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1月24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揭晓了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的评选结果，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励。这次颁发科学奖金共有34项自然科学重大研究成果获奖，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新中国第一代科技工作者给予了极大鼓励，促进了一大批尖端科研成果问世。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此奖项被追认为新中国首届自然科学奖，此后“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奖、颁奖工作改由国家科委组织。

当时共评选出获奖论著34项，包括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26项。钱学森、华罗庚和吴文俊分别凭借《工程控制论》《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获得一等奖。

三位一等奖得主获奖时，钱学森46岁、华罗庚47岁、吴文俊38岁，平均年龄只有43岁，他们斐然的成绩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回忆的故事。

钱学森：在“软禁”中诞生的《工程控制论》

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像春风般传到美国时，钱学森兴奋不已，立即开始筹备回国，他先后辞去了在美国的一切职务，然而美国军方却不想放钱学森回国。美国移民局以其研究工作涉及美国的军事机密为由禁止他回国，将他非法拘捕，开始了长达5年的软禁生活。

为了能顺利回国，钱学森决定放弃原有的研究领域，“另起炉灶”搞一门新学问，这个“新学问”就是工程控制论。

1948年，美国数学家维纳的《控制论》面世，本书研究的是一个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整个系统的运动状态。由于书中存在大量的哲学思想，使得内容晦涩难懂，并且该理论还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这样一本书，却引起了钱学森的浓厚兴趣，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意识到本书的潜在价值。

钱学森在以前的工作中就已经注意到，在整个工程技术范围内，到处存在着被控制的系统，尤其是他在参与超音速飞机、火箭和喷气推进飞行器的研究过程中，深刻体会了“工程实践—科学理论—工程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

在美国被“软禁”期间，钱学森便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领域。他将维纳的理论用于工程实践，开创性地提出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同时也将航空航天研究实践中的问题上升到控制论的理论高度。1954年，《工程控制论》（Engineering Cybernetics）一书出版后，迅速引起了世界科技界的广泛关注，随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

《工程控制论》一书在学术上达到了当时国际领先水平，并被广泛应用到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航天技术及系统工程等专业领域，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都发挥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书中所阐明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至今仍是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并为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引用和参考。

得奖后的钱学森曾激动地说：“我激动的缘故是因为我回想起了在美国做‘工程控制论’这个研究工作时候的一段情况。我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祖国六亿人民对科学研究的支持。”

华罗庚：在防空洞中开始的多元复变函数研究

华罗庚对多元复变函数的研究始于上世纪40年代，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开始思考将单复变数的自守函数理论推广到多元复变函数。

华罗庚一家住在牛棚阁楼里，人住楼上，牛在楼下。比牛棚的味道更“刺激”的是日军飞机的轰炸。轰炸时，华罗庚只能躲进防空洞做研究。有一次，炸弹将防空洞炸塌了，正在专心看资料的华罗庚被埋在了土里，幸好及时被人救了出来才幸免于难。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华罗庚完成了《矩阵变数的自守函数论》一文，并发表于1944年的美国《数学年刊》。

1946年，华罗庚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访学，继续从事多复变函数的研究。同年，他在美国《数学年刊》上发表《多复变函数的自守函数》一文，该文后来逐渐成为研究自守函数的数学家们所必引之作。

1950年，40岁的华罗庚辞去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位毅然回国，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和敏锐的科学直觉，他预测多复变函数论未来在工程与物理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并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中。

为了解决多复变数在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华罗庚利用矩阵技巧和群表示论的方法给出了典型域上的完备标准正交函数系，提出伯格曼核（Bergman）、柯西核（Cauchy）和泊松核（Poisson）的显表达式，完成了典型域上的一些积分计算。这就是获得科学奖一等奖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随后，他将此成果总结在《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一书中。

该书在方法上是开创性的，影响极其深远，随后被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成为研究该领域时必然要引用的文献。

得奖后的华罗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获奖感言：“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益自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

正如他所言，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开始投身于多复变研究，华罗庚带领陆启铿等人创立了中国的多复变函数论学科，培养了大批人才，形成了一支研究多复变的学术队伍，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际数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当时，中国在多复变领域的研究被认为“领先西方十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数学领域研究的亮点之一。

吴文俊：化繁为简的天赋引发了拓扑学的一次“地震”

1946年，吴文俊师从数学家陈省身，开始研究拓扑学。拓扑学是现代数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也是著名的“难学”。示性类理论研究是拓扑学中最基本的整体不变量，堪称“难学”中的“难学”。

会者不难，入门不久，吴文俊就展露出化难为易的天分。

1947年，刚学习拓扑学不到一年的吴文俊，就利用简短的证明方法解释了曾经证明过程极其复杂的美国数学家惠特尼乘积公式，并发表在世界顶尖数学期刊《数学年鉴》上。

同年11月，吴文俊赴法留学，继续研究拓扑学。当时，示性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吴文俊将示性类概念由繁化简，由难变易，并引入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并给出了示性类之间明确的关系和可以计算的公式。由此，拓扑学和数学的其他分支结合得更加紧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应运而生。他的这些研究工作也因此被称为拓扑学的一次“地震”。

在20世纪50年代，多位菲尔兹奖的获得者曾间接引用，或是直接使用了吴文俊的成果。而就在他的数学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吴文俊毅然拒绝了国外高校和研究所向他伸出的橄榄枝，于1951年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此后，他以独创精神致力于拓扑学中拓扑性而非同伦性的问题，引入了复合型示嵌类，在非同伦性组合不变量、嵌入问题、同痕问题等方面都相继取得了成功，并最终建立了示嵌类理论。

正是在示性类和示嵌类方面创造性的研究使吴文俊获得了1956年度科学奖一等奖，对此他谦虚地说：“这使我惭愧。即使我在拓扑学方面还有过些微贡献，但因之而获得奖励，却主要还是因为党和政府对于科学工作十分重视的缘故。”

获奖当年，年仅38岁的吴文俊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之后，他转战中国古代数学，开拓了机械化数学的崭新领域。2000年，吴文俊由于对拓扑学与数学机械化的卓越贡献，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来源：“中国科学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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