很快就成为而国民党内部“办事效率最快、工作完成最好”的得力干将。

在他的帮助下我党也避免了很多损失，1928年国民党接到我党叛徒戴冰石的告密“有中共分子密谋活动，”当时地下工作很多都是单线联系，戴冰石所提供的联络点就连杨登瀛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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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与巡捕谭绍良到地方以后将七人全部抓获，里面还有戴冰石的小姨子，但是他为了引出我党潜伏人员不惜大义灭亲，这一情况被杨登瀛了解后，赶忙汇报给陈赓，及时清除这个叛徒。

1929年陈慰年为了钱出卖机密文件，还好被杨登瀛稳住，及时通知我党相关人员处理，杨登瀛还救过任弼时，当时任弼时在工作的时候被抓捕入狱，中央将这一消息传递给杨登瀛希望他能想出办法。

国民党对于我党人员的关注，想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救人，就跟虎口拔牙一样，稍有不顺还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就想到了跟他关系要好的租界警长兰普逊，在他和我党的努力终于将任弼时救了出来。

1931年关向应在英租界的联络点被抓捕，对方将他抓获的同时还缴获大量的文件，这里面就有涉及我党机密情报的文件，好在英国巡捕对于中文并不精通，也没有翻译人员，这么多的文件一张一张的看太浪费时间。

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也听说了这件事，也打算从这些文件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杨登瀛在得知国民党的打算后，找到法租界的巡捕兰普逊对他说：“我可以帮你分担这些繁杂的文件，”因为杨登瀛与自己的关系，他也很乐意交给杨登瀛。

就这样他带着刘鼎假扮专业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文件，来之前周总理就特别交代过“将那些重要文件、手抄和复印一定要拿回来，其他的可以先放放。”后来在他的帮助下避免了情报泄露。

那些想要投靠蒋介石的人跟他联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才让杨登瀛及时发现，避免我党陷入被动局面。

但是这样的保密也让他日后陷入到一场风波之中，在外人眼中他就是十恶不赦的特务，跟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误认成特务即将处决，行刑前大喊陈赓知道我的身份

杨登瀛的双重身份终究迎来被识破的一天，但他没有想到是被叛徒出卖，1931年顾顺章叛变导致我党许多同志被捕入狱，差点导致上海地下工作崩塌，顾顺章在武汉法租界附近公开表演。

当时敌人的特务机关里有一位已经背叛的王竹樵，之前见过顾顺章的样子，正愁找不到共党，看到送上门的顾顺章没有打草惊蛇，在盯梢的同时，报告给国民党特务让他们前来抓捕，没想到被抓捕的当天，他就叛变了。

畏惧敌人的严刑拷打当了“软骨头”，顾顺章长期在机关工作，知道中共的许多机密，他的背叛对于中央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出卖，他对特务说“我知道蒋介石身边有卧底。”

要不是已经担任徐恩曾秘书的钱壮飞，及时拦截下来这份情报，我党重要人员就危险了，但是当时抓捕他的特务为了邀功，第一时间就像南京方面发送电报，这才让我党同志及时撤离，后来徐恩曾他们知道后就非常后悔“抓不到周恩来了。”

在顾顺章交代的名单里就有杨登瀛的名字，很快他就被国民党抓捕入狱，要不是他在国民党内部人缘好，要不是有张道藩等人的帮助，通共这个名头可就让他难逃一死，后来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就把他释放了。

出来了以后还当上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在这里都是给人们灌输反革命的思想，尤其是让共产党放弃革命信仰，归顺国民党的地方，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人们认为他是特务的原因，干这种事情谁会相信他是好人。

解放以后杨登瀛很快就被抓起来送到法院审判，根据审理后准备将他处决，知道此刻他才大声说到：“我不是叛徒，我为党立过功劳，陈赓可以给我作证，”这样的话让已经决定的处决结果不知道怎么办，生怕他说的是真的。

但是眼下陈赓在朝鲜战场指挥，也不能立马证明他说的是真的，于是南京法院院长给陈赓写信求证，直到1951年11月陈赓才回信，信上大致内容说：“杨登瀛所言确实，当时他帮助我党解决过多次事件，后来我们还都被捕入狱。”

当初引导他接触我党的陈养山也证明“杨登瀛对我党革命工作作出过很大的帮助，”经过后来的证实最后将他释放，杨登瀛生前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好人，周总理、陈赓都知道。”

他的心酸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为了我党的革命事业，注定要做无名英雄，许多话只能埋在心底，但是他对我党的贡献不能磨灭，在他的帮助下，我党人员在当时才能顺利开展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