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下旬渡江战役开始后，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很快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迫使国民党军队20多万人退到了上海。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妄想凭借上海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建筑工事负隅顽抗，并大肆进行城市破坏，企图挑起国际事端，引得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识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秘密派出了大量的纠察队成员护厂护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注意保护外侨安全。

解放军经过详尽部署，兵分两路切断敌人海上退路，鏖战了20多天，终于将反动派在上海的残余力量清除。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军管会立刻开始着手接管上海的重要机关，在接管的机关当中，是否能够顺利接管财政局是一个关乎民生的关键性问题。

所以，上海解放当天，军管会代表顾准、谢祝柯等人就来到上海财政局，本来大家以为财政局一定一团乱麻，不好接收，没有想到的是，当大家来到财政局时发现，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与其他工作人员将账目整理的十分清晰，就等军管会的人前来接收。

如此顺利，让军管会的人简直不敢相信，可是在正式交接时，汪维恒提出了要和军管会代表单独谈谈再进行交接的要求。

军管会代表顾准实在想不出这个局势下，这位国民党少将局长还有什么需要和自己密谈的，难道是送礼求待遇？亦或是威胁恫吓？

不过顾准并没有担心，整个上海都解放了，谅他也翻不出天去，且和他聊聊，看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也不妨。

于是顾准随汪维恒去了他的局长办公室，关上门顾准开口道：“汪先生有什么想和在下说的？”

汪维恒直接开口说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1924年入党，受党组织委托潜伏于敌人内部，如今已20余载了！”

顾准着实没料到是这个局面，很是惊讶错愕，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如果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是自己人，那他们奉命来接收财政局时应该会收到上级相关指示才对啊。

看出顾准眼中的质疑，汪维恒开口道：“关于我的事情，跟你说完你可能不信，你可以打电话给潘汉年，我的事情他知道。”然后顺手将办公桌上的电话推到了顾准面前。

潘汉年

潘汉年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只要给潘汉年打个电话，一切就清楚了，于是顾准拿起电话拨通了潘汉年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后，他向潘汉年汇报了事情了原委，并认真聆听了指示，在挂掉电话后，顾准激动地握着汪维恒的手，连连说道：“太好了！太好了！”

在一番密谈之后，很快，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率众向解放军代表顾准进行了交接。

不久之后，汪维恒被任命为新中国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很多上海的国民党高官都一头雾水，汪维恒跟自己是十几年的老相识了，他一直在国民党军需处供职，没被抓起来就是好事了，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的房管局局长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汪维恒这位在白色军营里管了十几年粮草的后勤官，一直有颗赤子红心。

汪维恒原名汪益增，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一户没落的地主家中，少时上过私塾识文断字，21岁那年在诸暨县渔山小学谋了个小学教师的职位。

接触过进步思想的汪维恒，不想再就此虚度一生，1918年毅然辞职离开了家乡，去上海法文翻译学校求学，接受维新思想。

1919年，汪维恒觉得时局动荡，行伍之人更能保家卫国，遂决定投笔从戎，去了北京军需军官学校深造。

两年之后，汪维恒作为军需官学校第四届优秀毕业生，被派到浙江慈溪县浙军，担任军需官，在宁波，汪维恒遇见了人生的领路人张秋人，张秋人是一名共产党员，与汪维恒是老乡，两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此后长期保持着书信往来。

在张秋人那里，汪维恒对革命思想有了清晰的认知，1924年的时候在张秋人的介绍下，汪维恒正式入党，成为了宁波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汪维恒服从组织决定，跨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汪维恒所在的浙军起义失败，汪维恒就此离开了浙军，回到了家乡诸暨县。

1927年1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任汪维恒为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到台州、黄岩、临海、温岭各县整顿党务，同时，他还背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浙江国民党队伍中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大多被迫害身亡，逃过一劫的也不得不流亡。

汪维恒被任命为宁波地委团委书记、后调往诸暨县中共县委组织部任部长，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县城小学的一名教师，而那所小学其实就是地下组织在诸暨县联络点，里面的教职人员都是地下党同志。

1928年5月，诸暨县委准备实行暴动的前夕，学校的一位老师在练习打枪时不慎走火，误杀了妻子，致使地下党在小学里谋划暴动的事情暴露，地下组织要求诸暨县的同志迅速撤离。

汪维恒依照县委书记金城的指示潜回南京，利用在军需官学校的人脉关系，到国民党军需系统里蛰伏，等待组织的召唤。

1928年9月，汪维恒到了南京，找到了过去在第四军需官学校任经理处长、时任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

汪维恒就读于军需官学校时，陈良就对正直厚道的汪维恒非常欣赏，所以当汪维恒找到他时，他很爽快地帮汪维恒深造镀金，后到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任少校军需科长。

潜伏敌营的日子，汪维恒为自己改名“维恒”，意思是鼓励自己不忘坚持革命的决心。

汪维恒靠着清廉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渐渐地成了国民党高层眼中“清廉忠诚的军需官”，后来跟着胡宗南转战河南、西安，成了胡宗南最信任的后勤大将。

潜伏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可就是迟迟没有等到组织的召唤，汪维恒对此很焦急，同时他也明白当时白色恐怖弥漫，组织一定是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于是他做了长期等待的准备，并利用职务之便，在南京、河南等地救助、转移走避的同志们。

汪维恒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再次得到组织的召唤会是在十年后，还是在阴差阳错的机缘下。

1938年8月，潜伏于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史永，经过李克农首肯，主动接触了汪维恒，在几番试探后，问汪维恒是否愿意为党做些事情。

汪维恒当即爽快答应了，当时汪维恒以为史永是党组织派来召唤他的，两人接头就意味着自己和党组织重新接上了，而史永并不知道汪维恒受命潜伏的事情，只是觉得他为人正直、厌恶国民党军营里的腐朽和明争暗斗，起了拉拢的想法。

不管怎样，汪维恒总算找到了传送情报，大显其能的机会，1943年，蒋介石枉顾国共合作协议，秘密调兵筹谋剿共。

汪维恒混迹于高官之间，听到了风声，当即向党组织汇报了国民党在西北各地驻军的人数装备、布防情况以及胡宗南部行军计划，党中央随即进行了布放调整。看到八路军有了防备，蒋介石自知偷袭计划讨不到甜头了，只好作罢，放缓了破坏国共合作的步伐。

胡宗南

1946年，汪维恒出任南京联勤总部总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行军打仗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汪维恒这位后勤高官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粮草弹药的数量、补给运输的方向，基本就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部行军计划。

为了配合他工作，史永特意从上海调到了南京，将汪维恒提供的情报高效地传回党中央，两人精诚合作，帮助党组织和军队免受了很多损失，尤其在大别山战役中，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蒋介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决定由白崇禧率20万军队攻击刘邓大军。

作为后勤军需官的汪维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散场他赶忙就将会议拟定的详细作战计划交给了史永，让他火速转报党中央，为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最终胜利添了一把利刃。

当然，汪维恒的敌营潜伏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意思的是他最大的困境不是暴露的危险，而是国民党高层的倾轧陷害。

汪维恒在国民党中是出了名的清廉正直，可当时国民党高层贪污已经蔚然成风，汪维恒的正直反贪挡了很多人的财路，遭到了报复打击，其中下手最狠的就是蒋纬国了。

那是1945年的时候，汪维恒查到胡宗南部的一师虚报军饷，便下令查扣，其实是一师的师长挪用军费去做生意，自制劣质军鞋滥竽充数，这中间也有蒋纬国的分成，所以汪维恒扣下军饷后，蒋纬国就跳出来反咬一口，在蒋介石那告状说汪维恒贪污克扣军饷，给士兵发放的都是劣质军鞋。

亲儿子都告状了，蒋介石一听就火了，要将汪维恒撤职严办，何应钦对汪维恒的作风是知道的，他坚持查清因果再做决定，蒋介石便传唤了汪维恒、军需主任、一师师长，三方对质，事件经过明了，都是自己好儿子的手笔，蒋介石尴尬的查处了该师长，汪维恒官复原职。

蒋纬国

汪维恒在反腐斗争中树敌太多，曾两度被撤职，差点入狱，比较让人唏嘘的是，在汪维恒进入军需部后便是少将军衔，在军界摸爬滚打20多年，离开军界时还是少将。

1948年，汪维恒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欣喜万分，很快他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回到组织的怀抱，却不想收到了赴台任职的调令，当时的形势下，汪维恒知道去了台湾，不仅是自己，妻儿可能也永远都回不来了。

但是考虑到随国军去台湾，就能获取日后国军在台湾的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那对解放军加快祖国统一的步伐大有裨益，在国家大义和全家的生命幸福上，他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前者，他向组织上打了去台湾的申请，组织同意了，但嘱咐他为了安全起见，收到组织的消息就要回来。

到了台湾，汪维恒竭尽所能地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期盼着全中国的解放。

1949年春天，汪维恒收到了史永寄来的信，信上无他，就是一首盼友回归的诗词。汪维恒知道这是组织给他的信号，让他迅速回到大陆。这让他兴奋不已，可是该怎样离开才能不引起猜忌，平安回去呢？

幸运的是契机很快就到了，汪维恒任职的台湾供应局因局势所迫解散了，汪维恒的领导陈诚也进了医院，汪维恒便以母亲患病，回大陆看望向陈诚请辞，还隐晦的发了几句牢骚，让陈诚以为他是单纯地负气出走。

为了打消怀疑，他将妻儿留在了台湾，自己独身回了上海，其实汪维恒临行前，就和妻子做好了全家离台的准备。一个月后，汪维恒家人坐上了当天最后一班返沪的轮渡，回到了上海。

陈诚没留住汪维恒，就给了他淞沪地区补给区副司令的任命，而汪维恒的“伯乐”陈良此时已经是上海代理市长了，见老友归来很开心，便推荐他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银行董事长。

在陈良的推波助澜下，汪维恒不仅掌握了淞沪地区的补给，还掌握了上海的财政大权。

他有许多情报想传回党组织，可他已经联系不上史永了，他又成了断了线的风筝。只不过这次他并不迷茫仿徨，他知道胜利指日可待，也知道自己要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汪维恒召集旧部对财政局的档案封存造册，尤其是对日伪档案的保存，盘查进行仓库，防止资金大量外流，维持上海经济稳定。

与此同时，汪维恒还要防备着国民党高层狗急跳墙，拉着全上海一起殉葬。

汤恩伯就曾要求财政局拨巨款，供他修筑上海四郊的防御工事，与共产党来个鱼死网破。身为代理市长的陈良不堪其扰，询问汪维恒的意见。

汪维恒力劝陈良：“莫做败局的殉葬人”，陈良深以为然，以财政空虚无法拨款为由拒绝了汤恩伯。

后来有人劝陈良将上海银行的储户存款都换成美元，远走高飞，陈良动了此念，也是在汪维恒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陈良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保住了储户们的存款，避免了一场民众哗变。

特务头子毛森曾强迫陈良焚毁上海几大局的档案和账册，让共产党无法顺利接收。汪维恒劝谏陈良：“这样势必会引起全上海市民的恐慌，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不仅有害于人民也不利于战争。”陈良听了汪维恒的话，命令市政府各单位务必妥善保存账册，尽快造册备查。

汪维恒还试图将他在国民党中最要好的朋友陈良策反，可惜陈良终究不是同道之人，但汪维恒凭着自己和陈良的个人关系，对他进行规劝、积极引导，顺利的保护好了上海市各大单位的档案账册，尤其是财政局部分，在共产党接收之前，汪维恒就将一切准备妥当了。

1949年5月27日，汪维恒以投诚的形式将财政局交到了军管会代表顾准的手上，并向顾准坦白了身份，顾准致电潘汉年后，证实汪维恒确实是党打入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在敌营潜伏21年，为党中央传递了无数有价值的情报，帮助了许多走避的地下党员。

交接仪式过后，汪维恒面见了潘汉年，将他在台湾了解到的军事情况上报。

在恢复身份后，汪维恒服从组织安排，在上海市房地局工作，依旧兢兢业业、两袖清风。

在解放后，汪维恒才知道自己的党籍并没有恢复，原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党员都是没有党证的，一旦与组织失联就没办法证明党员身份，1928年他从诸暨县走避，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也就没了党员身份证明。

与他同时避险的金城同志、他的联络员史永同志都是后来重新提交入党申请，获取党员身份的。

不幸的是，1942年汪维恒在八路军红岩办事处重新填写的入党申请书，因为局势紧张，红岩办事处紧急撤离，办事处主任不得已将申请书销毁了，所以他的党籍一直没有恢复。

汪维恒有些失落但没有抱怨，一直就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配合组织工作，同时积极处理党籍问题。可惜因为时局复杂等原因，直到他1971年去世时依旧没能恢复党籍，这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说着“我要求……”想要恢复党籍。

1984年10月11日，党组织经过多年的严格审查，发放批文：“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

这份党籍认定虽然来得迟了些，但也算是对汪维恒先生的告慰，对其一生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