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是严党力推的国策。为了弥补巨亏的国库，严嵩父子提出了改稻为桑、出口创汇的思路。

再美好的设想，总是敌不过无限的欲望。严阁老的出发点很好，但是改稻为桑的国策刚刚落到浙江，就唤醒了郑泌昌、何茂才等一帮硕鼠的肌肉记忆。

他们借着推行国策的良机，官商勾结、上下其手。在欲望的驱使下，郑何等严党成员动作严重变形，纵马踏苗、毁堤淹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本着一俊遮百丑的基本原则，郑泌昌、何茂才等人趁着杨金水不在杭州的良机，逼迫沈一石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买田。

这简直是往皇上身上泼脏水。于是，在被嘉靖教做人之后，严嵩兜兜转转地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改稻为桑还是让胡宗宪来做。

对此，严嵩是这样说的，“过去的都不说了！立刻给胡宗宪递廷寄，还是责成他去查办。真要有人打着织造局的牌子买田，有一个抓一个。还有，买灾民的田不能够都买光了，没受灾的县份也要买。田价也不能太低，太低了就会激起民变。”

严嵩这段话虽然简单，但却有三层意思：

首先，这是在告诉严世蕃要不计前嫌、做好团结。在改稻为桑最初推行之时，胡宗宪就曾派人阻止纵马踏苗的马宁远，又借着毁堤淹田一事上疏朝廷，建议将一年的任务分成三年来办。但是，如今清流虎视眈眈，宦官若即若离，大敌当前，一定要加强严党内部的团结，过去的事情全部翻篇。

其次，要严肃彻查打着织造局的牌子买田一事。这件事情损坏了朝廷的声誉，抹黑了嘉靖的形象。这样至关重要的事情，只有交给胡宗宪来办才能顾全大局、秉公处理。

最后，继续由胡宗宪负责推行改稻为桑。改稻为桑推行受阻之后，严世蕃等人为了顺利施行国策，借着给胡宗宪减负的名义，将改稻为桑的重任交给了郑何两人。谁料严世蕃所托非人，给了逗比二人组机会，但两人不中用了。权衡之后，严嵩决定继续由胡宗宪来推行改稻为桑。

大户本想着趁机浑水摸鱼、发国难财，如今变成了市场交易、高价买地，严世蕃发现了盲点，“要是那些大户不肯出高价买田呢？”

对此，严嵩是这样回答的，“那就让官府出面压他们买。历来造反的都是种田的人，没听说商人能闹翻了天。生死一线，这件事只有胡宗宪能办！”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话里，严嵩不仅决定让胡宗宪重新肩负起推行国策的使命，而且还给出了具体的措施：

既要到受灾的淳安、建德两县买田，也要到没有受灾的其他县买田；大户买田的价格要接近市价，不能贱买良田；大户如果不愿意高价买地，就要用行政力量进行压制。

严嵩的这番话，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错，这几乎就是胡宗宪的全部主张。当初，胡宗宪在驿馆约见高翰文，与严嵩所言如出一辙。

严阁老位居高位，身段却放得很低，他开出的条件很是优厚——在重新启用弟子的同时，他还全盘接受了胡宗宪的建议。

胡宗宪收到内阁急递时，人正在台州剿倭的战场上。当时，他对着身边的戚继光说道，“我留在这里比在杭州更安全，内阁发急递来了，叫我立刻去杭州推行改稻为桑。大战在即，还能改稻为桑吗？”

严嵩释放出了最大的诚意，但胡宗宪还是选择了回避。

严党有难，不动如山。以胡汝贞的品性，为何会在组织需要、恩师召唤的时刻直接拒绝了呢？

答案很简单，胡宗宪比谁都明白，时代变了。

在改稻为桑之初，毁堤淹田过后，高翰文手握着“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独家解释权，只要他完全按照胡宗宪的建议来办，自然能够顺利推行国策、不会激起民变。

从郑何两人毁堤淹田，到打着织造局的牌子买田，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形势却发生了剧变。沈一石将买田的粮食全部赈灾，这样的做法虽然救民于水火，却将改稻为桑推向了绝境。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改稻为桑变成了天坑，智慧过人的胡部堂才不会趟这趟浑水。

不过，除此之外，胡宗宪还有着更多的考量。在收到内阁急递后，他曾对戚继光这样说过，“我必须留在台州。我在这里，朝廷才会改变决策。举全国之力也要筹粮募军，抗外患才能省内忧，这一次一定要布成与倭寇的决战之局，打半年、打一年也要毕其功于一役。”

此时的胡宗宪，剿倭已经到了攀爬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刻。

胜负成败，在此一举。胡宗宪很清楚，如今的严党已是强弩之末，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所以，这是决战倭寇最后的良机。换个角度来看，也只有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清流、严党才会达成一致、全力剿倭。

战场千变万化，战机转瞬即逝。对于胡宗宪而言，这是剿倭最好的窗口期，也是最后的窗口期，一旦错过，便再无可能。

剿灭倭患，刻不容缓、时不我待；至于改稻为桑，已然凉凉，还是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