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禁止核试验条约：比着扔核弹，美苏当年套路，神似今天中美|核弹|核战争|核试验条约|约翰·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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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肯尼迪就任时，美苏核武器已发展到双方都能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的水平。

这一情况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观念，全面世界大战变得越来越不可想象。

美、苏领导人和决策者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肯尼迪曾估计，如果核战争发生，在开头的18 小时内死亡的人数即可达1.5亿，相当于美国在二战中死亡总人数的500倍。

因此，他认为这一情况“改变了对所有问题的所有答案”。

特别是，这时苏联已经赶上来，尽管民主党在野时用以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导弹差距”说（称苏联到1962年洲际导弹就要超过美国1/3）不符合事实，但美国的优势确有缩小的趋势。

“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这一说法在美苏领导人的讲话中经常出现，这绝不只是宣传。

另外，肯尼迪深信战争可能由于当事者估计错误或偶然事件而发生。

1、美苏双方的接触意愿

在核时代，这种错误的后果不堪设想。

以朝鲜战争为例，他认为当时北朝鲜错误估计了美国的意图，以为美国把南朝鲜划在防御线之外，后来美国又错误估计了中国，以为中国不会出兵。

因此，经常保持接触和对话，了解对方真实意图至关重要。

根据这种对核时代客观形势的估计，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对与苏联争夺寸步不让，对全面加强实力不遗余力；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不能以武力消灭之，必须与之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实际上也有同样思想。

这一时期他的讲话和苏联的宣传经常提到在一场核战争中双方将同归于尽。

在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第一封私人信中，他把世界比作“诺亚方舟”，上面所有的人，不论是自以为属于“洁的”还是“不洁的”，都希望它不要沉下去。

肯尼迪立即复信表示赞赏这一比喻，并说不论在意识形态上有何分歧，双方合作制止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双方虽然争夺激烈，并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双方的对话、互通信息以及各方面的交流也得到战后空前的发展。

这个时期，美国重视对苏关系，对苏联的研究比较发达。政府中有不少第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如刘维林·汤姆森（驻苏大使）、波伦、凯南（驻南斯拉夫大使）、哈里曼（无任所大使）等。

肯尼迪在当选前，就经常与民主党顾问委员会的外交政策顾问们讨论对苏关系，除上述成员外还包括资深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富布赖特以及前国务卿艾奇逊等。

除艾奇逊主张强硬路线，并坚持其主战场在欧洲的思想外，其余诸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形势已起变化，苏联对西欧的军事威胁已减退，中苏分歧确实存在，就裁军问题与苏达成妥协确有可能，与苏联争夺的场地逐渐转向不发达地区。

肯尼迪本人倾向于这一派意见。

2、维也纳会晤前后

肯尼迪上台之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制定对苏政策。事实上，苏联方面也有缓和关系的想法。肯尼迪就职时，赫鲁晓夫发来措词极为热情的贺词。

几天之后，苏联就释放了7月间俘获的两名美国飞行员，并且向美方明确表示，释放的时间故意推迟，是为了把好处给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

作为回报，肯尼迪也作了一些姿态：

取消了已实行十年的对苏联蟹肉进口禁令；取消对苏联印刷品的邮检；建议恢复一年以前中断的民航谈判；指示美国军政官员在公开讲话中降低反苏调门；宣布不再派U-2或其他飞机在苏联上空侦察等。

其后苏联又以U-2飞行员鲍尔斯，交换了以间谍罪为美国拘捕的阿贝尔。在双方做出缓和姿态的同时，赫鲁晓夫1月6日发表了关于1960年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的报告，以高昂的调子表示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强调支持民族解放战争，但同时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必须避免，并提出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主张。

美方认为赫鲁晓夫这一讲话代表其强硬态度，但至少他认为必须避免大国之间的核战争是有诚意的，他的“好战”立场只在第三世界，而以不引起美苏直接冲突为度。

据此，肯尼迪认为仍有希望与苏联就控制核武器问题，达成某种妥协，同时需要对苏联在不发达地这的“扩张”予以强有力的制止。

2月，肯尼迪召见了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汤姆森以及三位前任大使哈里曼、波伦与凯南，共同商讨对苏政策。

在这次讨论中，肯尼迪提出要亲自会晤赫鲁晓夫，并得到几位大使的一致赞同。

于是汤姆森带回了肯尼迪于2月22日签署的致赫鲁晓夫信，亲手交给赫鲁晓夫。

肯尼迪在信中建议于当年春天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会晤，后者对此欣然表示同意。

但是此后美苏在日内瓦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又陷于僵局；更主要的是发生了猪湾事件，美苏首脑会晤遂搁置下来。

5月12日，正当肯尼迪筹备访欧之行时，接到赫鲁晓夫对他2月22日信件的正式复信，建议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晤，并同意讨论裁军、老挝和柏林问题。

肯尼迪喜出望外，于是在访法之后，于6月3日抵维也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两天的会谈。

这次会晤在具体问题上双方寸步不让，无结果而散；在务虚的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但是毕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亲自晤谈，互相有了认识。

另外，双方对和平共处都表示了意愿，事后肯尼迪向全国发表谈话，对维也纳会谈的评价是，“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没有获得，也不假装获得任何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至少对话的渠道已经打开”，其决定对和平举足轻重的两个人都同意保持联系。

3、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的原委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试条约》），这是美苏之间达成的第一个有关核武器的协议，也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自诩的各自任内最大的和平成就。

这一条约后来又由100多个国家签署，当时法国拒签，中国强烈反对并予以谴责。

就部分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的想法，最早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9年向苏联提出过，为苏联所拒绝。

肯尼迪任参议员时就曾把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主张，作为他个人的主题，多次就此发表激烈演说，大声疾呼核武器的危险。

他从就任总统一开始，就希望把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作为他的一项重大政绩载入史册。

此时肯尼迪受到两股相反的力量的压力：

一方面，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和一部分军方人士，特别是空军，已经等得不耐烦，竭力要求恢复核试验。
1960年底“原子能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声称，再不恢复核试验，“自由世界就有失去核优势的危险”，而美国如恢复试验，可在新武器设计方面取得巨大进展。

他们还担心苏联实际上在偷偷地恢复核试验，因为还没有就检查手段达成协议，并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能检查得出来。

该委员会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长期不进行新的试验，第一流的科学家就将失去兴趣而流向其他领域，使美国的核武器实验室大大减色，而苏联刚停试多久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美国在激烈竞赛中将多一个不利条件。

这种主张也来自一部分国会议员。

作为以微弱多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经常要受到共和党强硬派，责其对苏软弱的压力。

另一方面，美国与国际要求裁军、反对核武器的群众舆论日益强烈，科学家不断发出关于放射微尘对人类的危害的声明。

例如，美国著名化学家、二战时曾在国防研究委员会任要职、1962年获诺贝尔奖金的保林从1958年起就大声疾呼反对核武器，至1960一1961年间以他为首的大批科学家不断发出禁止核试验的签名运动，并在《纽约时报》等报纸登载大幅广告。

西欧各种和平主义者和各界人士发起的核裁军运动规模也日益壮大。

当时放射微尘的危害已成为世人关注的问题。

自1957年苏联提出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倡议以来，苏联及在苏联影响下的各国和平运动，也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反对核试验的宣传运动。

美国的亚洲主要盟国日本的人民对这一问题特别敏感。

一年一度的8月6日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以及各种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活动，不论举办者政见如何，矛头都是针对美国的。

总之，在反对核试验的宣传上，当时苏联处于有利地位，而美国处于被动肯尼迪既然在野时已以此作为自已的宣传题目，上台后就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并且把宣传的态势扭转过来。

4、美苏的分歧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求将原定于1961年2月7日复会的日内瓦会议推迟至3月21日，以便他能对美国政策作一番彻底审查，此建议得到苏联同意。

然后他指定曾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防部长的麦克洛伊，主持一个班子详细研究已经举行250次的日内瓦谈判记录，找出美苏分歧症结所在，并提出美方进一步谈判的方案。

肯尼迪有意用一个上届政府的共和党人担任此职，以便日后在无损于美国核优势的细节上做出让步时可以大大减少共和党的攻击。

麦克洛伊指定了个由14名专家组成的小组，组长是贝尔实验室主任费斯克。该小组（全称是“研究日内瓦体系的能力与影响的专题小组”，简称“费斯克小组”）于3月2日向总统指派并亲自主持的一个高级委员会提出报告。

该委员会除包括军、政、科学方面的有关负贲人外，还有美国新闻署署长，足见肯尼迪对宣传之重视。

经过与国会以及舆论界领袖磋商、解释，终于取得一致意见，由迪恩作为谈判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但是谈判仍不顺利。

主要分歧是：

（1）西方坚持由一名中立成员进行监督，而苏联认为没有人是真正中立的，坚持“三驾马车”；
（2）每年的核查次数，苏联仍坚持3次，美坚持20次；
（3）在苏联领土上设置的侦察站数，苏主张15个，西方主张19个；
（4）侦察站的人员，苏方主张全由本国人组成，西方主张全由他国人组成。一个月之后，苏联正式拒绝美英联合建议。

美国本来就没有指望苏联接受，苏联的拒绝使美国取得了宣传效果，扭转了舆论认为是美国在拖后腿的印象。

5、新的一轮核试验竞赛

1961年8月30日，苏联宣布决定恢复核试验，理由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