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流域是文化的起源，文化是流域的延续，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孕育了人类文明。

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她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江流域诞生的经济活动与民俗文化，形成古代王朝人民生活的标志性象征。

唐王朝，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十分强盛的封建王朝。探究唐王朝长江流域地区形成墓葬文化，可以勾勒出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封建王朝，风俗活动的形成相貌。

一、唐王朝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

唐代由于生产技术和劳动力的限制，人们无法过度开发长江流域丰富的生存资源，从而对长江流域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生态保护。唐代长江流域的地势大都是天然形成的，由于国家不重视水利工程、百姓过度砍伐树木、制水技术有限等问题，长江流域的居民受水灾侵害非常严重，常常发生年年治水，年年水灾的局面。

长江流域水系图

随着唐朝国力的鼎盛，长江流域的水灾问题得到了良好的解决，地质变迁与河道扩展,也让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逐步改变。经过自然发展与人为改变，长江流域河网密布、纵横交错、流水量大、水能丰富，形成了十分优越的航运条件。长江流域的天然优势,为长江沿岸人民带来了更加稳定的生活.流域政区的分化管辖,也为国家稳定了政治生态环境，加速了唐王朝的经济发展。

京杭大运河历史悠久，据《越绝书》记载：“始皇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秦始皇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大运河的修筑工程。隋炀帝后期的急功近利,加速了隋朝的灭亡的同时，又给唐王朝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唐朝前期经济迅速发展，离不开大运河的“鼎力相助”，大运河加强了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建设，巩固了国家统治，促进了南北两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

京杭大运河

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北方大多数人口都迁移到了，受安史之乱影响较小的长江流域。多数北方人都聚集在“剑南道”、“淮南道”、“江南道”等河道。人口的迁移，为北方流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唐朝后期经济重心、人口重心，都已明显迁移到了北方。劳动力的增加，推动了长江流域沿岸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江南地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

频繁的战乱、政权更变让长江流域的民族情况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使得唐代长江流域丧葬习俗的特点更加鲜明。唐代长江流域地区，不乏有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排异性。这种排斥衍生、分化出了许多新的民族，也有不少居住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被汉化。唐王朝民族文化习俗交流中，也包括了丧葬习俗的交流。这种交流，加深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程度。

唐代丧仪图

二、唐代长江流域诞生的墓葬习俗

唐代长江流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区域链，要想研究长江流域地区的墓葬风俗活动，就得把这个区域链拆解开来。长江可以大致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地区，上游以岷江、峡江地区为主，中游以荆江、湘江、赣江流域为主，下游以皖江、扬子江、钱塘江为主。通过分析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墓葬活动，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唐代长江流域的丧葬习俗。

岷江就是当初大禹治水的地方，《蜀志》记载:“蜀之石泉，禹生之地。”岷江流域流行古蜀文明，考古学家在岷江发现的唐墓文物数量远远比不上汉墓。据历史记载，道教在蜀地的影响力于唐朝达到了巅峰，由于岷江地区本身的文化积淀与蜀中人口外流，使得岷江地区丧葬习俗一直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较大的改变。

岷江

峡江地区历史悠久而又独立，兼容了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多种文化，这让三峡地区的丧葬习俗拥有了明显的历史特征。峡江地区墓室以土室墓和砖室墓为主，大多数墓地都选在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峡江地区较为特殊的墓葬风俗为“借室葬”，这种丧葬风俗与东汉时期的“同族共葬”有诸多相似之处。

唐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墓葬习俗特征明显，从墓室的形制和陪葬物品可以看出岷江、峡江地区百姓对丧葬活动的重视程度，历经百年，墓室的物品上都是时间划过的痕迹，但考古学家不难看出上游人对丧葬活动的精心打磨。

唐朝墓室

唐代荆江地区的墓葬以砖室墓为主，除此之外，还有土坑墓和石室墓。砖室墓中埋葬的大多都是家境好或者社会等级高的人物，墓中除了陪葬品以外还有诸多精美的壁画。夫妻合葬墓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葬俗之一，唐代荆江地区出土了许多夫妻合葬墓，其中有同穴合葬，同穴异室合葬，同穴同室合葬等三种合葬情况。

考古学家在湘江地区发现的唐代墓葬主要集中在长沙，在其他地区虽有发现唐墓，但数量较少。湘江的陪葬品以陶器、瓷器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铜器与铁器。湘江唐墓陪葬品上所刻的花纹存在诸多宗教因素，这与长江流域的文化融合息息相关。

唐墓出土陶瓷

赣江唐墓与荆江唐墓较为相似，大多墓葬都选用砖室墓和土室墓，陪葬品具有赣江地区的地域特色。赣江唐墓在墓室中修筑了许多加固型结构来保护墓室，墓室主的陪葬品主要选用铁鼎、铜镜等在生活中时常用到的器皿，这种陪葬风格既体现出赣江地区的生活习俗又反映了人民的信仰特征。

长江中游地区的丧葬活动存在着许多先人传承下的习俗，荆江、湘江、赣江的墓葬形制可以追溯到远古民族。在长江中游地区，无论是陪葬品的摆放位置还是墓地的选址都体现着中游百姓对生死世界的理解与尊重。

砖室墓

皖江地区出土唐墓数量较少，随葬物品主要放置于棺床、人骨周围，以壶、瓶、杯、碗等日用品为主。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地理环境十分潮湿，皖江地区为了保护墓葬，在修建墓室时专门修建了排水沟，减缓了水对墓室的腐蚀速度。

在唐朝以前，扬子江由于劳动力和科技的限制，发展十分落后，基本不存在贫富差距，所以墓葬形式也较为单一。随着唐朝的发展，扬子江地区的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在扬子江发现的唐墓也较为豪华。扬子江桃木随葬品除了日常所用的瓷器、铜器、铁器外，还有金银、水晶等制品，这充分反映了当地的生活特色。

钱塘江地区唐墓形制十分独特，有许多船形墓室，据古籍记载，这种墓葬风格是远古时期沿海居民墓葬风格的延续。钱塘江沿岸的百姓多以捕鱼为生，随葬品主要以瓷器、陶器、铁质、木制为主。钱塘江地区土壤成酸性，出土的大多数唐墓都已被腐蚀，基本见不到墓主的痕迹。

“落叶归根”在唐代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因战乱原因迁移到南方的北方人有归乡的思念，他们的墓葬形制有明显的北方特征。长江下游百姓都依水而居，他们的丧葬习俗既延续了下游地区的传统观念又融入了时代的产物，这种文化的交汇在墓室中有具象的体现。

船形墓室

三、唐代长江流域产生的墓葬活动的差异

唐代长江流域的丧葬习俗与宗教、民族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流域都有他们各自的活动特点。墓葬功能一直以来都在发展和演化，而唐代又是一个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在文化交汇与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唐代长江流域的丧葬功能发生了多种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不同地区丧葬活动的共性与个性。

墓葬的主要功能是埋葬，祭奠，供养逝者，它既是逝者的归属，也是生者的灵魂寄托。《荀子·礼论》曰：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

在唐代以前，人们认为魂魄无法长期寄居于墓穴，于是采用薄葬祭祀。唐朝开始流行行厚葬之风，认为人在逝世后就会去到另一个世界，要想在另一个空间舒适的生活，就需要大量的陪葬品。

唐墓壁画

唐代中期是宗教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对安史之乱后墓葬活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安史之乱以前墓葬风俗以儒家文化为主，以佛教文化为辅，人们相信世间有轮回之说:这辈子受够了苦难，轮回后就能脱离了苦海。由于唐晚期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冲突，长江流域的墓葬风俗也吸收了一些道教文化。

宗教是探讨唐代长江流域丧葬活动的重要因素，融入丧葬习俗中的佛教主要分为上层佛教和民俗性佛教，皇家丧仪与百姓丧葬都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在墓室中出现的与佛教有关的图性、符号、文字都承载着一定且特殊的象征意义。佛教在冲击儒家文化观念的同时也为长江流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丧葬方式——“火葬”，这种埋葬形式在唐晚期流行起来，到宋朝已成不可逆之势。

佛像彩绘

“安史之乱”后，道教的建筑设施遭到大量破坏，但由于统治者重道尊道，道教在唐后期还是得到了许多发展机会。道教在长江流域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墓葬上，在长江沿岸的唐墓中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镇墓石、柏人俑、石真、十二时俑等随葬用品。除此之外，道门子弟施行的丧葬仪式在民间丧仪上也有所体现。

结语:对古人而言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墓葬活动就是人类生命存续的通道。我们无法穿越到古代亲眼见证唐朝长江流域人民的丧葬礼仪，但我们可以从丧葬活动唯一遗存的墓葬中去探究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内涵。墓葬的分析活动并不仅是为了完善历史而做的填充，它对现代人了解人类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充满生命的文化缩影。

参考文献:

《越绝书》
《蜀志》
《荀子•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