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湖北省大冶县古城山区的农民满怀喜悦之情，纷纷去城里购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彩色标准像，张贴在堂屋的中央、神龛的中心、会堂的正中和茅屋的客厅，以及他们认为最神圣、最重要、最显眼的地方。

一天，铜山口岩山附近烟铺朱村铁匠朱其升去下庄屋铁匠铺上工，他走进路旁一座茅棚，从门前瞧见正中贴着一张毛泽东的彩色肖像，两边贴着红纸对联“泽润民生功垂宇宙、东方红日普照五洲”。朱其升兴致勃勃地走上前去，观察肖相和对联，突然眼睛一亮，心想：这相好面熟啊！是他吗？于是他放下手中装有锄头、镰刀等农具的竹篮仔细辨认：“是他！真像！特别是左下巴上那颗大痣！”朱其升读了三年私塾，又在部队学习过，认得比较难认得“润”字，他暗暗揣测：“他难道是我的润之弟？！做了这大的官？！”当时大冶地区的人还不知道毛泽东叫毛润之。这一带老师农民对山外面时局的变化更加知之不多，朱其升虽在外面跑了几年，仍然脱不了山民的本色：安分守己，忠厚诚实，勤劳朴素，胆小怕事。解放前他参加革命军之事从不敢向外人透露，就是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未曾讲过。至于认识了什么人、什么官只字不提。

朱其升带着疑惑不安地干完一天活后回到家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郭兰英。郭兰英迈远丈夫瞎猜，警告他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嘛！这么大的官，是过去的皇帝。你敢与他称兄道弟？”是呀，当时解放不久，人们的思想还没解放，特别是偏僻山区的村民。“你趁早不要瞎说，弄得不好，大祸临头，全家人会遭殃的！”。

墙有洞，壁有耳。朱其升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事最终还是被人们知道了。有的不置可否，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的人认为他在吹牛，还有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村子里有一位教师劝他写信寄到北京，去找主席，看看到底是真是假，在众多村民的怂恿和催促下，朱其升便去汉口，找人代写书信寄给毛泽东，但均未收到回函。

1952年，朱其升重操旧业，到汉口街头补伞。晚上，住在新华路旁的旧泥屋内，他坚信，如果主席是润之兄，收到自己的信件，一定会承认他这个兄长的。他利用自己补伞的机会，四处打听，无论如何他一定得将信寄到毛主席手中，有一天，朱其升回到住所与潘振伯、何凤翔等人在巷口乘凉消暑，在闲谈中，朱无意中谈到他与毛主席的交往，何凤翔听后即盯着他问：“你真的和毛主席有交情？”朱其升严肃且认真的回答：“我真的与他同床共被，情同手足！”何凤翔说道“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介绍一个人，你去找他，他会想办法使你和主席联系上的，我们工厂业余夜校，有一个叫孟淑纯的女老师。他与我省的李先念书记是同乡和战友，至今还有来往。她为人很热情，我明天请她找你，是会有办法的。”

第二天，孟淑纯果然来找朱其升了，到了朱其升的泥屋内。仔细询问了他与毛润之的交往。并要求朱其升谈谈毛润之的特殊爱好和生活习惯。朱其升都一一答复。其中谈到毛润之喜洗“溜水澡”和“吃大肥肉”的情节，十分动人。此后，孟淑纯又多次找朱其升了解情况。最后一次，她又向朱其升要了两张照片，并根据朱其升的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还加盖武汉市委的公章，请李先念同志随公文呈送给毛主席。

1952年9月初，一封来自北京，上书“汉口汉正街德树巷二号孟淑纯先生转朱其升先生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公函转到了朱其升握过锤和犁尾巴的粗大手中，他颤巍巍地小心谨慎地拆开信封，写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的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展现在人们眼前。朱其升恭恭敬敬的将信纸递给孟老师。当孟老师读出“其升兄”三字时，这位与毛主席曾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实铁匠，顿时热泪盈眶。他激动地说道：“我的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古代的帝王是做不到的！”孟淑纯老师读完“其升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毛泽东，1952年8月30日”时，人民议论纷纷。众人要求朱其升务必讲讲是怎样和毛主席是怎样认识的？有的人还故意提出“你这个街头补伞的怎么能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弟？”来刺激他，要他讲述是如何与毛主席交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