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朱佑樘，明朝的第九位皇帝，他在位时已经属于明朝中后期。

明朝在经历了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多次的对外征战后，又经历了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父子儿子创造的“仁宣盛世”。此时的它，已经初步展露出了盛极而衰的颓势。

但是朱佑樘身为一位守成之君，却屡有创新改革之举，使得明朝在他任上一度出现“中兴”的局面。

朱佑樘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他在位十八年可以有所成就，完全是因为他的勤奋。除了每日的早朝外，朱佑樘还重启了许久未曾施行过的午朝制度。在这两次朝会之余，他还会请翰林院学士或者官员来为自己讲解经书典籍或者是治国之道，是为“大小经筵”。

那么，朱佑樘具体是通过什么措施来挽救明朝中期发展颓势的？为什么说他到临死前才舍得吃口猪肘子呢？

孝宗的父亲宪宗在执政晚期沉迷佛道之术，而且极为偏爱、宠信万贵妃，导致朝政被宵小把持。

明孝宗朱佑樘上位后，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些“前朝遗患”。虽然年仅十八岁，但朱佑樘改革的锐气十足。他以大魄力直接将皇宫中数量极多的僧人道士全部驱逐，并且废除了所有先帝所封的国师、真人等称号，对一些曾经仗着先帝宠信胡作非为的妖僧妖道，直接下辣手杀了他们，抄家灭族。

这样的手段看似铁血无情，实则朝中大臣及民间百姓都对此拍手叫好。实在是因为这些打着佛道名义的人中有太多的招摇撞骗的了，他们随便跟哪位在宫里的“国师”、“法王”等人扯上关系就可以骗吃骗喝，民间苦这些人久矣。

在清理掉这些宗教人士，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后，朱佑樘便盯上了万贵妃生前的亲信宦官以及外戚。

明宪宗晚年已经昏聩，朝政实际上都是被这些奸诈小人做主。他们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好处，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运动。为了解决民间起义的问题，财政上关于军费的支出大量增加，导致朱佑樘继位时，财政问题十分严重。

国库空虚，这些人却吃得盆满钵满，肥得满嘴流油，由不得朱佑樘不动心。但是京城中有钱的权贵实在太多，而且朱佑樘之前毕竟只是太子，年龄也不大，对哪些人应该严肃处理、哪些人可以放他一马拿不住主意。

后来还是一位从小便照顾他的老太监一语惊醒梦中人：“那些先帝生前宠信、和万贵妃关系亲密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

朱佑樘就按这个法子抓人，又让他们互相举报，最后竟然抓、杀、贬斥了一千多人。其中官职最高的竟然涉及到了三位内阁阁老、还有六部的尚书。

不过，这些人倒不全是因为贪污腐败。宪宗在位期间长时间不理朝政，三阁老、六尚书也是无事可做。因为他们的不作为，还被戏称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这几人中，对于明确只会溜须拍马的万安、尹直之流，朱佑樘直接给予了罢免；其他人则或升或贬，再在其中安插上自己信任、了解的人，朱佑樘对朝堂的掌控力度大大提高。

在下重手整治了整个官场的风貌后，朱佑樘对留下来的大臣们则施展了怀柔的手段。他对于文臣们极为礼敬，特别是对那些在宪宗时期因为各种原因被贬斥的忠臣、直臣，不仅将他们请了回来，官复原职，对有些人还委以重任。

比如被后世称为“弘治（朱佑樘时期的年号）三君子”的王恕、马文升，两人一文一武，朱佑樘对他们寄予了非比寻常的信任。刚刚召回二人，朱佑樘便任命王恕全权负责朝中以及地方的官吏考察，马文升则在军中做同样的工作。

此二人对官场的整顿，又为朱佑樘肃清了大批不合格的官员，从而为那些有能力、品行皆良好的人员腾出了位置。

朱佑樘为政时的种种措施，以及他个人对朝政的勤勉，最终在弘治年间形成了“朝中多君子”的局面，这些得力的臣子是朱佑樘能够形成“弘治中兴”局面的根本保障。

解决了朝政人事的问题，朱佑樘又开始为空荡荡的国库发愁。不过银子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是种地很多时候都是要靠天吃饭的，尤其是古代。

治水修河，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是这种事情办不好就是劳民伤财，费了大工夫修的河道如果一两年就崩溃，那主持修河的官员肯定要遗臭万年，皇帝也落不下好。

但是在弘治年间，朱佑樘一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治水行动，两次是针对黄河、淮河流域，一次是针对江南地区的苏松河（现在的苏州河）。黄河经流的地方多，影响大；苏松河则处在土地最肥沃、产出最丰富的江南地区，两个地方的治水工作都是大工程。

首先在弘治二年，黄河在开封决堤，爆发了明朝开国120年以来最大水灾，整个中原大地变成了一片泽国，开封府甚至差一点都要迁城以避水患。面对如此之大的水患，朝廷紧急调遣户部侍郎白昂前往河南地区，与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巡抚共同治水。

这是弘治年间第一次治水，白昂不敢怠慢。他从各种征调了二十五万的农夫休整河道，将黄河水一路东引，让其经淮河入黄海。此举虽然保证了黄河几年之内的稳定，但也为后来淮河的水灾留下了伏笔。

弘治五年，苏松河的水道被淤泥堵塞，河水水势被阻，在江南地区爆发了水患。朱佑樘极为重视这件事，派遣工部尚书徐贯亲自前去治理。

弘治年间对于苏松河的治理，整整花费了二十多万人三年的时间。但是这三年时间没有白费，徐贯修建了各种各样的河事工程将近三百处，彻底解决掉了苏松河还会被淤堵的问题。这一次治水后，江南地区两百多年没有爆发过严重的水灾，成为了真正的鱼米之乡。

但是转年，到了弘治六年，黄淮流域又开始了水患。这一次，朱佑樘没有轻举妄动，他意识到应该找一个真正懂水事的专家来治理黄河水患，否则这样一直决堤一直修，不提劳民伤财，对沿河两岸百姓的伤害太大了。

经过举荐，朱佑樘派刘大夏去治理黄河水患。这个刘大夏不是一般人物，他正是“弘治三君子”中的最后一人，是朱佑樘后期最为倚重的朝臣。

暂说眼前。刘大夏知道朱佑樘对黄河水患的重视，他自然也不敢怠慢。刘大夏派人从各处学府、民间寻找水利专家，共同商讨治水策略。在经过实地勘察、专家讨论、阵盘模拟之后，刘大夏决定改变以往的治理策略。

这一次，刘大夏在争取了朱佑樘同意后，花费了大代价，重开月河（泄水的河）河道，用分水的方法疏泄水势。此举奠定了黄淮流域二十多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水患，实可谓大功一件。正是因此功劳，本来只是地方官员的刘大夏得以调入京城，随侍在朱佑樘身边。

在治理水患、保证民生财政基本盘的同时，朱佑樘还进行了两项经济改革。说是改革，其实就是从制度上改善了之前可以被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利用的漏洞，从而做到“开源节流”。

第一项改革是对明朝时期的一项福利政策的改革。明朝时期征收赋税一直是一个难题，因为总会有欠税的情况发生，但这并不是因为百姓没钱交不上税，而是一些官员故意将税压在地方不上交。其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项福利政策。

明初的时候，明政府就规定如果某个地区出现了欠税的情况，久久交不上税，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可以将这些税减少一部分，减轻百姓的压力。但是一些官员便借此机会故意压税不交，到第二年有了减免政策，减免的部分便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

朱佑樘的改革便是进行实征制度，也就是提前做一份“计划表”。到收税的时候，实收的税款必须要和预算一样。这种制度虽说还是无法彻底消除偷税漏税的行为，但也实打实为国家增加了好多的税收，之前落入贪官污吏手中的那部分税款，改制后基本都可以进入国库。

还有一个办法是对传统经济手段的改良。明初的时候，由于明朝的两位“狠人”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为自己后代子孙打下了大大的疆域，所以当时制定了“商人在边境种田，把粮食交给国家可以换取到食盐交易资格（盐引）”的政策。

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100多年过去了，时局、物价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商人还按照当年的那套制度来行事，那只会亏钱而不会挣钱。

鉴于此，朱佑樘改变了商人获取盐引的方式。商人们不再需要辛苦运输粮食，只需要用等价的白银来交换即可。这样一来，商人节约了运粮成本，食盐贸易的利润就大大提高了。利润一高，来做这个买卖的人也就多了起来。而不管是贩卖盐引所得还是对食盐交易的税收，最终都是进入了国库。

朱佑樘所采取的种种经济政策，促进了农民收入以及人口的双重提高。其实，只要看到人口增多，那基本可以判断这一时期国家的形势最起码比较稳定。

明孝宗朱佑樘当然不是什么“贤明圣君”，也不是什么“千古一帝”，他的功绩还差得很远。夸奖他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在前后几代皇帝的衬托下，朱佑樘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没有进入他们那个圈子。

朱佑樘自然也会有享乐和放松的时候，所谓临死前才舍得吃肘子自然是玩笑话。但他的勤勉和节俭也是事实。弘治期间，宫中一年的花销用度用度仅是成化年间的六成左右，近乎减少了一半。

而且，虽然朱佑樘在执政生涯晚期也会宠信权臣、宦官，但是他在亲眼看到信赖的人贪污犯罪的证据后，会反思自身，会改正自己的行为。这一点极为难得，尤其是放在古代的皇帝身上。

因为，哪怕是我们现代人、普通人，往往也会选择去相信那些我们愿意相信的，而不是事实。

参考资料

1. 《明史》

2. 《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

3. 《明帝列传——弘治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