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创作的天津故事并在天津实地拍摄的电视剧《潜伏》，红遍了大江南北。五大道的画面充满了异国情调，紧张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孙红雷和姚晨的精彩表演令人叫绝。《潜伏》的播出,让很多人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这部谍战剧深受广大观众关注并掀起了一股风波，随之国内首家以“谍战”为专题的潜伏谍报博物馆便在天津应运而生，填补了我国主题博物馆的一项空白。

昨天晚上，听儿子说他是在天津五大道开办的一个名叫“潜伏谍报博物馆”里宴请客人的，并讲述了他对那栋小楼的观感，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于是我赶紧向五大道“潜伏”，想见识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神秘之地。

五大道在和平区，而我住在河西区，但我居住的地方离五大道不远，坐公交车也就是四五站地。走进五大道，恍若跌进洋风扑面的奇境异域，街道两侧都是风格别致、色调明快的西洋建筑。那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常。本来是欣赏风景的,现在的风景却淹没在人山人海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的人拿着旅游图在按图索骥，有的人拿着相机或手机在拍照留念。

四十年前，我曾在大理道西段居住过，附近是和平宾馆。1951年11月，来天津巡视的毛主席就住在那里，这也是毛主席在天津唯一下榻的宾馆。所以说我对大理道略有了解，虽然尚不清楚近二年才成立的潜伏谍报博物馆在大理道的具体位置，但也能判断出它应该在大理道中段。于是按照儿子提供的地址，我从民园体育场顺着大理道往西走，躲过一辆四轮观光马车，突然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打扮成“特务”的男子，知道这就是我要寻访的大理道57号潜伏谍报博物馆了。

从门口白石牌上的简介看，原来这栋三层英式小楼曾是国民党高级特务王天木的旧宅。王天木（1891——1995），原名王仁锵，曾化名郑士松，河北涿县人。早年中进士，后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任京师地方审判厅推事。1915年10月任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后又任驻外领事、大使馆秘书。1932年任复兴社天津站站长，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区区长，是戴笠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曾组织和参与过两次重要的暗杀活动。在抗战初期，他也曾是抗日除奸的中坚力量，做过一些对民族有益的事情。因此，这栋小楼充满了神秘色彩，人们经常把它和潜伏谍报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潜伏谍报博物馆建在这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这座以潜伏谍战为鲜明主题的公益性、非国有博物馆并不是全日开放，只有下午三点到四点才允许游人入内，收费一块钱，送给游客一副鞋套。因为这里原本是一家餐厅，主营业务是经营餐饮，博物馆只是它的副业。说是博物馆，其实它的面积很小，展品也不多，但主题鲜明，充分体现了天津地方特色，大大增加了博物馆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墙上挂着一些与谍战相关的图片，其中有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北方局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彭真、陈伯达等人的老照片。实物也不是很多，却很珍贵，如微型照相机、收音机、发报机、密码本、手铐等。据说发报机和密码本是在王天木旧居墙壁夹层中发现的。通过不到半个小时的参观，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卓绝的潜伏谍报斗争史实，对几十年前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以及日本、美国等在天津的间谍活动有了一个基本认识。谍报工作是一种高智商、超勇气、极刺激的特殊职业，充满着惊险、智慧、机敏和恐怖，一封重要情报的价值，或许能胜过千军万马，或许能改变历史命运。以天津为大背景的电视剧《潜伏》在全国的热播，也激发了人们深入了解无形战线上谍报工作的兴趣和渴望。

电视剧里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余则成和国民党军统局天津站吴站长都“住”在五大道，其中余则成和他的假夫人居住的爱丁堡道，如今叫作重庆道。这条街道修建于1922年，原属天津英租界，东到马场道，西到昆明路，全长1919米，南北两侧分别与常德道和成都道平行。

吴站长和他的太太住在常德道1号。常德道东到民园体育场，西到西康路，全长1219米，南北两侧分别与大理道和重庆道平行，是五大道区域东西向道路中最短的一条。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几个租界均是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的乐园。天津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决定很多潜伏于地下的谍报工作都会将这里选为故事发生地。时光流转，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有故事的老房子还静静伫立在原处，默默无闻地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