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大西南战役掀开帷幕，解放军与地方武装紧密协作，对西南四省的国民党余部展开了联合攻势。在国民党军士气低落、溃不成军的情况下，四川、西康、贵州、云南等地纷纷被解放军夺取。

然而，就在解放军大获全胜、迅速推进的时候，他们却在川滇黔三省交接地区遭遇了一支不同寻常的“游击队”。这支队伍装备简陋，人数稀少，农民打扮，却自称是红军部队，声称正在等待周恩来的命令。

这个自称红军的小队引起了解放军的好奇与疑惑。红军这个名称早已经过时，而这支特殊的队伍却似乎与周恩来有着莫大的关联。

1935年2月9日，红军部队挺进云南省威信县城，帷幕拉开了在这片革命热土上新篇章的序幕。中共中央毅然决然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寻求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策。

次日，我们齐聚在扎西湖广会馆，召开留选地方工作的干部会议，其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振臂一呼，激发着每位战士的革命热情。在这次会议中，我们正视着艰巨的任务，毫不动摇。

最终的决策将目光聚焦在川黔边区，决定在这片战略重地创建一支游击队，其使命是与敌人周旋、打击牵制，为红军主力的作战提供有力支援。

众志成城，我们红军战士们在充满困难的任务前没有丝毫畏惧。400名同志齐聚于1935年2月12日，在石坎子田坝头的大会上，徐策宣布了纵队的成立。然而，在这个庄重的时刻，一个军装干部突然走上了临时搭建的台子。

这位干部竟是周恩来同志，他缓步而立，目光深邃地扫视着众战士：“同志们，我是周恩来。此时此刻，我们的部队正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党需要你们在这片热土上投入游击战，与主力红军协同作战。”

周恩来同志的声音沉稳有力，他握紧拳头，提高音量：“当红军主力突围脱离敌人的围攻时，我将亲自下令通知你们归队。最后，期待着我们共同重逢的那一天。”

台下的战士们眼眶泛红，他们深知前路充满坎坷，但没有一个人选择后退。在动员大会上，战士们振臂高呼，他们的心中饱含期待，期待与红军主力重逢的那个激动瞬间。

在红军主力突袭遵义的计划中，一支名为川南游击纵队的特殊部队成为了计划中的关键棋子。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战术，通过在川南地区打着红军主力的旗号与敌军对决，故意吸引火力，成为一个虚假的灯塔。

这支队伍不仅展示了强大的战斗实力，更是以自杀式攻击的方式存在，为的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为红军主力争取时间。他们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他们肩上的标签是英雄。

川军将领被这个虚假的红军主力所迷惑，误以为红军主力就在川南。于是，川军立刻调动了精锐之师，形成了一个专门剿灭红军主力的部队。这七八百人的游击纵队在面对敌军三四个团的攻击时，却一次次奋勇抵抗，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勇气。

为了引诱敌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打到哪里就公开展示旗帜，生怕敌军不追击。这一系列的战术手段都是为了给毛泽东主席那边袭击遵义创造更多的时间。他们的鲜血最终没有白流，红军主力在突袭遵义时轻松地夺取了胜利，同时陆续取得了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

当川军主力得知红军主力已经撤离川南进入贵州时，才意识到自己中了“敌人”的诡计。于是，一支部队继续追击红军，而另一支则留下来，决心要彻底剿灭川南游击纵队。

尽管面对屡次围剿和截杀，川南游击纵队仍然展现出一抵十的伟大气魄，成功与川军周旋。就在胜势逐渐向他们倾斜时，一个人出现使得川南游击纵队近乎分崩离析。

1935年3月，红军主力成功二渡赤水，使蒋介石感到自己被迷惑，一时间怒火中烧。他下令刘湘调动大量军队，将川南游击纵队置于重重围攻之下。纵队战士们在面对数倍于己的强大敌军时，毫不畏惧，英勇拼死抵抗。

特委领导戴元怀率领纵队，经历了激烈的战斗，最终突破了敌军的包围。然而，这一胜利的背后却是沉痛的牺牲，戴元怀不幸壮烈牺牲。这一消息让整个纵队沉浸在悲痛之中。

整修过后，纵队准备再次行动。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妻子被国民党抓获。王逸涛的岳父虽是当地大地主，但即便动用了钱财关系，也未能将女儿救出囹圄。为了打击和分化红军，国民党采取了极端手段，让王逸涛的妻子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妻子哀求王逸涛为了即将出世的孩子，离开红军。这似乎是一场艰难的选择，一边是生死与共的战友，一边是深陷囹圄的妻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逸涛的意志发生动摇。他秘密地离开了队伍，选择了叛变。他背叛了红军，向国民党投降，并出卖了昔日的战友，导致纵队的行动暴露，许多同志不幸牺牲。

作为纵队司令的王逸涛的叛变引发了严重的连锁反应。一些纵队战士在他的叛逃后感到深深的失望，纷纷离开。这场叛变使得川南的革命活动陷入低谷。

最终，纵队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由徐策同志担任纵队司令，刘干臣同志担任纵队政委，继续执行周恩来的命令，牵制敌人，为红军主力争取时间。

在7月12日的深夜，国民党司令周化成得到了一份密报，揭示了红军行踪的情报。深夜的寂静中，他率领川军部队迅速占领了长官司到石碑口的山梁子，并在那里布下了伏击封锁线。周化成询问一名国民党长官关于红军是否会通过这条路的问题。长官则坐在椅子上，二郎腿搁在那里，淡定地回答道：“这是红军内部的情报，应该十有八九不会是假的。他的小命已经在我们手中，不可能翻出什么浪花。”

这场伏击的背后隐藏着更加狡猾的计谋。国民党长官对红军的了解并非完全准确，而这一误判注定了接下来的悲剧。在13日的清晨，红军游击纵队走过这条山路时，却遭到了国民党的埋伏和围攻。

山路狭窄，红军的两个支队和六个大队无法找到遮掩的地方。敌人高高地站在山头，持枪向红军纵队发动猛烈的扫射，使得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徐策亲自督战，纵队全力抵抗，但伤亡始终无法避免。在战斗中，副政委张凤光英勇反击时中弹牺牲，而代参谋长陈宏也因重伤被俘。

徐策深感艰难，但他振臂高呼，号召部队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在战火纷飞中，徐策带领部队勇往直前，冲上了敌人占领的山头。然而，在达到山顶时，徐策早已身负重伤，鲜血直流。

眼见部队成功打开一条血路，徐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目送着余泽鸿领导的纵队远去，请求被背离山头。医护人员准备将他随队一同转移，但由于流血过多，徐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察觉到部队的抵制，徐策加重了音量，强调：“这是命令！快去！”眼看纵队远离，他请求警卫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将他放下，让他能够为部队腾出一条生路。

国民党部队到达后，徐策遭到残忍的杀害。在牺牲的瞬间，他年仅33岁，为红军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6年重组后，仅存的将近两百名红军战士在刘复初的领导下，重新振奋起革命旗帜。他们怀揣着周总理的指示，毫不畏惧敌人的围剿，继续在敌后展开游击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红军游击纵队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建立了一片红色地带，将革命思想传播至三省二十余个县城，取得了显著的革命成果。

随着游击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国民党军再次发动对他们的围剿。1936年夏季，国民党军发动了“三省会剿”行动，三省的国民党部队同时向活动在交界处的川南游击纵队发起进攻。

在敌人的大军包围下，刘复初和龙厚生等人决定从南面突围，转战到云南。然而，在云南方向也遭遇到强大的敌军，红军在云南洛旺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血战后，不得不原路返回。无论是南还是北，红军都在围追堵截中挣扎着前行，直到川南地区的兴文县。

1936年11月26日，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云南镇雄的野腊溪地方被敌人包围，此时队伍规模已经不足百人。在一番激战之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被敌军彻底打散，仅有寥寥几人成功突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司令员刘复初、政委龙厚生等人相继牺牲，余下的战士们四散逃入山林，这支红军部队再也未能恢复。

在这支红军队伍解体的背后，留下了几个隐姓埋名的战士流落民间。尽管他们被敌人打散，但他们始终坚信革命必将胜利，红军迟早会再次崛起。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战士们默默等待着红军的归来。

直至1949年年底，几名幸存的老红军将他们的遭遇告知解放军部队，引起了解放军的感动。他们的事迹得到了妥善安置，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美丽的大西南山川风光虽然宏伟壮丽，然而在这片美景的背后，埋葬着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们。正是因为这些英勇的战士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因此，在欣赏这片美丽的土地时，请不要忘记那些为了大好河山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是和平的卫士，是人民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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