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在繁忙的工作中接到了一封来自湖南老家的信，这让他感到一丝难得的宁静。然而，一旁的警卫员显然对此并不以为然，撇嘴小声嘟囔：“又是来找您要好处的，您别理他们了。”

毛主席对警卫员的嘀咕置之不理，随手把那封信放到一边。可是，当他的目光扫过信封上的署名时，他的表情瞬间变得专注而亲切，迅速打开了这封信。喜悦的神色挂在他脸上。

警卫员看着那个信封，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刘策成。

毛主席读完信后，对警卫员说：“通知湖南省省长程潜，帮我安排一下刘策成先生的工作。”

这一下，警卫员有些懵了，不解地问：“您平时最不喜欢人家找您走后门了，这个人是谁？他和您什么关系？”

毛主席笑了笑：“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才，由他来负责这份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湖南一师对毛泽东而言是重要的母校，他在那度过了5年的时光，结识了许多杰出的老师，这些人成为了长沙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其中一位名字较为陌生的人物是刘策成。这或许是因为刘策成曾在国统时期担任政府要职，获得过“模范县长”的称号，而他的名字在建国后并没有像其他恩师一样被广泛铭记。

建国后，刘策成内心承受了不少压力。首先，他面对家人的质疑和压力，因为他曾在国统时期从政，而家人认为如果他当初选择继续在一师教书，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非议。其次，他对未来的职业方向感到迷茫，虽然他有丰富的学识，但不知如何为新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面对这些压力和疑虑后，刘策成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写信给毛泽东寻求解答。他提到两个问题：如何处理过去的土地财产，以及是否有机会在文史馆工作。这封信充满了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期望。

毛泽东在1950年8月16日亲自回信，对于土地财产的问题简洁明了，建议交由农会处理。而对于工作问题，他特地打招呼，告诉刘策成不必亲自去京找他，而是建议去长沙找省长程潜。

刘策成原名刘武，生于1883年。他的心头至爱是庄子，对《庄子》的钟爱可谓是一生之久。年轻时，他曾远赴日本留学，并早早地投身于孙中山的同盟会。

返国后，年方30的他便担任了湖南邵阳中学的校长，拉开了他在教育领域的崭新篇章。在当时，担任校长本是一份颇有声望的工作，只要在学校内循规蹈矩地传授知识，对外置身事外，便可安享平稳生活。

刘策成却是一位积极进取的教育家。1914年，当时的政局动荡，袁世凯试图称帝，刘策成义愤填膺，带领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抗，甚至还私藏了枪弹。一场意外导致他被判刑15年，从一位尊荣的校长堕为囚徒。

直到1916年，袁世凯离世，刘策成方才获释。随后，他加入了一师，成为一名普通的历史老师。正是在这里，他邂逅了当时年仅23岁的毛泽东。

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后，投身革命事业。他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成为湖南省革命文化的要塞，尤其在北洋军阀统治的背景下，该刊物的影响力更为显著。毛泽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并担任书记。在这一过程中，他受到刘策成的启发和影响，刘策成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积极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

刘策成在湖南政治舞台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在1920年，湖南政治局势动荡，赵恒惕作为广东军政府指派的湖南总司令，联合省长林支宇，提出了“省自治”和“自治立国”的新政主张。

刘策成由于与赵恒惕有着姻亲关系，成为了赵恒惕亲自笼络的对象，并在衡山县长岗位上以清正廉洁、为民办实事的作风赢得了“刘青天”的美誉。

刘策成在县长任上，深入研究县治，提出了《如何做模范县长》的方案，特别注重解除农民的三重剥削。这与当时毛泽东在湖南推行的农民运动思想相契合。然而，这一立场引起了一些湖南官员的反感，最终导致刘策成被调往长沙担任警察厅厅长。

在长沙，刘策成并没有积极参与赵恒惕对工农运动的压迫，而是将精力集中在保护和修缮名胜古迹天心阁上。

他的日常工作虽然平淡，但他对毛泽东和农会的保护却是积极的。刘策成总能提前通知毛泽东，一旦赵恒惕对他们采取行动。这种默契让赵恒惕产生了怀疑，最终将逮捕毛泽东的任务交给了长沙城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

赵恒惕并不了解刘策成与王建屏之间的特殊关系。王建屏本身对革命运动抱有同情，得知逮捕毛泽东的命令后，刘策成立即通知了王建屏，并设法设计了一场戏剧性的脱险计划。通过王建屏的安排，毛泽东成功躲避了逮捕，为革命事业保留了宝贵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个消息让刘策成感到欣慰和振奋。他对身为毛泽东的学生感到骄傲，毫不吝啬地在人前表达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敬意，口口声声地赞叹：“我早就知道毛泽东能成大才！”

这一时期，刘策成心生重出江湖之念，渴望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他在家中多年，感受到了新生活的蓬勃活力，决定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怀揣试试看的心态，刘策成写信给毛主席，表达了他愿意投身文史工作的愿望。这或许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对新中国的信心。虽然刘策成原本认为毛主席繁忙，可能不会亲自回应这样的小事，但他却很快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

1951年6月，刘策成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份由中央文史馆颁发的聘书，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份工作对于刘策成来说，意味着他可以在国家层面继续从事他热爱的文史研究工作。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让他感到欣喜若狂，对毛主席的关心和支持心怀感激之情。

怀着感恩之心，刘策成全家搬到了北京，开始了在中央文史馆的新工作岗位上的奋斗之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过去革命岁月的延续，也是对自己学术才华的再次肯定。在新的岗位上，刘策成不仅有机会为国家的文史事业添砖加瓦，更能够延续他与毛主席的师徒情谊，共同书写新中国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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