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一号，就是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早已经改为张自忠路三号了。

新中国成立后，铁一号属于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东边的一部分划归中联部，而人民大学的那部分，无论新建红楼，还是民国留下的建筑灰楼，都是教职工宿舍，人民大学的“书报资料中心”“清史研究所”也在此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铁一号大门东侧立起一块矮矮的石碑，上书“‘三一八’惨案发生地”，这才令路人注目。1990年代，大门东侧墙上又出现了“段祺瑞执政府”字样，原来这里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的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文物保护单位又升格为全国，而且叫做“清海军部、陆军部旧址”。

铁一号大院这一近代文物建筑群，由单位驻地发展到革命教育基地，再到市级文物，最终成为全国重点文物，可以看出社会对历史建筑的认识过程。

我生在铁一号，长在铁一号，读小学以前只知道这里有我的家，读中学时从课文里知道鲁迅纪念的刘和珍等人倒在大门前，读大学以后才终于清楚了这里的历史地位，天天经过大门时，当然也非常想知道“三一八”惨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其来龙去脉始终是我脑海里的问号。

因为鲁迅，我们知道了“三一八”

读中学那会儿，课本没什么可读的内容，但收有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正因为有了鲁迅的这篇文字，我们才记住了“三一八”惨案，也记住了刘和珍的名字。就像我们当时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那点有限知识，大多来自毛选注释那样。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大约因为鲁迅这一段写得特别有感情，所以，这一段同学们也朗诵得特别有激情。根据课本的注释和老师的讲解，从此我也一直认为“三一八”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段祺瑞，而且知道段是那时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头子。1979年版的《辞海》，依然如此解释：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经守军击退。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时称‘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多人。这起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

1989年版的《辞海》只字未改，原封照搬，只有1999年版的《辞海》以新的文字显现出些许不同。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屠杀人民群众造成的惨案。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交战期间，12日日本军舰进逼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被国民军击退。16日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援引《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务的最后通牒。‘大沽口事件’发生后，18日北京群众万余人在李大钊等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要求‘驳牒’、‘逐使’。会后群众举行游行请愿，在执政府门前遭段祺瑞卫队的屠杀，死四十余人，伤一百余人。”

1999年版《辞海》的“三一八”惨案辞条最耐人寻味的是，“军阀”这样的形容没有了，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而加上了“援引《辛丑条约》”一句，但却将“掩护奉军军舰”抹去；另外，集会的“五千多人”变成了“万余人”，死伤的具体人数与以前相比，反倒更加模糊了。

发生过程，一直争论不休

其实，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过程，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的《文史资料选辑》上曾经有过一番争论，作者是当时政府与学生双方的直接当事人，文字针锋相对，可其间居然相隔20年。

1960年3月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发表《“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作者楚溪春，1926年，他曾任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是保卫铁一号执政府与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的负责军官。

楚溪春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来后先在直系的第二十师任中校主任参谋，1924年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败北，所在部队也被编散，1925年1月他成了京卫军第一旅，也就是执政府卫队旅的参谋长。执政府倒台后，他又参加晋军，以后一直没有脱离军界、政界，最高的职务曾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应该算是民国政坛上的一个人物，所以随傅作义易帜后可以当上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在楚溪春笔下，三一八”惨案是这样的：

惨案之前半个月，已经有过几次学生反对外国的游行，因有北京警卫司令鹿锺麟派遣的大刀队随行，均未出事。惨案前一天，卫队接到上级命令，说次日学生要到天安门开会，会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