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为方法——通过党性实现的涉诉信访治理（中）

作者：赵耀彤，男，1975年10月生人，汉族，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厦门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客座教授。

题记：谨以此文，献给《送法下乡》初版二十周年。

今天不向大家报告这些故事，其实心里是有些虚的，因为我其实是违背了刚才自己所说的要先向大家证明自己的可信可接受，然后才能让大家觉得我从这里面总结提炼出来的实践理性是有价值的。但我今天实在不能那样耽误大家时间，就请同志们日后阅读这些故事，然后在判断我今天讲的方法是否可信，可行。

我区是聊城的市中区，东昌府区法院也是年结案超过两万的受案大户；而且我院长期进京上访人数长期以来都是全市第一，笔者接手前一度在全市占比达三分之二。2021年建党百年大庆和十九届六中全会期间我院进京上访数为零。上边说的那几个还在化解过程中的案子，他们也都跟我有着良好的情感基础，不会在这些敏感时段到北京添麻烦。并且，从时间跨度上讲，我是从2019年6月份才开始接手这些信访户的，到基本实现化解吸附也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如果观察者对基层工作有着起码了解，而不仅仅是秉持官僚主义者假大空式的口号标准，他就必须承认这是很难取得的成绩。不是我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是跳出自己主观情绪中的自我拔高，更客观一些说，这应该算是一笔实打实的成绩。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种成绩，一定是有些方法的。

如果对照一些非常有名甚至全国有名的“热爱群众表演艺术家”，把他们在各种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反复叨唠报喜不报忧的那几个案例，跟像笔者这种全数据无一遗漏的报告对比，同样坦率说我经手的相关涉诉信访工作的确是有了重大进展。反观自己的化解经历，这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化解一定说明了我在工作中有经验性的、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从本人的主观体验上讲，我的确是经常复盘案例，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接访原则，在接手新的麻烦上访户时刻意重复重复这些原则，在新的接访过程中检验并进一步锤炼这些原则。特别是来到检察院以后，依样葫芦复制我以前的接访方法，简直就是如汤沃雪一般，按照前边搜集案例的痛苦指数，检察院这边的案例一个也不能收入进来。这些经验目前虽然仍属于个人体会，但它的反复运用均能获得成功，别人不用我这些办法就不能获得进展，这个事实应该说明我的个人体会是点普适性的——至少是有——成份的，是能够提炼一些方法的，是能够总结出来让其他同志参考用来解决相似问题的。说句实在话，这些信访案件大都不是一开始就找到我这里来的，他们找到我之前都曾经经历过很多领导，而且来到我面前的时间也是先后不一。当我处理这些先后到来的难缠对象遇到障碍时，我就刻意要求自己重复以前总结出的经验，刻意让自己重新上路、从头再来，要求自己像“赵耀彤”一样而不是“官油子”一样干活，这样就很快进入状态，很快取得进展。

1、以自己为方法，揽到自己身上来。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我写的这些东西当然谈不上是真知，但至少是一种“知”，而且这种“知”我还真不是从书本上得到，还就是我从接访的痛苦但有收获的实践中体验琢磨出来的。我当然不是那种拿着实践当挡箭牌的阅读障碍者，我喜欢阅读而且保持了相当程度的阅读深度，但我必须承认自己关于接访的认知基本都是来自我自己的实践。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我先后就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写过两篇文章，核心都是关于信访的，但两篇文章的变化是很大的，是高强度的接访实践改变了我对信访人和信访工作的基本认知。实践中我脑子里常常浮现出“以自己为方法”这么几个字，我也用这几个字概括我的接访经历和经验，我也逐步扩充它的内涵并在好几个层面展开思考，争取形成一点像样的成果。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个“以自己为方法”认知的最初形成就是“揽到自己身上”，把缠访闹访长期信访之类的麻烦揽到自己身上。

与“把这种人见人烦的麻烦事揽到自己身上”相反的是我们经常批判的“见了荣誉就抢见了麻烦就相互推诿扯皮”。这两种行为表现我们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比较分析，比如我们常见的道德操守分析，一者是有担当精神，一者就严重缺乏；我们还可以从行政管理体制和党建动员体制的区分来分析两者渊薮，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要求政府部门之间责任分明，但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构筑起来的党却要求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界限让每个党员都胸怀全局甚至担当全局（这其实是我们党为什么如此成功的密码之一）。把麻烦揽到自己身上，本身有着很多更理论性的东西值得讨论，但笔者今天要跟同志们聊的是具体接访方法，而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道德操守。这个办法我自己用了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管用，而且坦率说，同志们，它是其他具体方法展开的基本前提，大家也可以把它当成接访成功的基本态度。

不推不挡，敞开怀抱，到我身上来。而且别骗自己，正心诚意毋自欺也。

以前在法院的时候，化解包括上访老户在内的信访工作占用了笔者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当然，笔者说的工作时间远远大于法定的每周四十个小时。虽然笔者为信访付出了这么多纯粹劳动，但说实话，信访并不是笔者的本职工作，在系统内的考核要求中，我也只是对分管领域内的信访工作承担一个很笼统的管理责任，我并不需要亲自化解他们。而且那时即便目前信访工作取得这么大的进展，它也不会写入我自己的工作总结中去，另外有其他同志分管信访工作。我只是自己对目前这种信访考核模式、这种信访管理模式有些不同看法，但又不想让自己的思考止步于这种批评——其实也就是抱怨，所以才跳出管理模式要求的各负其责，进入动员模式的主动担当的。按照目前的信访考核制度，谁办案谁负责化解，庭长、分管院长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我觉得这种考核模式是值得讨论的，办案人如果办错了案子，应当依法纠正并承担责任，他对自己工作必须负责。但让他本人承担对自己案件的信访化解责任，恐怕就有些不妥当，会产生很多负面激励，不但会耽误他大量的办案时间，而且会相当程度影响“法律”在他裁判过程中的考量，他会下意识地把“谁闹谁有理、谁闹谁沾光”当成衡量尺度。对诉访关系以及目前这种处理信访的模式可以反思甚至批评，这是基层党员干部的权利，但既然信访还是基层政法机关承担的必要任务，信访考核制度没有变化，那就不要只是抱怨批评这种考核制度不合理，而是要在这种考核模式下尽量减少它所不欲的后果，那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自己作为分管领导把这事自己担起来。所以我当时不但要求自己分管领域内所有同志都把自己曾经不得不付出大量心血的陈年老访都交给我，而且还要求同志们把自己手中正在处理的疑难复杂的、对立严重的、有舆情风险的、有信访风险甚至人身风险的所有案件一律转交我处理。

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同志们省下了大量时间可以用来办案；第二，同志们免去了在当事人面前为自己判决辩护的尴尬，这种尴尬不仅是法官个人的尴尬，往大了说，那就是法治的尴尬；第三，我能够方便的让这些信访户相互联系起来，跟不少人担心的信访户联合起来完全相反，我是有意让他们联系起来，让他们相互比较一下自己的“冤屈”，让他们相互之间传播他们各自对我的观察和判断，这能像放大器一样放大各自对我的好感，而且我甚至可以让他们一起来，让他们看到我在接待其他人时的辛劳，亲自看到我老赵不可能只属于他一个人；第四，最重要的是，方便我总结经验，方便我运用经验，我在一起案子上付出的思考、锤炼出的化解能力能够迅速运用到另外的信访案上。在值得我记住的十几起付出很多的骨头案件之外，我还有相当多成功化解案例。这些案例的化解时如此迅速，以致于我觉得为这些“简单”的信访付出的工作时间太少、痛苦指数太低而不需要被认真记录。比如我曾处理过两起某法庭庭长转来或引发的村民集体访，那基本上就是让一大群人怒气冲冲来、高高兴兴走，让我有谈笑间灰飞烟灭的自我实现感觉。骄傲一点说，把化解能力修炼成我这个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但既然修炼成了，就应该有更多的担当。有些疑难复杂的缠访案件或者突发案件，让一个刚入额的年轻人处理，美其名曰是锤炼摔打，恐怕骨子里还是自己逃避担当，还是自己把困难推给同志；第五、大大减少了我的管理责任，我毕竟也是个小的管理者，那时我毕竟分管着我院一多半的员额法官，有着无法推卸的“带队伍”职责。承担起化解信访等工作，的确占用了自己大量工作时间，但这种付出让我收获的是同志们对我的真心尊重，和脚踏实地的忘我付出。我对稍微有些掉队的同志，稍微开小差的同志根本用不到耍嘴皮子斗心眼，根本不需要批评，我只需要让他跟我比一比工作量。我几乎没开过会，也从来不用拿着考核表督促。这一点收获是我特别想强调的，因为共产党打天下的革命队伍就是靠这种干部带动战士模式激励动员起来的。我至今仍然时常想起同志们跟我一起拼命干工作的场景，我也很喜欢那种状态，我觉得我们搞党建工作必须要变成实际的工作动力，我们不能把党建工作只当成对同志们提要求的控制体系，而要切实地把党建当成激励自己进而动员同志的法宝。

揽到自己身上，对信访户产生的吸附和震撼也是相当强的。我在前边跟同志们交流过，长期信访户有一个是一个都非常聪明，你敢不敢担事，是不是推事，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他们心里多少有些迫害情节，还容易把一些细微表情都解释为“没人管我们的事，都推”。所以他们在真往身上揽事的干部面前是很惊讶的，而且也是能够把他吸附在身上从而产生相互信任的。只要你真敢敞开怀抱，“让我来吧”，那我们后边说的“十小时定律”啊、“主动打电话”啊之类的具体方法才有可能展开。后边我还会专门跟大家讨论一个处理集体访最重要的“单刀赴会”的化解方法，就是无论多少人来，无论这个人有多么难对付，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去，千万不要带着自己的部下去。这些方法，都需要有“揽到自己身上”做前提。

最后想跟大家再谈几个需要澄清的观念。第一个是揽事的底线。我说的揽到自己身上是把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信访事项揽到自己身上，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我们不能揽过来。这既是由权责一致的原则决定，而且也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党性要求成了推诿者对我们进行道德绑架的绳索。第二个事情就是不少朋友跟我讨论过的多元化解，他们希望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信访化解中来。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还是要有基于担当精神的认知，多元化解当然是非常好的制度构建，它非常有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但再多元那些最麻烦的事情还是要我们承担起来的。我们基层政法机关就是要承担起最麻烦的问题化解来，其他多元主体承担一些相对简单的麻烦化解。政法机关化解麻烦时当然非常欢迎社会多元主体的帮助，但我们不能指望长期信访这样的大麻烦让人家承担起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基本态度。我们在化解信访的时候邀请第三方律师在场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指望第三方把责任担起来。第三个事情可能更重要一些，就是既然自己面对信访人了，就要敢于在他面前说“不”，因为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信访人的要求都是合理的，有些信访人的确有委屈，但即便是有委屈，也不是所有要求都合适，我们态度再好，也要有底线。坚持底线就应该是自己坚持底线，而不应该说那些“更高权威”的含糊话，比如“这事我说了不算，领导们决定的”云云。同志们，我不是在这里让大家为领导背锅，我只是诚恳的告诉大家这样的效果一定不好。这个道理我是从自己的成功和其他人化解的失败的大量例子中总结出来的，非常好用。比如上个月化解了一个上访户，他揭发某人犯有诈骗罪，但公安机关查了后认为成立就刑拘报逮捕，我们研究后认为够不上，就提交政法委召开联席会讨论，还是认为够不上就没有批。承办人大概见这个人很难对付，就采用了态度友好的乡愿自保法，说领导定的，政法委都研究了，结果那人就逐个找政法委领导、法院参与人等，人家能说啥，都说检察院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表态。他接着闹，刑检口的领导也不敢见他，他找我。我听了一个多小时后跟他聊，你这不行啊兄弟，没道理。他基本上就没了劲头，他要求见的领导我也帮他约到，说了半小时就回去了，再也没来过。同志们，当年在他面前虚构一个“更大权威”时，其实在告诉他你不敢说他不对，你不敢否定他，其实是在鼓励他继续坚持自己的谬误。而你诚恳、低调但又坚决的否定，就会让他的妄识破灭。

2、十小时定律。年轻时总希望自己能跟“成功”俩字沾点边，也就没少喝了成功学口水，那里边就有个二十一天定律，说二十一天养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后来可能发现人不好骗了，成功学跟着水涨船高，把成功定位的更具体，成了“一万小时”，说只要为一件事情付出一万小时的纯有效学习时间，就能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功人士”。这些话也许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我在接访的实践中就明显发现一个“十小时定律”，意思就是只要持续跟在一个上访户身上付出纯粹交流时间达到十个小时，就可以让对方对自己产生情感依赖。而且这十个小时要尽量保持强度，一次性聊十个小时未必可行，就尽量在最少的接待次数中达到这个数目。达到这个接访时限后，对方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情感依赖，事情就算没有得到化解，他也开始把你当成“自己人”。当然，由于上访人偏执程度不一、接访人水平能力不一，十小时也会因人而异。坦率说，在笔者亲自处理的长期信访老户化解案子中，大部分人只需要在我持续付出纯粹交流时间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就会对我有明显的情感依赖。真正让我付出纯粹交流时间达到十个小时的大概只有某云和某英两例。

的确有不少基层干部对我说的“十小时定律”嗤之以鼻，他们会笼统含糊的夸张自己的劳动付出，说“那谁谁谁，我已经接待他好几年，无数次了”。这时候我常常非常没有情商的追问对方“无数次是多少次？每次面谈加上电话聊大约多少时间？”。这样的追问往往会让对方尴尬，因为大家常说的缠访多少年是指、也仅仅能指这个人上访开始的很早，是上访持续时间很长，真不代表接访人这么多年一直在处理这一件事情，那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无数次，大概也就是平均每月两三次，每次三五分钟，甚至三五分钟都没有。甚至对方一来电话就烦，三言两语就把人打发掉了。那这样算一下，一年到头，纯粹接访时间才有几个小时?稀释到漫长的时间流里，还能有多少效果呢？“正心诚意，毋自欺也”，我们在上访人身上付出的真实劳动，需要自己给自己量化，不要笼统的用“好多年”、“无数次”来骗自己。

笔者说的“纯粹交流时间”，不包括接访前自己的准备时间、也不包括内部交流、请示汇报时间，仅仅指与对方面对面谈话和电话里一对一交流。而且，在致力于对方对自己产生情感依赖、信赖的接访最初的十个小时，要多听少说，认真记录。有些案子在见面之前也许已经形成了基本正确的前期判断，但这些判断都需要在面对面的交流中验证，我们要在这十个小时内让对方彻底打开心扉，一吐为快。当然，接访前期也不是完全由他自己天马行空，我们还是要引导，温和引导，不停试错，探索对方。不过再怎么引导，这前十个小时，主要的“功利”目的也是吸附。

前期的接访强度也是必须的，不然就像烧开水今天烧一下、十天后再烧一下，水永远烧不开。对这些长期缠访的重点老户的前期接访，最好安排一两次全天候的“大接待”，意思就是我这一个上午甚至一整天，都属于你。这样才能促进对方尽快宣泄完情绪，实现情感转化。随着经验、能力的提升，这个必要接访时间会相应缩短，但一定不要对自己的能力抱过高的期望，不要以为自已有多大本事可以直指人心，马上就征服对方，那样很快就会失望，还是要老老实实先按着十小时准备为好。实践中不少官僚主义者往往对自己的化解信访能力抱有过高期待，以为只要自己出马“晓之以理”就能够把上访户说服，这其实是把自己跟下属打交道的经验不恰当地移植到跟群众大交道过程中了，这就会犯错误。必须记住，群众工作能力不等于下属管理能力，对待群众，首先要想到的是尊重。

我推广自己这个方法时跟同志们打比方，“谈恋爱用得着十个小时吗？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这十个小时真正完全用到对方身上，对方不可能不对你产生好感进而接受的”。笔者已经在许多地方说过，信访户特别是长期上访户坚持上访的执念很大的动力来自倾诉的需要和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他自身的理性未必就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他需要的是倾听，而不是教训。我们在对方身上付出十个小时以上的倾听，双方就会有很强烈的感情基础。他们的案子就算没有最终解决掉，他们也不会进京赴省到处告，他们只愿意跟你聊天。笔者化解掉的老上访户在“十小时”之后几乎都感慨过：“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话这么畅快过，从来没有人这么听我说过话”；再后来都跟我称兄道弟，人前人后跟我勾肩搭背嘻嘻哈哈，我们相互开玩笑都不要紧。信访是有原则的，对他们的无理、过分诉求是要坚持底线、要斗争的，也就是要批评的，特别是在关键敏感时期要挟要进京赴省，必须要敢于批评的，俗话也就是“训”。我训这些上访户的时候，也是相当严厉严肃的，但我从来不担心他们录音。原因就是我曾经在他们身上付出了十个小时的情感，我们彼此之间有了很强烈的兄弟姐妹情谊。还是那句话，人心都是肉长的，上访户再麻烦，他们也是我们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老百姓骨子深处的可爱可亲还是存在的。我们不能首先在自己心里拿这些上访户当“敌人”看。

2、琢磨人。聊城有个著名的五假干部卢恩光，一路靠骗，骗成了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副部级干部。网上流传了他不少“金句”，比如“一定要琢磨领导”，他靠着琢磨人，一路过关斩将，让大量干部对其产生信任。琢磨是分析对手的重要手段，只是卢没有把精力用到正道上。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商场上的优秀企业家、甚至运动场的赛手，都要有着对对手或者竞争者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解他们的习惯、需求，从而预判他们的行为。

没有人会轻视琢磨对手的重要作用，只是很多同志在涉诉信访工作中不愿意付出这种努力。他们尽管也会使用了尽量温和的语气、相当口语化甚至土气的词汇劝说对方，但这种劝说的实质还是居高临下的站在“法治”高度、站在“大局”高度批判对方，而且这种批判也是老生常谈的大道理。这种谈话，虽然不至于进一步激化矛盾，但不能走到对方心里去，也听不懂对方真正的需要，只能让对方进一步感受到谈话者与他之间的立场对立——想想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效口水喷射的各种“为你好”就知道这些劝说只能满足陈述者本人。《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很好地反映了信访现状的写实主义电影，里面各级干部对上访人李雪莲也都温和礼貌，但他们都走不到李雪莲心里去，其中有个桥段描绘管教干警对李雪莲做说服工作，让她背诵：“识大体、顾大局”。同志们想一想这样的宏大词汇能够走入他/她们心里去吗？走不进去的。他们不会在这样温和的大词面前惭愧的反思自己，他们会拿出另外一套宏大的说辞来作为自己诉求的支撑——比如他们偏义了的“公平”或者误会了的“正义”等等。这样只能形成各自的立场表达，甚至算不上“坦率交换了意见”。想化解信访，就必须真正重视信访人，把对方当成需要认真琢磨的“大人物”。

长期信访户往往有着对具体事物的偏执观念，他们还喜欢无限归因，把人生所有的不幸都归结到他所要处理的案子上面，会把许多个人的需求隐藏在具体的财产诉求上，他们可能在金钱诉求之外还有更多的其他情感需要。这些都得琢磨。琢磨出他们的内心需要，才能有的放矢采用策略。比如笔者在工作中遇到的女性上访户，多数不仅是事业不成功而且离异，情感破裂。但发现她们对男性在有着仇视敌意的同时，同样也有着出于异性的本能需要，她们同样渴望异性的尊重，这样对她们的行动就一定要注意男性魅力的展示。我是个非常不修篇幅的人，衣着大多数是几十块钱的淘宝货，而且工作中几乎从来不穿皮鞋，但只要接待这几位女性，我一定会把相对来说最能展示体型的衣服穿上，而且一定换上皮鞋。见面之前还做几个俯卧撑增加雄性的力量感，效果非常好。这些情绪极为激动亢奋的女性，与我谈话半小时后就能够变得安稳平和——我们不能推测人家是不是在想什么，但是我们要生物性的理解她们，这样事业、家庭双失败的女性是何其渴望男性的关注和倾听。相反，前文提到的张某云夫妻恩爱，她丈夫一直陪着她，她的化解吸附难度就比其他表现更激烈的离异女性更高。而那位年龄已经很大的某琳，内心世界显然已经对性别没有感觉，所以她也就放肆的对我辱骂。

我接触的这些男性长期上访人，不少都身体残疾。比如邢某瘫痪、杨某、贾某都是严重腿部残疾。残疾人对生活的不满，对日常积累的忿怒也许都是他们上访的下意识动力，这些要注意到。还要具体分析每个人，比如上面说的那个把中央巡视组组长都实名举报的老贾，我就猜测出他有强烈的文学梦想和持续的文字偏好，他仇视官僚但尊重学者，建立在这些判断上的各自策略都非常神奇的帮我降低了化解难度。

长期老上访户的确很难化解，但他们跟突发性的集体访（那有另外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策略）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这不同就是接访人可以提前准备，准备不充分的时候甚至可以再以礼貌的方式告知对方把会面的时间拖后。这就给了我们充分的分析琢磨时间。分析琢磨要大体上分为两方面，一是对方的心理需要，尤其是藏在强硬诉求之下的心理渴求，要看到他身上的那个寻求关注的巨婴，要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前期预判还要在面对面交流时试错，调整；第二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心理需要采取什么行动策略，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而绝对不能仅仅展示自己的亲民做派。比如前面说的贾某，他在陈述自己损失的时候讲由于自己遭受这一惊天冤案，导致没有时间教育孩子，我猜他大概亲子关系不好，孩子学习不好，无法替他实现他年轻时考大学的梦想。于是我就在刻意“显摆”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优势资源后热情动员他儿子报考研究生，给他改变命运的机会，还说如果孩子想学法律我可以给他当辅导老师。我越是主动表现出对孩子教育的关心，他越是不接话；他越不接话，我就越是不停的催他把孩子带来跟我聊聊——最后他彻底放弃了这个话题，不再提孩子教育失败这一巨大损失。

接访离不开倾听和包容，但倾听包容之外还要有把控，要掌握谈话的方向；而想掌握谈话的方向，仅仅是老僧念经式的嘟囔“要有大局观念”式的道义高调或者“看开放下”“为你好”之类的乡愿，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只能是“看人下菜碟”，琢磨出他心理诉求，有针对性的走入他的心灵。

4、尊重和喜欢。我知道同志们甚至很多领导对这些老上访户都有着本能的恐惧甚至说讨厌，“欺负下级”和“害怕群众”是官僚主义者的通病。这些上访户的确“可怕”，不讨人喜欢，他们不但会没完没了的占用自己的工作时间，不停不休地压榨自己心灵里的新鲜血液，而且这些巨大的付出基本上不会被考核到，不会成为年终的绩效指标。何况他们大多由于生活失败而衣着邋遢很有味道呢？所以不喜欢他们是一种生物性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人性。但既然涉诉信访治理是组织的一项工作，是党治国理政必须要进行的一环，那我们还是要在心里用党性升华人性，强迫自己从心里产生对这项工作、对这些人的尊重和喜欢。

而且一定从心里尊重信访人，而且你心里的这种尊重一定要求自己真正产生，这样才能从言谈举止中外溢出对对方的尊重，不然只能让对方感受到虚伪的礼貌。对方也许不能用自己的言辞区分出这两点，但长期上访户跟各级政府官员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极其聪明，可以说是“人精”，他们都能迅速敏锐的感知到你微表情下面的真正心理。所以，我们在接待甚至电话聊天时，一定要产生真正的尊重，如果没有形成这种尊重感，就再次修习党章，用自己的誓言激励自己。把对方当成“人民”的具体化，把这次接访当成自己磨砺党性的机会，要想到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人物来到面前，我就根本不会有这样自我检验党性的机会——这样一想，就不但不会有恐惧和厌恶，甚至会产生感激。

把这种情绪带到接访工作中，会极大的改变双方谈话时的“气场”氛围。这些老上访户初次见我的时候，大概都很奇怪于我那种“老友重逢”似的喜悦表情，评价我“见了人亲的要命”。“亲”是山东土话，大概就是“亲切热情温暖”的意思。这种情绪很能影响对方。前边说的这些老上访户，无论化解完没有化解完，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们时不时的打个电话扯淡聊天，我也根本不用顾忌他们会不会给我录音告我跟他们开玩笑。信任是相互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上访户有了真正的尊重后，就能相互喜欢，相互产生真正的兄弟感情。对方的情绪变化不但可以感知出来，而且也能够从言语中表达出来。比如，我对他们的称呼一律是“大哥”“兄弟”“姐姐”“妹妹”等，他们开始都称我为“赵院长”，后来慢慢的都称呼我为“兄弟”“哥”。在他们亲热的称我为兄弟的时候，我就知道，隔膜已经打破，情感已经稳定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对我有情感反哺，看到我的累和忙，就开始觉得不大好意思多占用我的时间了。

5、放低姿态。张爱玲总体上不是我喜欢的作家，但在我们这群奔五老男人的青春期，不经历对她的阅读是不可能的。那些因阅读而产生的感伤也都随着年龄烟消云散，留在脑子里的也只有零零散散几句话。比如这句“把头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我觉得它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积极进取精神，因而很是喜欢。我也常常用它来激励自己低下头去，俯下身去，脚上要沾满泥土，要满身泥泞，但不要与泥土和光同尘，我们还是要在泥土中开出花来。

在涉诉信访处理中，更需要这种态度，从与信访人接触的第一刻，就要低下头去，放低姿态。

放低姿态跟前边说的尊重对方是一体两面。尊重从对外的角度说，放低是从对内的角度说。自己在自己心里别把自己的法官身份、或者说领导身份太当回事，就是个因社会分工而产生的职业而已，没有什么好高尚的，好牛的。法官的职业应当是高尚的，但不代表每一个法官是高尚的，我们这个行当里面照样有着那些污秽不堪的肮脏腐烂。别自己给自己端着架子让自己也“法律人格化”从而不可一世起来。事实上，那些经常把自己当成口含天宪的法律代言人的家伙，大概率连民法典都做不到通读，他们只能笼统的吹嘘自己掌握了法治的内涵真谛，而真正致力把民法典每一条的大概内容都记下来的人反倒会有着“学然后知不足”的谦恭。在自己心里把自己放低，不要觉得对方只是个无赖刁民，不要只会在背后批判对方的话是歪理邪说。其实，只要自己不能当面说出对方的言语逻辑哪里不当，甚至背后也只能说对方“不讲道理”而不能说出如何不讲道理，那就说明自己的法律技术能力不足，自己也只能表明与对方不一样的立场而已。立场不同，各自表述，又有啥好骄傲的呢？

前边几期跟朋友们也交流过，长期信访户都非常聪明，你自己有没有端着架子，他们能迅速感知出来，就是说不出来也会感知出来。比如笔者曾经化解过的李某，她多次愤怒的向我控诉某位处理人的“那个熊样”，她的确没有能力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那个熊样到底是什么熊样，但我知道她敏锐的感知到对方微表情透露出来的厌恶和鄙夷。还有我曾经化解的几位残疾人，上楼不方便，我当然可以请法警同志扶他们进电梯，让他们来到我办公的五楼来，但是这样端着架子摆谱不行。我径直跑到大门口把他们扶到一楼，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就聊，再不行就坐到他们自己开来的电动三轮车上扯东拉西。围观就围观呗，有人看就有人看呗，跟我吵吵几句就吵吵几句呗，有啥大不了的。哥俩勾肩搭背亲亲热热聊天，哪有这么多顾忌。

低到尘埃里，然后才能开出花来。我们放低姿态不是一味乡愿，不是为了讨好信访人，不是为了让他们不告自己，而是为了吸附、稳控乃至化解。“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这话往往被认为是道德说教，其实这哪里是道德说教，里面分明包含着功利主义者的深刻经验。只有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才能传递出尊重，才能走入对方心灵，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

老靖是我在法院化解的一个不值得计入化解档案的“生猛”闹访户，别人怕的咬死，但就被我哄得服服帖帖。我走了以后，他用尽办法找到我的电话，多次打，没别的事，就是要给我送他种的瓜。还是他多次跟我说过的话题，要给我送几个新摘下来的西瓜。前些天他已经多次给我打电话要送西瓜了，我说天气还凉，我年纪大了不敢吃凉的。他昨天打电话说这几天气温已经快四十度了，能吃西瓜了，还要给我送来。我当然是好言婉拒，心里笑笑想“他坚持送西瓜的劲头非常上访户”。

老靖是我离开法院前为老东家化解的最后一个上访户，当时我已经知道组织关于交流的要求，已经知道自己马上要走了，但我依旧还是把这个“刺头”给剃了。这是一起道交事故案件处理过程中的闹访。当时这个案子正在审理过程中，事故受害人因为鉴定的事情跟主审法官和我们技术科的人大闹。他们觉得这个人非常难缠，说他跟自己说话时“嗷嗷的”。嗷嗷的也是聊城话，就是大声叫嚷的意思。同志们找到我，我叹口气说把我电话给他吧——我已经接到通知要走了。他跟我电话加面谈也就四个小时左右，但在第一次半小时电话交流之后他已经对我产生高度信赖，我已经让他心服口服了。我无非就是前边那些老办法，但前提就是我丝毫不把他冲我大嚷大叫当回事，喊就喊呗，叫就叫呗。如今都带口罩，他的唾沫星子喷不到我脸上，已经很好了。喷上又能咋滴？这些出苦力的老百姓，一般来说身体倒非常健康，不会有啥传染病。我们咋就兴奋阈值这么低呢？人家对方说话嗓门大了一些，就在自己心中愤愤不平，觉得人家不尊重自己，觉得人家羞辱了神圣的法官，这就是没有把自己摆到“人民勤务员”的位置上，还是愿意看到老百姓在自己面前低眉顺眼的恭顺状态，这样怎么行呢？端着架子，以“法律尊严”的名义端着架子——其实无非就是自私——那怎么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呢？打不成一片，又怎么能做群众工作呢？这个老靖真的就是那么不可理喻吗？他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个法律上的疑难，我们不给人家想个法律解决方案，让人家找立法者或者作为立法起草者的法学专家说理去吗？不行啊，先当听众、当垃圾桶，然后再给出一个现行法律框架下可行的解决方案，效果一定会很好。

离开法院后，我基本不用法院的那个老号，我觉得他属于已经化解完了的“非疑难”上访户，也就没有再主动联系过他。他找不到我，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我的新号，打听到新号后就一个劲儿打电话，激动的语无伦次要给我送西瓜。

我很感动，真的。那些没有送成的“西瓜”，那些刚从他瓜田里摘下的西瓜，那些他因为我婉拒的谎言（年龄大不敢吃凉西瓜）而刻意留心天气变化专门要送的的西瓜，就是低到尘埃之后开出的花。从小了说，我老赵这辈子就盛开在他心里了；从大了说，老赵身上最本质的色彩，不会因为法官、检察官职业转换而变化的色彩“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党员”也会永远盛开在他心里了。

感动之余，我也很骄傲。

最后再说点功利色彩的话。把自己接访的姿态放低，其实还有一个更功利的解释。这些老上访户个个久经沙场，他们已经见惯了许多比我们基层干部级别高很多的“大领导”，他们见得多了，也就慢慢在心里滋生出跟大领导平起平坐的模糊观念，他们跟基层干部说话时就会不自觉的带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这时候如果我们流露出高人一等的不当微表情，他们就会像被蛰了一样马上表现出“老子我见的大官多了，你算个屁”的愤怒。而如果我们始终谦恭，就会避免这种毫无必要的情绪冲突。

6、诉诸群众。支持长期上访户常年不懈进京赴省多种执念之一就是被他们误会误解了的“群众”观念，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他们就是群众，他们就是人民，他们就是老百姓，而把整个政府体制笼统化为与群众对立起来的“当官的”。他们以这种官民对立的话语模式，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拔高自己的道义优势，让自己处于道德高地，从而居高临下的对政法机关进行指责和批判。在这种话语模式下，无论自己的要求是否合乎法理人情，只要得不到满足，就归因为“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给老百姓办事”。这当然是一种妄识。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讲出“群众”是个集合名词，它从来不等于单个的公民个体，任何人都不能擅自冒“群众”之名；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使用一个雪藏多年的词汇“尾巴分子”对他们做径直的批判，从而区分出人民群众里的“积极分子”、“尾巴分子”和“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但是，这种理论批判在具体的接访场景中最好还是不要使用，因为他们肯定不会接受这种理论性批评，他们有坚持自己理解的“自由”。

消除这种妄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带到大庭广众之下当众聊天谈话。大庭广众，人来人往，七嘴八舌，他本人很难在这些更具有“群众”性的普通人面前保持他本来已经在心里构筑起来的“我是民、你是官”的道德优势，他能够迅速意识到他和这些旁观者都是“民”，大家都是平等的。他不需要考虑“官”的看法，但他需要考虑“民”的看法。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虽然我也知道，旁观的人往往只是看热闹，他们不愿意惹麻烦不会参与评判，但他们还是会因为我开的玩笑，我玩笑中的引导而跟着我笑，或者发出语气词。这些语气词都会对这些上访户中顽固的“我是群众、我说的对”观念形成根本冲击。而且坦白说，绝大多数接访干部不愿意或者说不敢把信访人往人堆里领，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干部不敢见群众”。我这样反其道而行之，对他心理的动摇是很强大的。前面报告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个无赖，就是笔者用这个办法迅速化解的。这个家伙说起来真是非常气人，他打老婆，长年累月打老婆，老婆实在受不了起诉跟他离婚，他不同意，第一次我们按惯例判不离；第二次判离婚，他老婆为了跟他离婚，把房子给他、孩子给他（他先是不要后来又要），还答应给他几万块钱。婚离完把这几万块钱执行到手后，他就开始闹，让法官再把老婆给他判回来。他倒是也不进京也不赴省，就是电话里闹，各种骂。开始我是懒得接他电话，后来想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教训他一次吧。就让他来面谈，他根本不愿意为他“把老婆判回来”的诉求付出多少成本，他连到法院跑一趟的成本都不愿支付，只想电话里训斥我一顿出出气。我就各种哄，哄来哄去他来了。我把他领到执行局的接待室，那里乌央乌央都是人。我就在那里跟他聊天，满面春风的聊他，再诉诸各种群众，让群众评评理，看看能不能判回来。大家都笑，有壮汉子还小声嘟囔着骂他“这不是个憨熊啊”。他也不敢回嘴，也不敢说话，灰溜溜就走了，再也没有骚扰过我。

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其实早就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了，只不过我们现在把群众路线偏义化了。“一切为了群众”是价值目标，是灯塔导向；“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的方法路径。目前我们国力昌盛，很多“为了群众”的事情都可以由国家负担成本，但这不等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国家包办，国家也没有这个能力包办一切。在这种人民内部矛盾面前，我们要时刻想到借助群众的力量，哪怕我们不用群众说一句话，我们只是想着让人民群众在场，只要有群众在一边观察旁听，就足以起到打破对方内心“自己就是群众代言人”顽固立场的作用。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7、不要攀亲戚。去年有几起舆情都是因为基层干部对待上访群众的不当言行导致，他们说的过头话都引发网民愤慨，最后也都被组织进行了严肃处理。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很感慨，毕竟都是基层干部，能够体谅到同行的难处。舆论对他们的批评集中在他们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这些批评都很有道理，因为正确的群众观念是基层治理的前提，无之不会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但作为真正处理过大量信访案件的“门内人”，我在看到类报道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看他们选择的解决方法，看完往往会倒吸一口凉气：这些引发舆情的基层干部在接访的技术方法上都会有很大的疏漏，比如他们都喜欢找中间人，甚至跟信访人攀亲戚。大家都愤怒接访干部说的那些过头话，批评他们是在吓唬群众，但大家又往往会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句话并不是直接说给信访人的，而是说给中间人的。接访干部很信任中间人，中间人一般来说就是接访干部本人的朋友甚至亲戚。在信访化解出现反复时，接访人心中有火，就冲中间人发泄出来了。如果让他们直接跟信访人说话，那就很可能就心里打着尺子，不会说出这么没有水平的话。这些干部的群众态度不正确，这是他们首先要反思的；态度反思之后，我想他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采取的化解路径：找到中间人说话，跟对方攀亲戚。

目力所及，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是当前最好的展示信访众生相的写实主义小说，冯小刚把它拍成了电影，我建议朋友们都看看这部小说和电影。它讲了一个中等难度上访户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搞笑的桥段就是接访人员跟上访户攀亲戚，试图用亲戚关系与对方套近乎，用亲情枷锁来束缚一下对方。去年这个时候，我应邀到北大以这部电影为例讲了一堂课《制度话语和治理能力》，课后跟同学们交流信访化解时，有同学跟我说可以通过上访人员的家人、朋友、亲戚对他们进行说服，利用社会关系中的粘滞效应。

上边几个例子里，无论是蜚声中外的大作家、智商超群的北大学子，还是有相当经验的基层干部，在面临信访问题的时候不约而同想到利用亲情、友情、利用社会纽带关系去粘滞一下信访人员。大家想到这个策略，大概是基于对正常社会关系中的人情世故的体察体验，也许这就是人情社会给每人心里都注入的这种方法前见，“察己知人、推己及人”，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外部化为工作方法了。

但这个办法是毫无用处的，真的，毫无用处，而且不但无用，甚至会有害。不过必须坦率向大家承认，这个实践理性也不是我脑子里一开始就具有的，而是在两三次碰壁后才想明白的。还是毛主席那句话：“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老杨是我信访工作初期遇到的一个长期上访户，我那时候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其中包括前边提到的攀亲戚。前几回我跟大家说过，我接访都会提前画像做预案，所以事前我就知道他同胞兄弟也是我区里的一名干部，人很厚道老实。我跟他弟弟由于不是一个部门，谈不上有多熟悉，但由于他为人也低调沉稳，跟我算“老实人惜老实人”，关系还不错，开会或者集中学习时碰到了都是很亲热的聊天。头回接待老杨的时候，我就想把话题引到他弟弟身上，然后再用这个途径跟他套磁。但我很快就发现他并不买他弟弟的账，而且对他弟弟曾经劝他息访颇有微词。他还直言他弟弟“太老实，简直就是废”，让我千万不要找他弟弟。这让我很惊讶，故而赶紧截住话头，把话题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就大讲特讲自己的神奇经历、神奇能力，告诉我只要他有启动资金（就是他要求的十几万赔偿），他能够在几日内很快就能通过“数字货币”资产上亿，而且他认识的“中央特派组”（这应该是在吹嘘）成员在全程盯着这个案子化解，只要我把这个案子办好，能迅速把我提拔云云。

老杨的话让我想了很多，比如：他希望我把所有的关注都倾注在他身上，而不是他的兄弟身上；他自己事业不顺、人生失败，半辈子都活在亲戚阴影中，对兄弟未必只有感情，恐怕还有很多的嫉妒甚至嫉恨；他或许嫉恨自己弟弟不仅不帮他出面要钱，还劝他放弃上访等等。这些猜测基本上都应验，而且这些判断在后来的张某（她亲舅舅是我原单位退休干部）、李某（她哥哥是我高中同学的初中同学）信访化解中都得到了验证，我在稍微试探后就迅速改变方向，把关注点直接指向他们本人，而且都没有与他们的亲戚联系。

长期上访户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秩序的挑战者，他们不仅挑战法律秩序，同时也挑战人情社会的秩序，他们心里往往有着唯我独尊的执念，并不太在意其他人的情感，也不会把其他人当回事。大家可以想想《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她为了自己的心里疙瘩就让自己的亲弟弟杀一连串的人，她从不考虑自己亲人的感受，她只听牛的话，其实就是只听她自己的话。也许他们还嫉妒其他亲戚的成功，甚至连亲戚的平和日子都嫉妒，还抱怨亲戚不为自己帮忙，所以亲情在他们这里没有多少影响力。而且即便我们找到他们的亲戚请人家帮忙，人家又有多少积极性愿意帮忙呢？谁愿意把自己的精力无休无止的奉献在这些无底洞似的心灵上呢？我们是承担基层治理责任的共产党员，我们要强迫自己必须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奉献给这些信访户，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党性锻炼的机会，但我们又凭什么要求人家的亲戚也要为此付出这么大精力呢？别说一般亲戚，亲儿子不愿沾着的事情我都碰到过。比如曾经在大厅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指着我鼻子大骂赵耀彤的某某（基本案情是：她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告她，她始终不讨论自己和姐妹没谁有理，就是反复质问我们为啥管她家里的事？），她为达到目的就赖在我以前工作单位的大厅里不走，我们怕她冻着，只好把很多人的大衣、羽绒服都给她铺上盖上，好几个人分组轮流在大厅陪她。我们想让她儿子把她接回去，但她儿子很不愿意管这些事，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来，见到我就哭诉她的各种事。把我也说的两眼通红，我看得出她儿子这么多年有多痛苦，他一点也不愿意管他母亲的这些事情。亲儿子在这种事情面前还深怕陷入其中，何况其他亲戚朋友呢？

不要攀亲戚，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它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未必不会火上浇油。火上浇油倒未必是成心，而是因为中间人本能的不愿意为这样的麻烦事情承担过多的责任，他们大多持一种“传声筒”态度，帮着传个话。假如连话都懒得传，那就是有的接访干部遭遇到的最尴尬情景：中间人录下音来转给对方。最后都是这些录音被传到网上激起网友愤怒。但我想假如接访干部如果直接跟上访人通话，他们肯定会有较强的自律意识，不会说这种过头话，他们应该是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信任的中间人会给自己录音。

不要攀亲戚，别找中间人，既然信访人来找我们，那就我们自己上，我们自己跟他直接聊。跟他打成一片、滚成一团，跟信访人混成比他们亲戚还亲的“亲戚”，我们直接跟上访户们产生亲情，这样效果才好。这个跨越中间人的方法是我亲身验证了的，同志们可以信任并参考我这个经验。

8、主动打电话。主动打电话也许是我总结的这些方法中题目最不起眼的一个，但是这却是笔者觉得是在信访化解过程中最立竿见影的一个，特别是在接访之初。当然，这是个治标的手段，它也只能算是其他方法的一个具体实践方式。

很多领导干部甚至普通干部都非常忌讳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当事人，特别是这类非常难缠的上访人，当对方打自己手机的时候，立刻表现出隐私被侵犯般的愤怒和痛苦，甚至毫无来由的产生对家人安全的担心。而其实这又有啥好担心的？也许正因为绝大多数接访领导都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当成核心隐私，非常忌讳当事人知道，所以当我用手机跟信访人打过电话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表现出惊讶，反复确认这是不是我的手机号。我则告诉他这不但是我的手机号，而且你还可以随时给我打，不过如果我挂上没有接，你就不要再打了，我肯定是在开庭或开会，忙完之后，我一定会给你打回去。而且我说到做到，挂了他们电话，一定给他们打回去。仅仅是这一点，就大大抬高了他们对我的接纳度。我没有把他们当贼防着，我随时可以被他们找到，这就让他们觉得我是他们自己人，让他们觉得安心、觉得踏实。

当然，不少长期信访户有着足够“狡猾”（不带贬义）来试探我的底线，不少人都曾在晚上十点甚至十点半左右给我打过电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双方还没有正式见面之前，他们还对我将信将疑。他们也许试图以这种方式激怒我，刺激我说出过头话以便录音后投诉，进一步增加他们心里的迫害感；他们也许就故意以这种方式向我释放他们可以随时干预我正常生活，被职业道德绑缚的我就必须在他们随时随地的召唤下俯首帖耳。这我当然是有办法的，我故意不接这个电话，我会等到半小时以后打回去，如果他不接，我就一个劲的打，直打到对方接电话为止。我会先忙不迭的道歉，说刚才看书了电话打到静音，道歉之后再说这么晚了你打电话肯定有急事，赶紧说吧。这时候尴尬的是他，因为他并没有什么急事，他只是想操控我。我则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不担心这种操控，我还会在半小时后，在更深的夜里对你反操控。你想释放可以随时干预我生活的信息，我同样可以在“你半夜打电话肯定有非常紧急事情”的旗子下面告诉你我同样可以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你和你家人都要被打扰到。这一招非常有效，经历我这一番热情洋溢的电话斗智斗勇之后，没有人第二次半夜给我打电话。

当然有的上访户在我挂断电话后，依旧连续给我打电话，丝毫不体会我正在进行的开庭。事后我打回去一定要大发雷霆之怒，责问他为何挂断后连续打电话，质问他“我不是早就告诉你挂断说明我开庭，挂断后我肯定会给你打回去？为何接连不断的打？”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告诉他由于他今天严重耽误我的工作，所以今天我虽然给你打回去但绝不涉及你自己的事情，你先反思自己的错误，有事情明天再说。我是对你们很好，但不等于你可以毫无底线的干扰我的正常工作，不能惯着以至于让他本人产生我全部工作时间都属于他本人的错误想法，要敢于批评，敢于斗争。严肃斗争一次之后，再见面时就一定要和风细雨，嘻嘻哈哈问他知道错了吧，他也嘻嘻哈哈认了错，这事就算过去了，我们还得一起接着磨，不能把话谈崩。这其实也是立规矩，我们想长期把他吸附在自己身上，应该逐渐引导，以我为主，不能丢了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一个引导手段。

信访户在长期与各级干部“斗法”的过程中，已经慢慢摸清了很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命门七寸，他知道很多大官只是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其实是个纸老虎，他们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害怕跟这些不按套路出牌（其实就是不跟他们的下属一样听话）的老百姓打交道，怕说错话被人抓住，而信访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反倒是在干部面前有着气场上强大的优势。信访户希望用各种办法让干部“怕”，他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就等于是告诉他们你怕了，你不但是怕这件麻烦事，而且径直了说，就是怕他本人。而一旦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打电话，亲亲热热打电话，就一下子破了对方的功，这告诉他们我第一不怕麻烦，第二我更不怕跟老百姓打交道。

开始的斗智斗勇过去之后，双方就会成为朋友，他们对我也就有了很多体谅。比如前边说的黄某、贾某，还有几位不在这些“难度化解”之中的其他几位信访人，都知道我的手机，但他们几乎从来不打，只是打我的座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释放对我的体谅。还有李某敏，每次都先给我发很长的短信，并不直接给我打电话。有些上访户也是出于不打扰我工作的体谅，摸索出我最有空闲的时间段，他们会在早上七点半左右给我打电话，而那个时候基本上我都在上班路上。所以，我常常是一扶着车把，一手拿着手机跟他们聊，一聊半小时，聊完也骑到单位了。有的时候差点被汽车撞到，我就愤怒的“大骂”他们几句，他们也觉得不妥，忙不迭的道歉。我想他们的道歉应该是真诚的，因为他们真的不希望我被车撞到，这些哥们大概觉得，老赵要是出了事，谁管他们的事呢。

离开法院那年的年三十，我挨个给这几个老户打了电话拜年，电话里我都能听出他们的惊喜和感动，曾经的文艺青年老贾则直接抽泣起来。主动打个电话，效果就是如此之好。

9、让他们结成联盟。电影《手机》里费墨老先生有句还算有名的台词：“这世界上的事情，怕结盟”。结盟之后，盟员会相互传递信息，会相互激励意志，会有集体行动避免不了的极端行动逻辑，结盟后的力量就会大于单个盟员的力量之和。在不少朋友眼中，长期上访户个人本来的力量就很大，结盟之后，力量还不几何级上升？所以，很少有人会像我一样让上访人结盟，会觉得我这是天方夜谭。但我的确就是采用各种方法让他们“无意”中认识，让他们互留电话，互通声气，让他们结起盟来。

信访户结盟会有利于化解，这个经验背后的道理是我后来想明白的，开始我并没有主动采取这个办法，是跟着感觉走，在试错摸索出来的。

我化解过许多相当“厉害”的信访案件，这些案件平均化解时间都在两年左右，由于接手的时间不一样，信访人脾气性格不一样，所以对我产生信任和依赖的时间也不一样。张某夫妇是我化解的铁馒头之一，他们的案子经历三级法院审判和检察院监督，打了民事官司打行政官司，都是败诉，后来就连续去国家信访局上访。我接手后跟二人搞得关系也不错，但很长时间依旧感觉不到二人对我的完全信任。那时候我接手的权某夫妇上访案已经有了很大进展，我跟老权已经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可以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了。有一天这两对夫妇都来找我，我脑子里灵光一闪，觉得老权能说会道，让他帮我个忙吧。就先跟老权咬了耳朵，说“哥，咱们先聊，让他们二人在一边等着，聊完我再跟他们聊。到时候你们也别走，等我走了你帮我做做他俩的思想工作，你们的案子有相似的地方，帮我说服他们接受我的意见”。老权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我就先跟老权聊，聊的时候刻意把两起案子中类似的地方重复出来，我和老权一唱一和说给张某夫妇听。聊完我再正式介绍他们几人认识，让他们互相留了电话。从那以后，两对夫妇经常互相通气，我对老权采用的疏导方式，张某夫妇也逐渐接受。效果真的很好，后来在张某夫妇对我已经完全信任后，我同样借助他俩的力量让他俩与另外一对上访人雷某夫妇一起来，效果同样很神奇。两回成功实验后，我在接访过程中就刻意留出时间把要见我的上访户同时约来，大家伙先一起热热闹闹说会儿话，再一个一个跟我聊。跟我单聊的时候，谁爱旁听旁听，不想旁听就在外边自己聊天。说实话，信访人的时间成本很低，他们有着相当多的空闲，他们不会因为这样聊天而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反倒觉得很充实。往往是跟我聊完了，我都回办公室了，他们自个还会在一边聊半天。干好信访工作必须认真分析信访人的动机（前边说的琢磨上访户），上访动机有很多，但“被关心、被倾听”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他们渴望关心关注，渴望接访人的关注，也渴望普通人的关注，与其他信访人结盟成友，能够很好的满足被关注的要求。至于他们聊啥，我倒不怎么担心，他们肯定会聊我本人，会聊我对他们的各种好，也会聊我发起脾气来很吓人，聊他们的案子进展等等。他们各自也都愿意向我报告其他信访人对我的评价，说我干瘦的吓人、脸色蜡黄说话几乎是在喊，还说怕我万一不行了没人管他们事等。说实话，听到这些，我自己也忍不住泪。

结盟有助于化解的道理其实也不难想明白。长期信访户往往会觉得自己天大的冤屈，但冤屈经过比较就会觉得自己的冤屈好像也不算什么事。我曾经化解了老贾上访案。这个案子由于难度系数极高，所以它的化解给我带来极高的江湖名声，好多朋友都震惊于我居然把他化解掉了。他当时实名举报三级法院院长、三级检察长、三级政法委书记，直至实名举报中央巡视组组长，他说这么多人联合起来共同与原告（一个普通农民）构筑了一个惊天冤案——而这个案子就是他与人相撞，判赔2900多元，他说最多1000元。这么大领导联手为原告骗取1900块钱？可见他心里的执念是相当深重的。在上访过程中，他殴打法警、咬伤接访人员，几乎人见人怕。但后来我就是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了，老贾案的化解我使用了很多办法，最根本的是我认真分析出他的心理画像进行有效疏导，在把握他心理诉求的同时采用很多方法。让他与别人交友结盟是其中的一个小技巧。在他要见我的时候，我就刻意安排他跟老权、老杨一起来，这几人的共同点就是口才都超一流，他们见面后常常聊的热火朝天。有时候他们也互相争吵，争吵的原因是都觉得自己的案子才真冤，对方的不算事。这很有助于消解他们的迫害妄想，能够更平和的对待自己的冤屈——在自己内心世界里无限夸大了的冤屈。于是我让他们结盟就取得了所欲的效果：他们会互相消解各自的冤屈认知，会反思自己建立在自己“非常冤屈”认知之上的偏激行动。

结盟交友后，他们并不会形成共同行动，这个我有理由不担心。因为信访户之间无法形成真正的同盟，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各自的利益都是完全独立的。另外，信访户往往具有唯我独尊的性格，就算产生一时的共同利益诉求，他们也会出于各自的利益算计，让别人先出牌，自己搭便车，而长期上访户有一个算一个都极其聪明——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产生集体行动。他们“结盟后”，不但他们的本来期望值会在相互比较后会有所降低，而且他们对我本人的认知也会在相互交流后大大增强——各自道听途说的关于赵耀彤的各种赞美都会被他们添油加醋的相互传播，进而极化强化，所以在这几个盟员里面，我的形象几乎是带着光环的，而这些光环又增加了我的说服力。

写到这，不由得感慨一句，这些上访户尽管常常气的人脑瓜子疼，但骨子里依旧是有着善根，他们还是属于我们的群众一份子。对这些群众有没有尊重和喜欢？能不能产生尊重和喜欢？这是群众态度问题，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这个话题我也会专门拿出一期来向同志们汇报。

另外向大家附带报告的是，我之所以不怕上访户结盟还因为我不怕集体访，集体访是信访案件里面相对比较来说比较容易化解的，我有着多次快速高效处理集体访的成功经验。其中有多次业主集体访、非法集资受害人集体访、农民集体访、健身房办卡人员集体访、下岗工人集体访等等，除了拆迁户集体访还没有遇到过之外，其他种类的集体访基本上处理了一个遍。集体访让不少同志视若危途，特别是突如其来的集体访，简直就是铁馒头无从下口。而那种双方集体访，双方都是弱势群体的集体访，比如一方是下岗工人一方是失地农民，就不仅是铁馒头而成了超大个铁蒺藜，招不得碰不得。但其实集体行动，往往更有规律，也就更容易对症下药，快速平息。我处理集体访是如此迅捷（每次只要两三个小时），以至于我在介绍接访经验时根本不想把他们当做引发我足够疼痛的接访经历记录下来。集体访的化解的确是有技巧的，但这个化解手段的技巧性过强，我必须考虑到这些技巧的负外部性，所以集体访的化解就不能在公开笔谈中与大家交流，只能是在内部课堂上向同志们当面报告了。今天是内部交流，我可以把这个心法说出去，集体访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然后分化，一定能够分化的！不可能是统一意见的！（课堂讲授几个具体案例，分析他们诉求的不同，从而回溯各自的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最不行也是说话的机会，话多的人说完时候让话少的人再说说，然后大肆赞扬话少的人说的准确，开玩笑般说“这个大哥说了半天我没听明白咋回事，这个小兄弟说了几句就听明白了，后生可畏云云”，这样就很能分化。）

10、要敢于批评。信访化解过程中，当然不能只是站在“法治”高地上对信访人做“不法治”“不大局”的道德批评，要从心里尊重这些上访人员，这些我在上边已经从好几个角度说了很多。但是我们更不要因此走向另外一个反面，那就是不敢直面上访户的无理、非法甚至荒唐荒谬的诉求，不敢批评上访户无限的归因、无依据的猜疑联想。如果我们说第一种做派是装模作样的官僚主义，那么第二种做派就是精明算计的乡愿德贼。

见了上访户，要情感吸附，但绝不等于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很多人，特别是有些部门专门“养”起来的道德表演艺术家就非常善于此类表演，他们见了上访户，同样非常热情，但是他们抱定了把这个上访人哄走，骗走，不让他找自己麻烦的想法，他们只是想着推卸责任，想着甩锅，让别的同志唱黑脸得罪人，自己只想着收获“亲民”的口碑。这些人往往不具体承担信访考核责任，他们也没有党性把这些信访人主动揽在自己身上，因而从来不敢有任何的批评，不敢对无理诉求、过分诉求泼冷水。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热爱群众，而只是毫无原则的表演艺术家，他们只想自己收获亲民口碑，而不想到自己做为治理者的责任。

上访户，特别是长期上访户的诉求，很多都是没有道理的，对这些诉求和支持这些诉求的理由都要敢于批评，敢于坚持。而且批评的时候有两个铁律必须要坚持，如果不敢使用这种办法，就一定要从自己的党性里面找原因，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党性修养让自己担当。

第一个是一定要说我就觉得你这个不对、不行，你这个想法没有道理。把否定对方的主体清晰明了的定位在自己身上，就是我本人觉得你这个不对，千万不要笼统含糊的说“上级领导觉得不对”“别人都觉得你这不对”，那样就会给他一个情绪上的出口，他会觉得我本人还有可能支持他。就直接了当说你这个不对，不给他再找想象中的“其他领导”理论的余地。要敢于自己唱黑脸。唱黑脸当然也要讲道理，讲对方的诉求为啥不成立，道理讲够并且双方混熟之后，就可以不讲道理而直接跟他们说“这事你懂还是我懂？你懂你咋不去大学教课，人家让我去？你信得过我就信我说的理”。这种论述当然有重大逻辑错误，典型的诉诸人身谬误，但是跟这些老百姓讲道理，只要你敢忘自己人身上揽，只要他们对你的人身产生信赖，他们就很容易被诉诸人身的谬误说服。

第二个铁律就是说如果要骂就把自己跟对方裹在一起骂。长期上访户有很多无理诉求，这种诉求否定之后最好进行一下道义上的、情感色彩浓厚的批判，因为这样的批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能够给他们产生震撼。比如，如果批评对方的诉求太过分，我们可以说这种要求“太不要脸了”，但千万不要说“你这种要求太不要脸了”，那样只会让他觉得是在骂他，肯定会暴怒而且会去纪委告我。我常用的办法是把自己裹进去，比如我会说“靠，咱们哥俩要是像组织提这种要求，那就丢大人了，咱俩的脸都不要了？人家就说咱哥俩都不要点脸了，人家就会笑话咱们哥俩”。这样口口声声把自己跟他裹在一起骂，即能对他产生震撼，又让他说不出啥来，就算他录音去告，也不好说我对他有啥言语不敬。他反倒会觉得我跟他一条心，跟他一个战壕。

总之还是那句话；用最怂的态度，说最硬的话。

11、抱定终生，不求速结。

交流到检察院后，领导让我分管控审工作，也就是检察机关的信访。去年控审条线有简易听证的次数要求，我想前几天把老权说服了，让他来走个听证程序吧。我们邀请了几位听证员，有律师，也有一位曾经常年为老权这事头疼的政法委接访干部。我们让老权再正式讲一遍诉求，我们再正式给他讲一遍理由，他高高兴兴的接受，看都不看那好几页笔录签了字。我说：“你看看，省的以后赖我们没给你记对”，他哈哈笑着说：“兄弟，这辈子要连你都信不过就没啥可信的了”。这让政法委那位同志很惊讶，他说：“老权，这些道理以前在公安局也多次说过，你看你跟公安局的同志吵的那个劲头——今天咋这么听话”。老权没说话，就是笑，然后我俩嘻嘻哈哈开了几句玩笑。老权走后，政法委的同志说早就知道我会接访，没想到这么神奇，因为他太知道老权难缠而且偏执、说话的时候情绪不受控制、时不时就大怒了。公安局的同志都拿他没有办法，咋我拿着法条跟他念了念他就服气了呢？实在是太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