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作为中国禅宗创始人，其身世由来至今仍不清晰。本文依据六祖《坛经》的自述，辅以《南史》《陈书》记载，初步认定六祖慧能为萧梁时期新州刺史卢安兴的后代。六祖“不识文字”，是其先世谋反遭到镇压所致。为逃避追捕，六祖先世曾以船为家，变身“疍家人”。从六祖身世出发，可以认为疍家人没有统一的“族源”，水上人家的人口来源是动态多元的，他们由不同世代“逃避追捕”的人群组成。

广州光孝寺六祖像

慧能（838-713）出生于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后起的慧能传记及突然出现其父卢行瑫于唐武德三年（620年）流放岭南的记载，纯属画蛇添足。武德三年唐朝尚未平定岭南，何能将流人安置新州？证之以敦煌博物馆《坛经》抄本，六祖身世叙事越到后来越加丰富生动，正如顾颉刚所说，是“层累地造成的历史”。

《坛经》中的自述

最早版本的《坛经》中，六祖名“惠能”，后来普遍写作“慧能”。在存世最早的《坛经》敦煌博物馆抄本中，慧能如此自述身世：

惠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少，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比敦博本稍晚的是保存在日本的惠昕本《坛经》，这段话基本相同：

某甲严父，本贯范阳，左降岭南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少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坛经》主要版本都来源于慧能弟子法海的记录。法海根据慧能口说笔录，“本官范阳”应是记录时听错，惠昕本更正为“本贯范阳”。慧能在信众面前，称其父曾在范阳做官不合乎情理，作“本贯范阳”则是自述家世应有之语。后来，众多版本《坛经》及各种慧能传，增加了“俗姓卢”的叙述，或者是慧能私下道及。范阳卢氏为中原望族，与清河崔氏、京兆韦氏并称。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旧时“入粤”第二代，多喜欢自称原籍，往往要从第三代起，才自称岭南人、粤人、广东人。彼时，来自“中原”才显得荣耀，岭南人是受歧视的，称为“獦獠”。慧能在湖北黄梅初见五祖宏忍时，自我介绍“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由此才引起“獦獠”是否也有佛性的辩解。慧能大方承认自己是“岭南人”，可判断不是第一、二代移民，当是数代之后。

慧能父亲去世时，孤儿寡母，（《曹溪大师传》称“三岁而孤”）穷困至极，要从新州（今新兴县）夏卢村到达南海（广州），交通很成问题。这是既往学界未曾重视的疑点。今日看来，两地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公里，似乎很方便，但考虑到唐代的陆路交通状况，步行十分艰难。若引入新视角，他们一家原本生活在船上，这个难题就迎刃而解。水上人家无论男女都善于驾船，从西江水系到达广州，只要带够粮食、清水，不存在太大困难。直到民国时期，广州市区居民柴火主要靠疍民供应。一千多年里，卖柴是“水上人家”谋生渠道之一。卖柴不需要多少本钱，却能维持基本温饱，这是非常合理的选择。

《（崇祯）肇庆府志》中提到新兴卢溪水因六祖慧能得名：“卢溪水，发源于李崛岭，经卢村，过龙山，绕县城东门北流，合锦山水。六祖禅师所生之地。祖姓，因名。”按后世的航道推测，六祖之母驾船沿卢溪水北行，在高要南岸镇进入西江水道，顺流而下直达广州。

王维《六祖能禅师碑名》称：“禅师俗姓卢氏，某郡某县人也。名是虚假，不生族姓之家；法无中边，不居华夏之地。善习表于儿戏，利根发于童心。不私其身，臭味于耕桑之侣；苟适其道，羶行于蛮貊之乡。”按王维原本的意思，“名是虚假，不生族姓之家”，认为慧能出身于岭南土著家庭，与中原士族毫无关系。王维之所以这么说，跟他是个道行高深的“居士”有关，在他看来，高僧的俗家姓名、籍贯，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法无中边”，无论是出身中原士族还是生于“蛮貊之乡”，一样都能成佛。王维超脱，但俗世中人不作此想。因此，后代的著作要不断为慧能“补充”家系资料。

后起的《六祖大师缘起外纪》突然出现慧能之父“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新州”的文字，这是《坛经》原本所无的内容，目的在于给暧昧不明的慧能身世提供确定性的信息，没想到用力过猛，反而暴露自身的不可靠。《外纪》托名法海所撰，后世经常作为《坛经》附录刊行，“流毒”甚广。

“避卢亭岛夷之不敏也”

慧能俗姓卢，又自称“本贯范阳”，被怀疑为卢循叛军后代是避免不了的。鲁迅校勘唐刘恂《岭表录异》称：“卢亭者，卢循背据广州，既败，馀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牡蛎，垒壳为墙壁。”宋僧赞宁在其著作《笋谱》中称刘恂在唐昭宗时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作《岭表录》。”赞宁可能读过《岭表录》全帙，而不是后世所见的片断，可能对岭南“卢亭”有深入了解。赞宁作《宋高僧传》，其中的慧能传第一段文字为：

释惠能，姓卢氏，南海新兴人也，其本世居范阳。厥考讳行瑫，武德中流于新州百姓，终于贬所。略述家系，避卢亭岛夷之不敏也。……

卢循（？-411），字于先，小名元龙，范阳人。东汉以至隋唐，范阳卢氏是与清河崔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并称的北方望族。中郎将卢植，曹操誉之为“明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而国之桢干也”。卢植是卢氏一族兴起的关键人物，到了西晋卢谌则以诗著称，《昭明文选》选录了卢谌5首诗。卢谌正是卢循的曾祖父，他被胡人杀害，其后人被迫南渡。卢氏过江较迟，在东晋朝廷中缺乏地位，乃利用天师道信仰，屡次图谋颠覆东晋政权。在卢循之前，卢悚、卢晨等“妖贼”曾发动宫廷政变失败。“妖贼”指利用天师道谋反的人物。

几十年前，卢循起事被称为“卢循起义”，史学界把这一事件纳入“农民起义”的范畴。是时，农民起义史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收录未免过滥。卢循起事，并不反映农民阶级的诉求，不过是流落南朝的卢氏不甘失势、争夺权力的举动。卢循利用东晋末年烽烟四起的形势，自任广州刺史，割据岭南，后率兵进攻建康。东晋大将刘裕派孙季高、沈田子抄其后路，从海道突袭广州，端了卢循的老巢，卢循本人在交州中箭落水而死。

卢循叛军人数众多，他本人兵败身死，余党都哪里去了？《太平寰宇记》在叙述福建泉州时说：“泉郎，即州之夷户，亦日游艇，即卢循之馀。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麦细陵等，并授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结兼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卢循失败后，余党“散居山海”，其中相当部分，变身为“浮家泛宅”的疍家人。

广州河南（海珠区）一直传说有“卢循故城”遗址。卢循军队在珠江南岸扎营，留下断墙残垣、砖头瓦砾，到清代仍有遗存。故城究竟在何处，说法不一，有人说在刘王殿岗，即今广州美术学院所在。乾隆朝进士潘有为，出身十三行潘氏巨商之家，其家族自乾隆年间于广州河南营建园林，平日多居于此。潘有为《河南杂咏》竹枝词有两首咏卢循及“卢馀”：“惭负骚人之子孙，广州南面枉称尊。沈郎一战全师溃，空有横江壁垒屯。”“不比桃源可避秦，触舟丛苇且藏身。水村画本工椎结，认是卢家有后人。志载：类于渔而异于蛋，曰卢馀。”

《晋书孙恩卢循传笺注》封面

人们怀疑慧能为“卢馀”，是很有道理的，第一个特征是出身范阳卢氏，第二个特征是曾经居住在船上。赞宁及后世传记作者，必须给他们家族安排“流放”的历史，否则很难洗刷“卢馀”的嫌疑，故而补充慧能之父卢行瑫“武德中流于新州百姓”，后人再具体化为“武德三年”。“武德”为唐高祖年号，“武德三年”（620年）岭南仍在萧铣割据势力统治之下，“流于新州百姓”一语十分可疑，把罪人“流放”到朝廷尚未控制的地区，应属无稽之谈。《旧唐书·地理志四》称“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新州……索卢，武德四年，析新兴县置”。六祖慧能出生时，出生地夏卢村还属于新州索卢县，后索卢县又并入新兴县。旧版《新兴县志》记载唐代有两个卢氏名人流放新州：诗人卢藏用因依附太平公主，被武则天流放新州，时在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宰相卢杞于建中四年（783年）贬为新州司马。这两人贬流新州，都在慧能出生之后多年。从历史记录看，没有武德年间（618-626）流放犯官到新州的记载。

卢子略围广州

赞宁澄清，慧能不是卢循叛军后代。笔者认为，慧能是卢安兴后代。据韩涛硕士论文《中古世家大族范阳卢氏研究》，卢安兴祖籍范阳，萧梁时期曾任新州刺史、南江督护。为随时镇压粤西少数民族叛乱，萧梁设置西江督护、南江督护职位，陈霸先即曾任西江督护。所谓“南江”，指的是今郁南、罗定一段江面。为防内外勾结，督护由来自岭北的官员担任，萧梁朝廷不会任命岭南土著担任此职。

卢子雄是卢安兴之子，任新州刺史。大同七年，武林侯萧咨刻暴，交趾豪右李贲反，朝廷命令多个将领征讨，都劳而无功。大同十年（544年），李贲称帝，朝廷檄高州刺史孙炯、新州刺史卢子雄率兵征讨，抵达合浦时将士染疫者六七成，被迫回师，被认为抗命，在广州赐死。部将杜僧明等拥戴卢子雄之弟卢子略、卢子烈起兵叛梁，围攻广州，被陈霸先击败。据《陈书·杜僧明传》记载，卢子略、卢子烈“家属在南江”，可能是指今郁南县南江口镇。笔者推测，战败之后，卢氏家属从南江逃脱了官军追捕，到新州定居繁衍后代。卢兴安、卢子雄两代任新兴刺史，其家属对此地应十分熟悉。人类学家黄新美认为：“这场战乱，卢子略等人一些残兵败将逃命时，以及当地因避战乱而逃命的人，不可能没有一些人流散入江海之间，散入疍家群体里。”（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第119页）陈霸先于557年废梁自立，至589年陈朝灭亡，卢家在梁、陈两朝隐姓埋名数十年，至隋朝建立，卢家不再是“叛逆”，但已习惯了船居生活。

《南史》有“广州人卢子略反”的记载，后世遂误以为卢安兴、卢子雄、卢子略父子为广州土著，其实这个家族仍是范阳卢氏后代。

广州光孝寺六祖碑

馀论

闽、粤疍人长期在船上生活，不识文字，对于自身“历史”谈不上文字记载。学界曾讨论过疍人的来源，没有简单的结论。从本文揭示的慧能家世来看，疍人应该是历朝历代反抗朝廷、官府的人们，为逃避追捕而散入江海，不断有新的血脉注入，没有统一的族群来源，“血统”当然是混合的。

对于“水上人”，可作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但只有他们当中个别人物“上岸”以后留下文字，才有可能做历史学的研究。在中国这个“身份”社会，历史上“水上人家”一直饱受歧视，即使是1950-1960年代开始“陆居”的人，也往往避谈过去，这就使得水上人家的历史学研究近乎不可能。据笔者的研究，近代岭南名人有相当大数量出身疍家，但主动承认的，只有冼星海、霍英东等寥寥数人，原因很简单，疍家人被歧视了一千多年，他们的后代好不容易登岸后洗脱了这个标签，要把这个充满屈辱的标签贴回去，实在难以接受。

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东南亚高地“赞米亚”的人们，采取各种策略逃避河谷政权的统治。闽、粤疍家人族群，是不同世代“逃避追捕”“逃避迫害”的人们陆续加入的结果。在航海技术提升后，有些闽、粤先民逃到东南亚，成为最早的华侨。资料记载，潮汕人大批下南洋，与潮州总兵方耀的“清乡”有密切关系。方耀“清乡”时，可以不经正式审判，指人为“匪”并就地正法。这些人逃避的是迫害，用“逃避统治”来形容还不确切，毕竟他们移居的国家，仍有统治者存在，只是“我之蜜糖彼之砒霜”，他们被中原朝廷认定为“罪人”，在他国却是有用的劳动者或商人，对促进经济繁荣有好处。

六祖慧能“不识文字”，不受“文字障”的妨害，才使他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创立禅宗。造成他“不识文字”的原因，是这个家庭曾经多年生活在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