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壹鸣Yiming

恰如标题而言，每年无论是公历新年还是农历春节，又或是其他节庆期间，九华山凭借“新年祈福游”“赏景素食游”“静心禅修游”等一系列特色旅游路线及各类文化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游客前来游览、打卡，景区内常常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其实，对于合肥市民而言——与其远赴百里“挤人海”，不妨就近考虑“家门口”。众所周知九华开山祖寺为化城寺，而合肥众寺之首当属明教寺，千年香火至今鼎盛依然。

——编者按

“曹公教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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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询问外地游客何时开始了解合肥，可想而知——《三国演义》将成为大多数人的答案。也正因拥有了“三国故地”的标签，合肥许多地名都与那段历史“牵”上了关系，当然其中附会成分居多，有些不过是近年来“新编”而已。但教弩台，却是有据可依、实打实的汉魏古迹，不同于逍遥津的沧海桑田，古台原貌仍依稀可见。

· 教弩台 ·

▲ 来源：合肥市文物管理处

据《三国志》记载，自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曹魏与孙吴双方就合肥及周边地区的管辖归属问题，共爆发了六次冲突，史称“合肥之战”。从曹魏方面来看，其中——武帝（曹操）时期两次，明帝（曹叡）时期三次，少帝（曹芳）时期一次，均以孙吴失败撤兵告终，而战争前后尚不足50年。

· 飞骑桥 ·

▲ 摄影：野羊脱缰

除建安十三年（208）和二十年（215）两次大战外——曹操执政期间，曾亲自视察合肥四次，分别是建安十四年（209）、十七年（211）、十九年（214）和二十一年（216），足见其对合肥的重视。也正是在他视察时，下令在合肥城东郊、施水中游北岸建教弩台，集中训练500名强弩兵，以抵御东吴水师。

· 魏太祖（曹操）像 ·

▲ 来源：明《三才图会》

有人说教弩台为军事堡垒，其实它仅是兼备“瞭望+点将”功能，而由夯土筑成的台体式建筑——具有临时性，规模较小，四周几乎无其他防卫设施，虽有设“防”但难长“守”。围绕古台，后来人们还创造了诸多故事。比如“教弩松荫”——相传为遮盛夏烈日，曹军于台上遍植松柏，绿荫下可得阴凉。又传张辽曾于附近建有府邸。

· 教弩台位置示意图 ·

▲ 来源：合肥市文物管理处

张辽设府，肯定不会选择毫无屏障的郊野，合肥城内不“香”么？即使前线失利，亦可入城自守。此外，台上还有一旧迹——西晋泰始四年（268），殿中司马夏侯胜在此掘井一口。殿中司马，统领禁军，负责宫殿内的宿卫。后因其井栏高于周围民宅的屋脊，故名“高井”，俗称“屋上井”，“水味较胜他井”，至今古井尚存。

· 屋上井 ·

▲ 来源：退安诗书画

古寺何时所建？

有学者曾提出，教弩台是合肥老城之根。似乎从时间上而言，此台确实带给隋唐东迁筑城一些启示。而明教寺的落成，又是其间一项标志性事件。明教寺何时所建？历代史家和文人给出了一致答案——唐大历年间，人们在此获得铁佛一尊，高一丈八尺，庐州刺史裴缉（一作裴绢）上奏朝廷，就地建立寺院以安置大佛。

· 明教院 ·

▲ 来源：南宋《舆地纪胜》

铁佛何故在此？是“挖地三尺”还是其他方式获得？没有明确详述。于是便有了众多的“大胆猜测”，其中一条至今仍被引用——“梁天监间，魏武教弩台上始营佛刹，铸宝像，谓铁佛寺。”今人用时常称来自《（嘉庆）庐州府志》，然而该书中并没有这段文字。后经查询，此说源于《重建明教禅寺碑记》，作者及年代不详。

· 梁武帝 ·

▲ 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先不论该说出处如何及是否合理，作者想必熟读史经。“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天监三年（504，一说十八年），武帝萧衍颁诏“舍道事佛”，开始大力推崇佛教。在时代的浪潮下，寺院庵堂在各州县遍地开花，浮槎山道林寺便被明确记载为“梁天监中敕建”，而除明教寺外，梁园古峏塔亦传为萧梁旧迹。

· 释道宣《叙梁武帝舍事道法》 ·

▲ 来源：唐《广弘明集》

· 古峏塔（1945年） ·

▲ 来源：肥东县人民政府

无论明教寺前世如何，为求相对准确，当以“唐大历间”为其创建时间。而“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即公元766年至779年，距今约有1250年。代宗堪称唐人崇佛的典型，宋人洪迈在其著作《容斋三笔》中，专门撰写了一篇《代宗崇尚释氏》，记述了唐代宗的“光辉事迹”，最后评价道：“缪滥甚矣！”

· 洪迈《代宗崇尚释氏》 ·

▲ 来源：南宋《容斋三笔》

明教寺开山百年后，有谭铢《庐州明教寺转关经藏记》，开篇便是：“大唐咸通庚寅岁（870），庐之佛寺曰明教”。该文提到——这年，修行“禅那”的僧人文向在寺中创建转关经藏。“转关经藏”，即用于安放佛经的特制书架，又称轮藏、转轮藏。南唐昇元四年（940），黄德麟撰成《重建明教院记》，内容不详。

· 谭铢《庐州明教寺转关经藏记》 ·

▲ 来源：北宋《文苑英华》

诸位可能注意到了——“明教寺”与“明教院”。到了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记载亦不同，前者称“奏为立院”，而后者则记“奏请为明教寺”。那么问题来了，“寺”与“院”有什么区别呢？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本朝则大曰寺，次曰院”，揭示了二者以大小来分，若按最早谭铢所记，以“明教寺”为先。

· 《晴峦萧寺图》局部 ·

▲ 作者：李成（北宋）

或许南唐重建后，明教寺规模不胜往日，从而低调称“院”？不得而知。也可能两个名称同时共存。而在明教寺落成百余年后，随着唐末及五代“扩城运动”的全面开启，明教寺从北郊逐渐被纳入城内。其中，杨吴政权的庐州刺史张崇在修“外罗城”时，更是在寺前建造“明教桥”一座，也就是后来的岁丰桥、九狮桥。

· 九狮桥（1940年代） ·

▲ 来源：《独立步兵第五十八大队史》

宋代称肥水合肥城区段为“市河”，说明了当时的河运及沿河商贸的繁荣。一方面为南岸既有的传统商业市场，另一边便是北岸——以唐代中后期北郊草市为基础形成的新兴商业街区。明教寺是这里聚拢人气的重要因素，“扩城”则让此地实现质的改变，而商品经济亦推动了明教寺等信仰中心的兴盛，两者相辅相成。

· 东大街（1948年） ·

▲ 来源：《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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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阳八景——“教弩松荫”

“曹公教弩台，今为比丘寺”（吴资《合肥怀古》）。还是宋代，随着明教寺深入人心，人们将教弩台俗呼为“明教台”，故亦有“明教台寺”之称。嘉佑二年（1057）任庐州从事的著名史学家刘攽有诗《纳凉明教台》：“台上井泉冰冷滑，城隅川色剑光芒。多惭簿领相宽假，全得南风一日凉。”“台上井”即指今屋上井。

· 屋上井 ·

▲ 作者：韦君琳

元至元年间，明教寺僧人祖桂赴肥水南岸，恢复城隍庙及祭祀活动。而该寺清慧禅师，至正年间被特封为国师。明洪武初，明教寺再度重建。十五年（1382），成为庐州府僧纲司驻址。“僧纲司”，即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都纲（从九品）、副都纲为正副长官，但“设官不给禄”。正德初，知府马金又将寺院修缮一新。

· 明教寺 ·

▲ 来源：万历《庐州府志》

明万历《合肥县志》把“教弩松荫”列入“景物”，即后来的“庐阳八景”，并刊录了熊敬诗：“落落松荫扫不开，乱蓬遗棘翳荒台。奸雄已死三分后，教弩何人更此来。”清代学者朱弦在《八景说》中，则叙述了更多细节：教弩台高2丈余，四周陡直而以砖砌成，登33级石阶可至台上，中央为明教寺大殿，四周建有僧舍。

· 《教弩松荫》局部 ·

▲ 作者：夏云（清代）

清咸丰三年（1853），明教寺在战火中被毁。太平天国覆灭后，曾任杭州（一说常州）守将的袁宏谟回乡，有感于“英雄气短、佛海春长”，慨然入紫蓬山西庐寺出家，法号通圆。当来到明教寺，见古刹残破不堪，发愿恢复旧观，经十余年四方云游及苦行募化，最终于光绪十一年（1885）完成复建，为西庐寺下院。

· 明教寺 ·

▲ 来源：《续修庐州府志》

值得一提的是，据光绪朝《庐郡应修各工查估修建经费银数清折》披露，庐阳书院因地处低洼，而城内河道阻塞，常遭洪涝侵扰，严重时甚至导致“墙屋倾圮、器具朽坏”，莘莘学子苦不堪言。奏报人认为——教弩台地势较高，“卦兼震位”，风水极佳，“任僧人结茅殊为可惜”，不如将其与书院进行调换。但囿于种种原因，未落地实施。

· 《庐郡应修各工查估修建经费银数清折》 ·

▲ 来源：《续修庐州府志》

明教寺百年蝶变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社会极不安定。明教寺一时“苔生尘泉，草没僧寮，断瓦颓垣”。住持赛陀效仿其师，再次踏上“托钵募化”之行，先后拜见了合肥县知事及多名皖系军政要员。筹资三年甚丰，遂为全堂佛像装金，增置钟鼎法器，兴建禅堂甫定。四年（1915），段祺瑞捐赠银洋500元及日本《大藏经》一部。

· 段祺瑞 ·

▲ 来源：雅昌艺术网

而明教寺继通圆（一作通元）之后，历任住持学道、赛陀、精慈、三根、梦东、藏印、妙友等，对寺院建设和弘扬佛法均有诸多贡献。其间——十四年（1925）11月8日，合肥佛教会在明教寺成立，该寺住持释三根为副会长。根据《合肥佛教会章程》，该会会址“暂设在城内明教寺中”。

· 《合肥佛教会章程》（1926年） ·

▲ 来源：《海潮音》

· 明教寺（1930年代） ·

▲ 摄影：柯普仁

二十六年（1937）底，日机空袭合肥，炸弹落于明教寺前殿，住持三根罹难，部分建筑受损。翌年（1938）5月14日，合肥沦陷。攻城一战，死于炮火的市民百姓无数，尸横街坊，惨不忍睹。住持藏印同合肥红卍字会会长丁干丞，不避艰险，积极组织人力，收尸掩埋。据统计，仅在半月内共埋尸千余具。

· “合肥佛教会开成立大会”（1939年） ·

▲ 来源：《南京新报》

二十八年（1939）8月，日军扶持“日莲宗”卫藤春海重新成立佛教会，即“兴亚佛教会合肥支会”，自诩“祈祷和平、建设新秩序”。该会曾用利诱威胁手段强逼藏印充当副职，藏印激于义愤，不甘屈辱，遂衔恨殉节。三十年（1941）前后，日军还在明教寺山门处向台下挖洞，企图从中得到宝藏，结果一无所获作罢。

· 日本僧人祈福（1940年） ·

▲ 摄影：铃木实

抗战胜利后，明教寺恢复活动。随着省府迁入，这座千年古刹很快便吸引了一批“新市民”及媒体的关注。比如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中央日报》刊发一篇游记《合肥明教寺巡礼》，作者唐遐龄。十七年（1948）初，整编第46师（师长谭何易）进驻合肥，设师部于明教寺，致该寺宗教活动被迫停止。

· 明教寺（1948年） ·

▲ 来源：刘东

新中国成立后，在市委统战部的关心和帮助下，久经磨难的明教寺再续“香火”，寺内僧人得到安置。不料，十余年后的一场“浩劫”，导致该寺除殿宇幸存（现存大殿、后殿，仍保留清末旧貌）外，佛经、佛像及其他设施均毁于一旦，僧人遭到监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明教寺挂牌“合肥市文物管理组”。

· 明教寺（1964年） ·

▲ 来源：寻觅安徽的似水流年

· 红卫兵“破四旧”（1966年） ·

▲ 摄影：马昭运

1980年，市政府拨款40万元对明教寺进行大修，并落实政策把占用单位迁出。山门两侧改建陈列室，四周围墙改砌为栏杆。不久，该寺还获赠北京定慧寺明代铜佛五尊，新置观音、地藏等樟木佛像32尊，并全部装金。寺内佛龛、法器、楹联、宝鼎等亦全部制齐，另订购全套《中华大藏经》。同年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

· 古教弩台修复设计图（1980年） ·

▲ 作者：劳诚（黄欣提供）

· 日本久留米市友好访问团游览明教寺（1980年） ·

▲ 摄影：冯静之 焦骏麟

1984年，合肥举办首届庐州灯会。整个灯会围绕“灯”的主题，将观灯、赏灯、玩灯、猜灯谜等一系列活动融为一体，并将各类民间艺术进行集中展示。灯会在明教寺设立了灯展点——据统计，从正月初一到十五，仅此处就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最高峰时单日客流达3万人。此外——每逢佳节，人们纷纷聚集到这里，采购春联年画、观赏焰火、游览古刹、撞钟迎新、敬香祈福，等等。

· 庐州灯会（1984年） ·

▲ 来源：寻觅安徽的似水流年

· 明教寺（1998年） ·

▲ 来源：《印象合肥老照片》

札记

依托于东门传统商业街区，以及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淮河路现代商业步行街，明教寺从来不缺人气。在经几轮整修提升后，千年古寺格外“辉煌”，“大气磅礴”，但却令众人感慨：“一切都变了！”似乎失去了许多曾经的味道，而变得那么陌生，可这里又是从前最熟悉的地方……这个问题值得议一议，想一想。

· 明教寺（2023年） ·

▲ 摄影：弧仙森

当然，这并不妨碍古教弩台及明教寺——在合肥的城市发展史乃至区域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合肥“老城之根”“众寺之首”亦是当之无愧。1981年，教弩台旧址被公布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明教寺被定为全国重点寺庙。松荫不复在，银杏尽染黄。但在“寻古溯源”的同时，明教寺是否考虑多接一些“地气儿”，重新恢复那些年喜闻乐见的民俗传统？

· 古寺银杏 ·

▲ 摄影：李晓东

由于篇幅有限，难以面面俱到，供参考及交流。个人才疏学浅，还请诸位看官多多指教，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 敲钟祈福 ·

▲ 摄影：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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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淝南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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