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

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由此可知，“城旦春”“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劳役刑名，其等级由重至轻的顺序依次为城旦舂一鬼薪白粲一隶臣妾一司寇。

刑徒的可视性差别

关于刑期之有无至今仍存争论，但除却部分有期的劳动处罚，当时的刑罚不存在刑期，这在日本学界是较为权威的观点，本文亦从之。

在这些讨论中，如何理解未设定刑期也成了一个问题。若没有刑期，则在当时一旦成为刑徒，基本上就要承担终身劳役的义务。

然而，根据资料可确认，部分刑徒未被强制劳动，存在无法劳动的未成年刑徒，且子女将继承刑徒身份，故产生了当时的刑罚是否以劳役为第一要义的疑问。

而为了全面地理解此种情况，有学者提出，在秦及继之的汉初刑制中，劳役刑是否亦可谓以身份贬降为第一要义的“身份刑”。

这样，刑徒被认为是比一般民众更低的身份，被排除在一般民众形成的秩序之外。

如此，时人将贬降了身份的刑徒视作被蔑视及排除的对象，若将此作为刑罚的效果，则为使身份遭贬降的刑徒一望而知，刑徒的身份差异应是可视化的。

区分刑徒与一般民众，最显著的特征即身体刑之有无。身体刑作为损毁肉体的刑罚，与劳役刑配合使用。

对所犯罪行较轻的司寇、隶臣妾，以及拥有特权身份的鬼薪白粲，施以称作“耐”的身体刑；对罪行最重的城旦舂，则施以不可能恢复的、损坏肉体的“肉刑”。

以肉刑为首的身体刑，可理解为其将犯罪者异形化，进而实现将犯罪者排除出社会或共同体的目的。

这样的身体刑将刑徒与一般民众相区别，若当时的刑罚应称作身份刑，则根据被判处的刑罚之轻重，在刑徒之间也应设定了身份的上下层级。

这样一来，从秦代的资料来看，除身体刑之外刑徒也存在外表可见的差异，这点应是可以确认的。

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简147载：城旦舂衣赤衣，冒赤氈，枸椟標秋之。

如此可知，城旦舂被强加了穿戴红色囚徒服、红色帽子和刑具的义务。过去学界认为，秦的刑徒应是全都穿着“赭衣（红色囚徒服）”。

然而，《司空律》简134—135的记载如下：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赎赀责（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枸椟摞枚，将司之。

类似的还有《司空律》简141：隶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赀赎责（债），齩（系）城旦舂者，勿责衣食。其与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

律文规定，城旦舂之外的刑徒、奴隶，在与城旦舂服同样劳役的情况下，穿着与城旦舂同样的衣服。

这表明，城旦春之外的刑徒原本穿着的是与城旦舂不同的衣服，法律设定了刑徒之间的服装差异。

附带说明一下，与《司空律》简147同样的规定，亦见于《岳麓秦简（肆）》简167-168，可见对刑徒服装的规定有秦一代几乎是一以贯之的。

此外，《岳麓秦简（肆）》简167-168载：司空律曰：城旦舂衣赤衣，冒赤氈，构椟秋之。诸当衣赤衣者，其衣物毋小大及表里尽赤之。

虽然律文中规定“当衣赤衣者（必须穿着红色衣服的人）”，但亦可据此推测出刑徒中存在不是必须穿着红色囚服人。

最初，红色囚服被认为源于上古的象刑（不科处肉体刑罚的表象性刑罚）。

如《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五所引《尚书大传》载：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履，下刑墨蠓，以居州里，而民耻之。

如其所述，根据刑罚之轻重有差异地设计刑徒的服装，红色囚徒服是“上刑”，即适用于最重的刑罚。

在秦代，较死刑次之的重刑即对城旦春附加穿着红色囚徒服的义务，可以认为是继承了这一做法。

尽管学者们认为，秦代刑徒的服装是城旦舂与除其以外的其他刑徒的区别所在，但其他刑徒具体穿着何种服装，尚未明确。

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简94-95中可见这样的规定，即对于没有妻子的隶臣，及由于年老或年幼而无法自行负担衣服的隶臣妾，官府为其支付衣服的费用。

这表明隶臣妾原本是自行负担衣服费用的，且从这一点可推测与隶臣妾服装相关的制约似乎并不那么严格。

综上所述，一方面，秦代一般民众与刑徒首先依据身体刑之有无而差别化，刑徒之间的身份高低则根据身体刑的程度与服装的差异来表现。

另一方面，如前引《司空律》所述，城旦舂以外的刑徒在与城旦舂共同服劳役的情况下，被附加了穿着与城旦舂相同衣服的义务。

这可能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即根据每种劳役内容统一管理刑徒。可以说，原本用以表现刑徒之间身份差异的衣服也成为区分劳动力的标志。

陶安指出，在睡虎地秦简的时间点刑制已经产生了变化，从对刑徒服装的规定也能看出这一点。关于汉初刑徒的服装。

可见《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因吕后而沦落为舂的戚夫人穿着赭衣、佩戴钳。

由此可知，在汉初，城旦舂亦被强制穿戴红色囚徒服和刑具。但在《二年律令》中未见直接规定刑徒服装的律文，《二年律令金布律》简418-420仅可见为刑徒分发衣服的规定。

诸内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稟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绔（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绔（袴）丈八尺、絮二斤。

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稟禅，各半其丈数而勿稟绔（袴）。布皆八稷、七稷。以裘皮绔（袴）当袍绔（袴）可。

关于此处“徒隶”一词，目前存在不同解释，但从里耶秦简的记载来看，已可明确“徒隶”中包含了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故“徒隶”有可能指代刑徒的整体。

若是如此，则在相关条文中，自隶臣妾至城旦舂的汉代刑徒的衣服一律统一管理，这一点引人注目。这种刑徒衣服的统一化，与秦代强调刑徒间身份差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在《二年律令具律》简88-89对女性减刑的规定中，规定了女性的耐刑减为“赎耐”，由此可知，可通过纳人金钱以回避作为身体刑的耐刑。

这表明汉初的身体刑已不再是区分刑徒与一般民众的绝对身份标志，而有了可替代的身份标志。可以推测，或许统一的刑徒衣服就是这种身份标志。

《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所载，为西汉文帝初年之事：赦罪人，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宫宅潔认为，在刑徒的赭衣上书写特殊文字成为辨别刑徒的标志。

与秦代不同，汉初的刑徒在按照统一的红色囚徒服区别于一般民众的基础上，再以衣服上书写的文字或记号，按等级进行分类和管理。

在睡虎地秦简时期，为了便于管理，已经开始统一刑徒的衣服了，并在汉初得以定型，据此可知，刑徒之间应该已经存在身份性差异，也就是说身份刑的要素正在被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