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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中)。

文|朱国顺

1963年10月22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迎来了一位神秘的贵宾:埃德加·富尔。富尔曾任法国总理,此时既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外交头衔,钓鱼台国宾馆为他敞开了大门。

富尔带着一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亲笔信。这封信是写给富尔的,但戴高乐希望看到信的是其他人,或者说是中国领导人。

这是中法即将建交前,最关键的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变了世界版图。东方世界的许多国家纷纷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西方一些国家也承认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在美国干扰下西方大国依然显得十分僵硬。1959年1月戴高乐再度当选为法国总统后,把目光投向了新中国。

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1940年希特勒占领法国后,法国国防和战争部副国务秘书戴高乐飞往伦敦,并在那里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抵抗侵略者。丘吉尔半开玩笑地问他:“你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戴高乐思考了很久后回答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时,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

正是这种维护民族独立的坚定决心,使得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在战后世界风云中,体现出不畏强权的独立自主精神。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孟戴斯-弗朗斯以法国总理兼外长身份出席会议,并在6月19日专程到瑞士伯尔尼中国大使馆,会见了周恩来总理,成为一次重要外交突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二战时是戴高乐流亡政府的副秘书长,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下野的富尔及其夫人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考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

1963年8月20日,富尔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希望再次访华。收到中方正式邀请后,富尔立即去见戴高乐。戴高乐十分高兴,要求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中国。由于此时两国并无外交关系,戴高乐十分艺术地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富尔,信中以特殊的方式确认了富尔的官方身份,表明将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问题。这封给富尔的信,实际上真正的收信人是中国领导人。

1963年10月21日,富尔从罗湖口岸进入中国内地,第二天抵达北京。先后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北京、上海共进行了六次实质性的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

11月2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富尔夫妇。毛主席对客人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说:“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我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

当天,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中法建交的方案。当晚,周总理和富尔在《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这份直接建交的方案上签字。

富尔回到巴黎后,法国外交部派公使衔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去瑞士,与中国驻瑞士大使就建交具体事宜进行了多轮商谈。双方商定,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巴黎时间12时、北京时间19时,中法双方同时发布建交公报。

就在中法建交紧锣密鼓推进过程中,得知消息的美国政府发疯般使出各种手段进行捣乱,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1964 年1月27日,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全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

短短的两句话,公布后犹如“外交核爆炸”一样,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连锁反应。法国作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打破了冷战造成的世界极化格局,为西方国家带了个好头。新中国通过与西方大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一步提升了新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突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包围。

戴高乐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因心脏病突发惜未如愿。

据说,毛泽东对戴高乐的评价,是西方各国领导人中最高的。毛主席说,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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