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举世罕见的作曲奇才,《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翻身道情》、《祖国颂》、《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歌曲,都是出自他的笔下;然而,这位包揽无数佳作的传奇作曲家,却因1989年一桩离婚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了和小22岁的“红颜”结婚,他毅然抛弃了妻子和四个孩子。而在他去世之后,两任妻子又因为他,再次站到法庭上对簿公堂。
这位事业成功、婚姻落憾的作曲家,便是写下“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刘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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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音乐 一曲成名
“我是喝民间音乐奶长大的。”
刘炽,原名刘德荫,1921年出生于陕西西安。9岁那年,在陕西省银行工作的父亲刘彭卿失业,全家人的经济支柱也垮掉了。懂事的刘炽为了帮父母减轻压力,主动辍学去西安的三仙庙扫佛堂。为生计奔波之余,刘炽接触到了庙里的古乐队,从此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炽
刘炽是个生性闲不下来的人,扫佛堂是个枯燥的体力活,年纪尚小的他难免会感到枯燥。万幸,这里有一支由富振中、王六爷等人组成的古乐队,能让刘炽拥有学会云锣、笙、笛等唐代古乐器的机会。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刘炽的音乐天赋就已经有所显现了。
在寺庙学习音乐的时光是快乐的,但也同样短暂。1933年,12岁的刘炽从家乡考入西京印书馆,成为了铸字车间的童工。3年后“西安事变”爆发,刘炽深受革命思潮影响,毅然徒步90里投奔了在云阳镇驻扎的工农红军。
在延安时的刘炽(正中间)
加入红军后,刘炽最初被送进红军大学进修,毕业后又随军北上延安。1938年,由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共同创办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刘炽成为考入该校的第一批学生。在这个汇聚了大量有志青年的艺术摇篮里,刘炽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冼星海。
“记得我到冼星海老师的窑洞时,只有他一人坐在那里。我站在他前面,他让我唱歌,我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又让我唱了首《救国军歌》,让我谈谈对这两首歌的理解。就这么简单,我被录取了。”
刘炽是在冼星海所教授的作曲组上课的,每周做一首曲子的任务,对他来说并不算难。而刘炽交上来的《陕北情歌》和《叮叮当》,冼星海看了之后也很满意,但他最中意的则是刘炽编写的混声二部合唱《打场歌》。这是刘炽的第三篇习作,冼星海看后直接兴奋的批复道:
“非常好,我希望它能在全国传唱!”
刘炽时刻牢记着恩师冼星海的嘱托,冼星海远赴苏联后,他开始深入民间寻找音乐的创作灵感 。在高耸的崎岖山路上,在水声潺潺的溪流边,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刘炽积极的搜寻着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民间小调。1942年,他的多年心血终于凝结成晶,这便是《哀乐》。
《哀乐》的反响空前热烈,将刘炽的音乐事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个曾被埃德加·斯诺夫人教过跳舞的“少年天才”,一夕间成了众人关注的对象。但刘炽并没有被大火的名气所束缚脚步,依然全身心的在音乐创作的海洋里默默耕耘着。
声名鹊起 得遇佳缘
解放战争打响后,刘炽又先后创作了《胜利鼓舞》、《工人大合唱》、《生产忙》等优秀曲目,事业越发如日中天。1950年,他与同在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柳春喜结连理。柳春比刘炽小9岁,有着清秀长相的她,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舞蹈家,和刘炽堪称天造地设的一对。
1951年,刘炽从沈阳被调到北京,负责中央戏剧学院歌舞团的作曲工作,妻子柳春后来则成为了东方歌舞团的导演。婚后的刘炽和柳春既是彼此事业上的好帮手,也是拥有四个孩子的恩爱夫妻。这段时间是刘炽最幸福的时刻,也是他创作生涯的高光时期。
1951年,为表示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的重视,刘炽奉中央之命创作出了舞曲《荷花舞》。这首舞曲以民歌《扬燕麦》为基础,悠扬婉转的曲风让所有观看演出的人都为之倾倒。毛主席在怀仁堂亲自观摩后,更是给予了刘炽高度评价。
之后,刘炽又创作了《桃花扇》、《沙恭达罗》等作品,名气越发高涨。1955年,他应长春电影制片厂之邀,为新闻纪录片《祖国的花朵》谱写了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该片是心中姑哦第一部儿童影片,刘炽也对此高度重视,在创作工程中做了不少功课。
刘炽和妻子柳春(右一),中间为二人女儿刘萤萤
1955年7月,刘炽和一群少年演员抵达北京,进入北海公园寻找灵感。因为有怕水晕船的毛病,刘炽是在一群小演员陪伴下才完成采风的。曲子做好后,他又参考柳春的建议更改了旋律。再然后,耳熟能详的童谣《让我们荡起双桨》,便成功问世了。
在刘炽的创作生涯里,柳春总能给丈夫提出最中肯的改进方案。1956年电影《上甘岭》开拍,导演沙蒙将创作影片插曲的任务交给刘炽后,她又同丈夫进行了反复商讨。1956年12月,随着《上甘岭》的红遍全国,一首荡气回肠的《我的祖国》,也在群众中流传开来。
电影《上甘岭》剧照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音乐界,刘炽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名气最红的作曲家之一。经由他手中创作出的音乐作品,很多在后来都成了经典,至今还广为人知。然而,正当刘炽的音乐生涯即将向着更高的顶峰行进时,一个女人的出现,将他拖入了名为感情的深渊之中。
婚姻困局 如何收场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刘炽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牵连。他被强制下放到江苏宝应老鸦庄劳动,养育四个孩子的重担压到了柳春肩上。近两年的时间里,柳春都在北京独自一人照料子女,日子过的十分辛苦。而四个孩子也很懂事,时常陪在柳春身边给予她宽慰和鼓励。
1968年,柳春和孩子们连同刘炽一起,被下放到了辽宁盘锦。日复一日的挨批斗、抗稻子让刘炽和柳春很快滋生了矛盾,动辄不动就会爆发争吵。虽然感情淡了,但彼时的柳春尚还没有和刘炽一刀两断的想法,直至那封暧昧不明的书信暴露在公众面前。
刘炽和李容功(左一)
刘炽落难后,一批人上门查抄了他家,无意间翻出了这封书信。信的寄信人是刘炽,但收件的对象却是一个名叫李容功的女子。再继续往下查,人们发现了一个更加震碎三观的事实——原来早在1961年,刘炽就已经同这个比自己小22岁的女教师“互通款曲”了。
李容功和刘炽是在辽宁大学的一次课题报告中相遇的,那时40岁的刘炽是报告主讲人,而李容功还只是个刚成年的四川姑娘。刘炽在演讲台上那热情洋溢、自信洒脱的风采,让李容功一眼就陷了进去。从那以后,年龄相差悬殊的两人,开始了悄无声息的“柏拉图式地下恋”。
作为原配,柳春原本是不知情的,即便在1966年刘炽被下放时她也没有起过疑心。然而之终归包不住火,特殊时期的那场政治风暴,还是将这段隐秘的桃色新闻翻了出来。事情曝光后,李容功丢掉了工作,丈夫也带着儿子离开了她。同样,另一边的刘炽也不好过。
四个孩子愤恨父亲刘炽的薄情寡义,柳春则伤心于丈夫的移情别恋。回想起那段一边独自带娃,一边工作的心酸过往,柳春的心中便不免横生悲愤。然而,此刻的刘炽却是心意已决,铁定了心要跟李容功携手到老。他还是照旧给李容功写信,和对方的联系丝毫没断掉一点。
年轻时的李容功
1981年,经历十多年的分隔后,刘炽终于和他心心念念的“红颜”重逢了。此时的二人一个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副团长,另一个则是独自养女的单亲妈妈。这次见面后,刘炽向柳春提出了离婚。他不怕因此身败名裂,但如若失去李容功,那于他来说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
“白天我拼命地写作,晚上到天明又拼命地想你。后半生没有你,我可怎么活?那十八年前爱吃辣椒的川妹子,冒死到沈阳来看我的女大学生,一直占据我的心……”
但为了离婚,刘炽实际所付出的代价,要远比身败名裂惨痛的多。1984年,柳春连同子女们领走了他的工资,彻底截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里,柳春和刘炽从争吵激化为大打出手,刘炽甚至因此被砍残了左手小指。光是离婚起诉,刘炽就连着提了三次。
1989年,68岁的刘炽终于如愿净身出户,和他爱慕的李容功步入婚姻殿堂。两人在婚后度过了九年的甜蜜时光,那首人尽皆知的《阿诗玛》正是刘炽送给李容功的生日礼物。这张画着黑白音符的五线谱纸,成了刘炽音乐生涯里的最后绝唱。
“阿妹呀,你想我的时候,你翻过一座山,你越过一道岭,你喊我一声,我应你一声……”
1998年,77岁的刘炽于北京病逝。他走后,55岁的李容功远赴新加坡打工,靠着自己的努力学会了电脑和开车。虽然在异国过上了稳定的新生活,但李容功仍没有忘记刘炽。这份思念一直被她压在心灵的最深处,但随着2001年一篇报道的发布,李容功又被卷进了风暴中。
晚年的李容功
那一年,李容功接受了某家媒体的采访,但《作家文摘》却将采访内容整合成文章《音乐家刘炽与李容功38年婚外婚内情》发出来了。看到文章的柳春勃然大怒,当即一纸诉状把出版社告上了法庭。因为出版社的代表没来,所以和柳春对峙的,最后是李容功。
一个是被刘炽伤透了心的原配,一个是形单影只的刘炽现任,两个和刘炽纠缠半生的女人就这样在法庭上重逢了。2003年9月,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定柳春败诉,并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这场因刘炽而起的感情闹剧,至此才彻底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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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新华网《“一条大河”流淌出的故事》;
【2】人民政协报《刘炽:“我是喝民间音乐奶水长大的”》;
【3】国家大剧院《【百年辉煌:歌声里的中国】从“一条大河”到《祖国颂》——人民音乐家刘炽音乐中的祖国》;
【4】光明网《刘炽:“祖国、人民、中华民族,是我永恒的创作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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