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参加瑞士一个高等教育小型研讨会的发言。过去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教育规模已经位居世界首位，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准也快速提升。但从整体看，中国高等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也不能满足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学术支撑的要求。我们还应推进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增加对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投入，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转变。

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80年代是恢复期。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大学重新走上正常运行轨道。尽管当时的条件差，学术研究水准也不高，但教师和学生热情高涨，刻苦学习、研究学问蔚然成风，让人联想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鱼龙混杂，市场紊乱。大学受到冲击，从高高的象牙塔跌了下来。教师做生意，学校办公司，学生想出国，精神空虚，价值危机，实用主义盛行，大学陷入低谷。

第三个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这时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基本清晰了，国际政治形势趋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利用 1998 年北大百周年校庆的机会，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和计划，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历史转折，从此，中国高等教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从1998年至今的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几个显著变化：

一是大学的合并和扩容。通过合并整合，很多单科学校成为综合大学，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大学扩容和新校区建设，使在校生规模从1978年的87.5万增长到3700万，毛入学率达到42%，更多的人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是实施创建一流大学计划，提升学术竞争力。设立“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大学的发展；设立国家和学校的人才计划，大力引进优秀人才；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改善基础条件，提升了大学的学术竞争力。

三是增加教育投入，推进教育改革。中国的教育经费保持持续增长，2012年的教育投入已达到GDP的4%；鼓励各学校积极探索，开展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管理体系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大学章程，推进依法办学；广泛开展国内外大学管理层交流，借鉴发达国家的大学治理经验，提高大学的治理水平。

中国大学的发展很快，进步不小，但总体看，仍然是一种比较粗放的模式：考虑近期发展比较多，长远战略布局少；对学术研究的关注多，人才培养的进展少；基础条件建设的投入多，体制机制建设的成效少。很显然，这种粗放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要加快大学的体制机制建设，向内涵建设模式转变。

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

从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层面看，高等教育必须承担两项责任：

一是提高质量，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人才和学术支撑；

二是促进教育公平，更加关注西部地区和贫困家庭，使贫困家庭能够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流动。

为了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督促大学向内涵发展模式转变，政府决心推进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

一方面，政府自己在简政放权，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调动大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求大学加快综合改革和体制机制建设，使大学的运行更有效益。为了稳妥推进，中央政府指定北大、清华和上海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

综合改革是从影响发展的瓶颈问题入手，梳理各种体制性的制约，综合规划，分步加以解决。目的是释放机构和个人的创造潜力，提高资源效益，实现学校的使命和发展目标。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确学校的使命和任务。北大的核心使命和任务是要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要产生能够影响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新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

在此基础上，学校还应当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这些外延任务也是聚集社会资源，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学校的综合改革应当紧紧围绕核心使命，找出影响学校发展的瓶颈问题，集中力量加以解决。

北大的综合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几方面内容：教育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学术布局调整、大学治理体系改革以及资源配置体系改革。

教育改革是综合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专业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培养方案的多样化，包括跨学科培养计划、主修辅修和双主修模式等多种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在通识教育改革中，除了完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之外，更加强调学生的全过程培养，真正使学生能够懂自己、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是所有研究型大学面临的共同问题，但中国大学的问题更加严重。

我们实施了学部内自由转专业、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并将院系的资源配置与教学状况相关联，促使院系和教师更加关注教学、关注学生。与此同时，启动了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评价改革。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文化氛围，使“近者悦，远者来”。

最近十几年，为吸引优秀的学者，我们实行了Tenure track和年薪制，使北大的人才竞争力大幅提升，但也造成了“新老双轨”并存的局面，教师的薪酬体系也很复杂，这些都影响了学校的整体氛围和人才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因此，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理顺教师的聘任、薪酬和晋升体系。为此，学校从2014年开始，新聘人员已全面实施Tenure track制度。2016年学校进行了薪酬体系调整，改善了教师的待遇，并开始对老体系教师进行Tenure评估，逐步过渡到新体制。

治理体系改革主要涉及学校的学术治理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学术治理体系改革的目的是让学者更多地参与或主导学术事务。

过去北大实行“学校—院系”两级管理，学校主要依靠职能部门管理院系，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现在实施了“学校—学部—院系”三级管理，学部主要负责学术事务，主任由学者担任，增强了学术管理。

目前，北大共有六个学部：人文、社科、经济与管理、理科、工科、医学，使学校的管理构架更加合理。与此同时，完善主要由学者参加的各类委员会，特别是建立了学科建设委员会，主动推动学术体系调整。

行政系统改革的重点是推进管理重心下移，给予院系更大的自主权。同时，学校正在谋划管理队伍的职业化，以加强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更好地服务学术、服务师生。

资源配置是学校调节各方利益关系的重要方式。目前，北大的资源配置仍然以集中管理为主，我们将逐步推进学部和院系的预算管理，给予院系和学部更大的自主权，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更加开放和可持续的管理模式。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机遇

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和进步取决于创新能力，教育是通向未来的桥梁，教育的目的是启迪智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教育搞好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就是优势，教育没搞好，就会是负担。

在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为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质量，国家将出台一系列新的建设计划和措施，各大学也在加快内涵建设，应对未来的挑战。新的一流大学计划。国家已确定了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将很快实施。

在新的计划中，除了继续强调大学和学科建设之外，还有几个特点：

一是更加关注教育，把人才培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二是更加强调竞争，引入第三方评价，打破封闭僵化，实行动态调整；

三是强调中国特色，要求大学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同时提高大学的世界影响力；

四是注重区域布局和国家特殊需求。

另外，对这次计划的投入也大大增加，未来五年要投入一千亿人民币左右，是上一轮的两倍。我们相信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仍然会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

高等教育新政。最近，国家出台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政策性文件，要进一步向地方和学校放权，让学校拥有更大办学自主权。这项高等教育改革新政涉及专业设置、用人体制、薪酬体系、科研经费使用、大学治理等很多方面，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将会进一步释放学校和学者的创造潜力，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竞争力。

继续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政府和社会将增加科技投入，建设一批大科学工程和基础设施，加大支持科学研究的强度；将在一些重要领域，建设一些国家实验室，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学术研究能力；也将继续保持教育支出占GDP4%的政策，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信息时代的教育。我们组建了东西部课程共享联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东西部共享。

截止到2017年年底，东西部联盟在智慧树平台上共开设300余门课程，共 2000 余所各类大学参与课程共享，千万学生通过智慧树网选择了学分课。智慧树通过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帮助西部大学提高教育质量，有力地促进了教育公平。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无论是今天的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优秀的现代大学都是建立在人类优秀文化基础上。尽管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都没有能够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

我们今天讲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要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还要思考和探讨建设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大学。我们当然不是回到旧时代，也不是回到旧时的书院，而是要在未来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新型的大学。

未来的中国文化应当融合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科学和理性文化、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的实践等等，应当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文化。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就是在广泛吸收多种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未来的中国大学，也应当在吸取各种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成长壮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文章来源：未来教育管理研究。

作者：林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