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举办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六周年的纪念大会。在大会上，全体参会者对牺牲同志致哀，毛主席拿着长长的烈士名单逐一念着。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在听到毛主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不禁泪如雨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听到何叔衡同志的名字时，我的脑海中不禁地浮现出他壮烈牺牲时的倔强样子。”寥寥数语，情谊真切，满是悲痛与不舍。
而在中国疆土的另一边何叔衡的故乡，一位妇女还在期盼着何叔衡能够平安归来。
带领两个女儿参加革命
这位满心期盼何叔衡能够平安回家的妇女，正是何叔衡的妻子袁少娥。
1898年，12岁的何叔衡在父母的包办下，迎娶了比他年长两岁的袁少娥。袁少娥虽然不知书识字，但通情明事、孝顺父母，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此时何叔衡还在学堂读书，他虽出身农家，但志向远大，立志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何叔衡一面务农一面读书，十年如一日，终于在1902年考中了秀才。
但还未进入到官场中，何叔衡就被政府的贪污腐败着实恶心了一回。至此，他辞去了政府分配给他的职务，甘愿回家种地，以教私塾为生。
何叔衡这种不同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境界，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不能被理解的。有人就嘲笑他为“穷秀才”，他也置之不理。
就在何叔衡对官场的黑暗和国家的前途感到忧愁时，国外的先进思想如潮水般涌入国内，何叔衡瞬间眼前一亮，感受到了一丝希望。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同毛泽东、蔡和森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中，何叔衡也献出了一份力量。
1921年，何叔衡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了党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就当何叔衡投入革命的洪流时，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士，
无奈之下，何叔衡只能前往上海，转入地下工作。在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何叔衡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带到了上海，参加革命活动。
何叔衡的两个女儿何实嗣、何实山在上海一家秘密印刷党的文件的印刷厂里当工人，自参加革命后，何叔衡就教导她们：工作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万一被捕也要随机应变，不可背叛组织。
何氏姐妹俩深记教诲，然而何实嗣的丈夫在一家印刷厂被捕，紧接着何实山、何实嗣也被捕入狱，不久，又传来了何实山丈夫在长沙因叛徒出卖被捕的消息。
即使何叔衡已经做好亲人们随时牺牲的准备，但亲人们被捕还是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但当地下党其他同志要求第一时间营救姐妹俩的时候，何叔衡却表示要等一等，他要确定他的女儿们是否已经背叛组织。
在这期间，何氏姐妹俩遭受了严峻的酷刑，她们转折不懂政治，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为了糊口才到工厂打工。敌人没有证据，也没有办法。
何叔衡从各个方面确认女儿们没有叛变，这才组织人营救，两姐妹终于被释放了。后来，何实嗣的爱人也被救了出来，只可惜何实山的爱人牺牲了。
这边，何叔衡和女儿们遭受了太多痛苦，老家的袁少娥也遇到了麻烦。
老家军阀下发了对何叔衡和女儿们的通缉，袁少娥也受到了牵连，国民党反动派隔三差五要对她进行审讯。
袁少娥虽然不懂国家大事，但她无条件支持丈夫和女儿们的选择。尤其在关键时刻，她更能表现出异常的清醒和坚定。
这个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的小脚女人，用极其坚毅的精神几次躲入深山中。她颠颠簸簸地走在山路上，走不动了就用两只手在尽是碎石的道路上爬，其中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
有一次，袁少娥不小心蹲在了一个蜂窝旁，被黄蜂扎伤了脸，痛得几天几夜眼睛都睁不开。
袁少娥遗憾离世
在惶恐和孤独之中，袁少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会面对明月，祈祷丈夫和孩子们的安全，更希望他们会在某一天突然回家，一家团圆。
但这小小的愿望在那个特殊年代也变得极为困难，而她更不知道的是，她的丈夫已于1935年壮烈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58岁的何叔衡没有走，留在了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撤走后，于都、兴国、瑞金根据地相继失守，留在根据地的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人被迫从江西从福建转移。
1935年2月24日拂晓，队伍抵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部队筋疲力尽，年迈的何叔衡更是体力透支。
然而，就在部队原地休息时，敌人窥见了他们的行踪，立马集结部队从三面将他们围了起来。
部队立马反应过来顽强反击，但是敌人来势汹汹，根本无法抵抗。在混乱中，邓子恢引领众人向山上突围而去，在担架上的瞿秋白无法行动，隐藏在树林中，还是不幸被捕了。
而何叔衡拖着无力的身体坚持向山顶爬去，他面色苍白，感到一丝绝望，对邓子恢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
邓子恢自然不肯，眼见敌人即将冲上来，不想拖累战友的何叔衡纵身一跃，跳下了山崖。
在何叔衡殉难的山崖处，当地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敬仰，找到了他的遗物——“美最时”牌走马灯骨架。
其实，何叔衡还有一件遗物。在中央红军撤退前一晚上，何叔衡准备了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交谈，并将女儿织给自己的毛衣，送给了即将远行的战友，以抵御征途中的风寒。林伯渠把这件毛衣视作珍宝，一直保留到自己去世。
1961年，林波阿区的夫人朱明将这件毛衣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何叔衡壮烈牺牲后的许多年，家乡的袁少娥一直不知情，每年丈夫生辰这一天，袁少娥总要准备好雄黄酒，插上艾叶，等待丈夫归来。
这样的期盼到头发花白，牙齿掉落也没能实现，直到1950年，她也只是盼回了两个女儿。当袁少娥问她们父亲的生死时，姐妹俩始终未将父亲已经牺牲的实情告诉母亲。
到了1957年春天，已经83岁高龄的袁少娥病危，得知消息的两个女儿急忙赶回家中。
此时袁少娥已经意识到自己没剩多少日子了，便把女儿们叫到床边说：“你们是跟着你们父亲做公事的人，不要等到我死，你们不要耽误公事，可以走了。不过在走之前，安排好我的后事。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孤单了一辈子，死了还是要和你们父亲葬在一起。”
听了母亲的话，女儿们如万箭穿心般难受，父亲的遗体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哪里能合葬呢？
直到袁少娥去世，姐妹俩也没有告诉父亲牺牲的事实，只能让母亲带着遗憾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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