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驱逐鞑虏”为口号的辛亥革命，彻底掀翻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不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担忧，也相继成为了现实——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几乎同一时间，远在漠北的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国”，建立了“大蒙古国”。
对于新生的民国政权而言，只有得到各边疆地区与民族的认同，才能谈得上已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
遗憾的是，尽管中央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顺利“保住”外蒙古。那么问题来了，外蒙古是如何独立出去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八世哲布尊丹巴
1）日趋疏远的“满蒙关系”
截至清朝中期，清廷一直在外蒙古地区推行着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边疆民族自治”制度。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一举措既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外蒙古各部的有效控制，也保障了外蒙古王公与上层喇嘛们的实际利益，对巩固国家领土统一与保持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定，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清朝是如何“统战”蒙古的？）。
满蒙联姻
1）对宗教势力的刻意打压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昔日“天朝上国”逐步沦为了列强蚕食的对象（拓展阅读：居安思危：一文概述，近代中国的两次边疆危机）。
内忧外患、以图自救的清廷，不得不大幅度调整了边疆政策，旨在巩固中央的统治权力。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清廷刻意降低了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的“政治优先级”。
实际上，直到乾隆时期，哲布尊丹巴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高于达赖和班禅二人的。
资料显示，乾隆二十七年（1762），新任库伦办事大臣诺木浑在会见三世哲布尊丹巴（1756—1773）时，必须“行跪拜礼”。
要知道，同一时期的驻藏大臣在会见达赖与班禅时，并没有“行跪拜礼”的礼节（拓展阅读：一文概述：清朝是如何搞定西藏的？）。
博格达汗冬宫
时光荏苒，到了光绪四年（1878），即将赶赴库伦就任办事大臣的英奎（？—1879）特意上书朝廷，提出了“调整见面礼节”的建议。
在他看来，自己与驻藏办事大臣地位平等，因此在会见八世哲布尊丹巴（1869—1924）之时，无需向对方“行跪拜礼”。
他在奏疏中强调，为了彰显朝廷的权威，在二人互换哈达的环节，八世哲布尊丹巴本人必须“起座相迎”，以示尊重。
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也同时激起了外蒙古上层人士们的强烈不满。据说，八世哲布尊丹巴一度向清廷申请“撤换英奎的职务”，但被对方给驳了回来。
慈宁宫的“三语”牌匾
2）什么是外蒙古“新政”？
其次，在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朝的统治已濒临崩溃。
为了自救，清廷在国家制度、军事、法律、商业、教育等领域尝试推进系统性改革，颁布了所谓的“新政”。
遗憾的是，清廷在外蒙古地区推行的以“放禁、开垦、设治”为核心的“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推动“外蒙古独立”的“催化剂”。
理由很简单，这些政策从根本上触动到了当地上层阶级尤其是喇嘛教势力的根本利益（拓展阅读：外蒙古独立的“催化剂”：什么是晚清的外蒙古“新政”？）。
因此在“新政”颁布之后，外蒙古上层多次向朝廷上书，要求官方禁止在当地推行“新政”，但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回馈。
与此同时，清廷给予了库伦办事大臣与各驻防将军更大的实际权力，进一步削弱了蒙古上层的地位和权势。
比如在宣统二年（1910），在喇嘛教势力与库伦办事大臣的冲突中，清廷坚定地站在了时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1871—1940）的一方。
库伦办事大臣三多（1871—1940）
无计可施的外蒙古上层，甚至主动向沙俄派遣使团“寻求支持”。1911年8月中旬，外蒙古赴俄使团秘密抵达圣彼得堡，并向沙皇递交了一封“求援信”。
在信中，他们对以“移民、屯垦以及蒙汉通婚、放贷”等合计二十余个“新政”举措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这些举措直接导致“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地位被严重削弱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的结尾，他们还对外蒙古的未来做出了一系列“美好”的畅想和展望：
“我们将致推举受万众尊重的博格达汗为伟大的汗。接着，我们会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美丽的愿望，我们不得不依靠贵国的支持，并坚信能够得到贵国的支持。”
一言概之，外蒙古上层人士的离心倾向，“看似是偶然，实际是必然”。
访问沙俄的外蒙古王公
3）“驱除鞑虏”背后的心态变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与此同时，南方各省接连起义，纷纷通电宣告“独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外蒙古为代表的各边疆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们的政治心态，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
众所周知，活跃于19世纪末，对清朝统治阶层感到绝望的汉族革命主义者们，为了达成“彻底革命”的目的，相继提出了“排满”、“驱除鞑虏”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革命理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将“鞑虏”的范围，一度从“满人”扩展为“满、蒙、藏、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等北方少数民族（拓展阅读：读书笔记：“硬核”革命家邹容的“政治主张”和“民族主义”）。
武昌起义爆发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激起了北方各边疆民族的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们的反感。作为“回应”，一些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们提出了“排汉”的主张。
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蒙古族学生王宗洛（1891一1968）认为，“现有的中国政治，无论哪一个党派，也是汉民族的驱逐鞑虏（的活动）”，“与蒙古民族没有多大的利益”。
因此，当他“听到外蒙古宣布独立，哲布尊丹巴当了蒙古皇帝的消息后”，一度要“赴外蒙古从事蒙古民族独立的活动”。
老照片中的外蒙古王公
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同时，很多受到皇室恩宠的蒙古王公与民族精英们，为了挽救清朝而不断奔波。
1911年12月24日，在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驻京蒙古王公的主持下，“蒙古王公联合会”宣告成立。
很快，由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多尔济帕拉穆、博迪苏等4人牵头，24名内外蒙古王公以“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致函时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表示内外蒙古仍然忠于清朝，要求他“不要向南方革命党让步”。
与此同时，驻京的蒙古王公们还以“内外蒙古十盟部一百三十五旗”的名义，由科尔沁图什业图、达尔罕、卓里克图三亲王与外蒙古喀尔喀三汗并赛音诺颜亲王等人牵头署名，致电当时主持“南北议和”谈判的的革命军代表伍廷芳（1842—1922），表示内外蒙古王公们会“维护清朝、反对共和”，并称革命党人提出的革命主张是“狭隘民族主义”（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近代革命风暴中的内蒙古和蒙古人）。
近时王公大臣合影（清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前排左一为贡桑诺尔布
不过，单凭这些蒙古王公的努力，根本无法挽救清廷大厦将倾的颓势。
因此，当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后，一些持“满蒙同盟”观点的蒙古王公们指出，内外蒙古本质是依附于清朝的“藩属”。清朝统治的覆灭，意味着双方的藩属关系“自动解除”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宣布“独立”，并以正式文书的形式，通告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限期离境”。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书中特别提出，“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
12月28日，八世哲布尊丹巴被拥戴为“大蒙古国”皇帝，年号“共戴”。至此，外蒙古上层人士们，将衍生于清朝后期的政治疏离感，演变成了一种实际的“国家构建”行为。
蒙古国绘作中的“独立功臣”：那木囊苏伦，达喇嘛，杭达多尔济，察克都尔扎布，那木斯莱，棍布苏伦
2）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演变
在今天看来，内地各省的“独立”，只是代表着他们主动脱离清朝的统治。不过，边疆地区的“独立”，更像是“脱离中国”的“自立”。
因此，新生的民国政府，主动对政治纲领进行了调整，将“驱除鞑虏”修正为“五族共和”。
1）“五族共和”的天然缺陷
1912年元旦，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职。
对于民族问题，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但不可否认的是，“五族共和”的理论，本身存在着不少结构性问题。比如“五族”一词，能否涵盖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实际上，即便是孙中山本人，也对这一理论表达过不解：
“依近世学者之说，谓中国原始之住民，实为苗族，而苗族独不得于五族之列，所谓共和，果如是乎？故我以为不举种族之名词则已耳，言及种族，则必曰六族共和、六族平等，不得仅以五族称也。”
一言概之，“五族共和”的理论，不仅间接造成了“五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也模糊了“五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2）南京临时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
但不管怎么说，基于国家稳定的需要，“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
2月12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具体内容如下：
- 与汉人平等；保护（好）其私有财产；
- 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 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难）的王公代筹生计；
- 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
- 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 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五族共和”宣传资料
3月11日，南京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指出：
“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
简言之，《临时约法》不仅着重强调了内外蒙古均是“中国领土”，还将以外蒙古为代表的边疆地方纳入到了立法范畴。
“南北议和”谈判现场
3）袁世凯的“补锅尝试”
有趣的是，就在《临时约法》正式颁布的前一天，曾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1859—1916）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一职。
身为职业政治家的他，早已敏锐意识到了“五族共和”理论存在的先天不足。因此，他在致八世哲布尊丹巴的信件中，用“中华民族”一词取代了“五族”。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于1902年率先提出的，一开始指代的是“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汉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民族”一词逐渐有了“全体中国国民”的内涵（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
袁世凯（1859—1916），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北洋军阀领导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议院最初起草的《国会组织法》中，尽管规定“众议院以各省人民所选出之议员组织之”，但将蒙、藏、青海等地排除在外。
对此，议员刘崇佑提出了异议：“根据临时约法之规定，蒙藏人民当然应与各省人民一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绝不能因为蒙藏地方智识程度不够而否决当地人民的选举权”，否则“留法律界上之污点”。
实际上，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倘若众议院内没有设置蒙藏两地的议员，一定会为帝国主义势力提供口实，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
经过讨论，《国会组织法》增加了第5条，即“蒙古、西藏、青海选出众议员之名额....蒙古二十七名，西藏十名，青海三名”。
与此同时，“众议院以各省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之”一条也被修正为“众议院以各地方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之”。
“袁世凯大总统”主题明信片
4）北洋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
在“统战”边疆地区上层人士的同时，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旨在更有效地稳定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
5月8日，参议院议决设立蒙藏事务局，附设蒙务和藏务两科，分管蒙藏两地的管理事宜。7月19日，参议院正式通过了蒙藏事务局官制，明确了事务局隶属国务总理直辖的体例。
另外，民国政府还在外蒙古等地部署了军政设施。
8月，北洋政府接连颂布了“蒙古待遇条例”、“对于蒙古族王公贵族加爵之令”和“给予喇嘛教僧侣称号之令”等三项法令。其中，“蒙古待遇条例”最具影响力。
该“条例”要求，“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属待遇应与内地一律，中央对于蒙古行政机关亦不用理藩、殖民、拓殖等字样”，“各蒙古之对外交涉及边防事务，自应归中央政府办理，但中央政府认为关系地方重要事件者得随时交该地方行政机关参议，然后施行”。
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合影
与此同时，就边疆地方事务的管理问题，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专门法规。
具体有颁布于1912年的《蒙古、西藏、青海众议院议员选举施行令》、颁布于1913年的《民国成立初次来京蒙、回、藏王公等特别川资条例》、颁布于1914年的《蒙藏院办事章程》等。
1915年7月9日，北洋政府又相继公布了《库伦办事大员公署章程》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佐理专员公署章程》，明确了政府对外蒙古的管理体制。
根据上述章程，库伦办事大员直接管辖的区域以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为限，兼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各区域应办事务，直接节制这三个地区的佐理专员。
由此可见，北洋政府的治边举措，思路已经变得日趋清晰。
1918年 北洋政府
3）沙俄势力的“粉墨登场”
前面提到，早在1911年7月，外蒙古就曾派遣使团前往沙俄，提出了“沙俄需保护外蒙古”的请求。该使团在时任“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的带领下，于29日秘密抵达圣彼得堡。
尽管沙俄方面对外蒙古使团的到访持谨慎态度，但将之“驱逐出境”显然不符合自己的长期利益。
不久，双方私下达成协议，“设法使此事符合我国愿望，在此种情况下，此事或许在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中能使我们得到好处”。
杭达多尔济
1）围绕外蒙古问题的争论
1911年8月，俄国就外蒙古问题召开了远东特别会议，并最终得出结论：
“帝国政府（沙俄）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
8月29日，时任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向清廷递交照会，要求立即停止在外蒙古地区推行“新政”。他们威胁清廷，如果继续推行“新政”，“俄方势必至在交界等处，筹对付办法”。
但需要指出的是，以当时沙俄的综合实力，根本不具备向清朝开战的条件。他们之所以频繁“撂狠话”，无非就是想在即将开启的《中俄通商条约》的谈判中，赚取更多的利益。
西伯利亚铁路
伴随着清朝的覆灭，沙俄内部就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1912年4月13—27日召开的国家杜马会议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外交大臣沙査诺夫与国家杜马代表、历史学者米柳科夫等人认为，沙俄应该站在“中立位置”，没必要过度干预外蒙古事务。在他们看来，“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应积极参与在欧洲和近东的外交事务”。
沙査诺夫指出，外蒙古地区不具备独立发展的条件：
“隔断蒙古人与中国的联系，意味着俄国必须承担帮助蒙古建国的任务，这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异常艰苦的庞大工程”，“沙俄政府应该按照尔喀人（外蒙古）的愿望，保留他们的社会制度，尊重中国政府的决定，恢复他们在蒙古地区的威望。”
20世纪初的沙俄军人
不过，奥洛夫省代表沃洛吉莫洛夫与武官库罗巴特金等人，在会议中发表了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沙俄必须将外蒙古合并到俄国版图”。比如库罗巴特金在《俄中问题》一书中，就对“外蒙古问题”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分析：
“中国政府是在外蒙古地区进行有计划的移民，（清廷）利用他们的土地，使蒙古人越来越穷，使其丧失经济自由与基础，最后把（外）蒙古变成中国的一个省”，“（沙俄）应该帮助蒙古人，使漠北蒙古免受中国（汉族）移民向此迁移的影响，使蒙古人彻底摆脱他们的迫害”，“因此，把蒙古收归到俄国政权之下，让外蒙合法自治，俄国和中国之间以荒漠隔开，这样就完全可以避免以后俄国与中国的武装冲突。”
20世纪初的沙俄军人
2）沙俄政府的一系列干涉举措
伴随着北洋政府一系列“治边举措”的颁布与实施，沙俄方面意识到，“中国开始奉行更积极、更坚决之政策，其目的在于将业已脱离中国之地方（边疆地区）再次置于自己权力之下”。
1912年8月15日，沙俄政府召开部长特别会议，正式确立了“彻底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既定方针。参会人员一致认为，“过往消极观望政策是危险的，俄国需要与外蒙古当局缔结一项双边外交协议”。
9月3日，沙俄外交部指派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进行谈判。
访问沙俄的蒙古第一任总理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
需要指出的是，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外蒙古方面并未展现出“唯命是从”的“听话姿态”。
实际上，这些上层人士们对沙俄方面的“小心思”，早已心知肚明。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所谓俄蒙条约，对于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使蒙古成为布哈拉和高丽第二而已”，“此种文件是否能够给蒙古带来真正独立，蒙俄关系是何种关系，是否保护关系？”“喀尔喀诸王公有责任关心他们的命运，否则便会受到责，遣责他们背叛民族利益”。
在交涉环节，外蒙古代表一再“提醒”对方，“大蒙古国”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国”，一再重申“已承认库伦政府之统治权的科布多、鸟梁海以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均已被纳入进了大蒙古国的版图”。
他们“警告”沙俄代表，“中国（北洋政府）坚持要与库伦和解，并且表示，只要不断绝中蒙关系，中国准备做更大的让步”。
蒙古国电影《末代蒙古皇帝》剧照
见外蒙古方面态度强硬，廓索维慈建议沙俄政府“需要对外蒙古方面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其尽快与自己签订一项“旨在保护俄国特殊利益”的协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单力薄的外蒙古终于吃不消了。11月3日，双方签订了《俄蒙协议》和《商务专条》。
《协约》和《专条》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沙俄在当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如“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等，都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规定作了明确规定。
一言概之，外蒙古已经成为了沙俄的“囊中之物”。
蒙古国电影《末代蒙古皇帝》剧照
4）中俄蒙三方的“斗智斗勇”
《俄蒙协约》签订后不久，沙俄的下一个行动目标，就是迫使北洋政府承认《俄蒙协约》的既定事实。
1）中俄两国的你来我往
1912年11月9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会见中国驻俄公使时，主动建议北洋政府“加入”《俄蒙协约》，并保证“倘若中国政府加入俄蒙协约，我们愿意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不过，这一“建议”遭到了驻俄公使的当面拒绝。
见中方代表不买账，恼羞成怒的沙查诺夫威胁道：
“总有一天，中国人会认为在蒙古之宗主权至关重要，但中国人不愿同我们就蒙古问题达成协议，我们将不得不拒绝承认蒙古对中国之从属关系”。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一家
坦诚说，北洋政府一开始并未屈服沙俄方面的讹诈。
中方代表指出，“中国万难承认《协约》，因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凡有关蒙古之协约均须与中央政府，而不能同库伦缔结”，并强烈要求沙俄需要主动“放弃俄蒙协约”。
遗憾的是，受限于虚弱的国力，北洋政府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与沙俄举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提出，沙俄方面在充分尊重“外蒙古固有之行政制度”的基础上，应该主动废除《俄蒙协约》并“以俄中协约代之”，承认“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与“中国政府在蒙古之主权”。
不过，沙俄方面只同意了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宗主权地位”。
他们威胁中方代表，倘若不接受俄方意见，“只能导致中国进一步失去同蒙古之联系和扩大呼图克图政权之领土范围”；如果北洋政府依然不接受，“（沙俄方面）自行采取必要措施，支持蒙古自治”。
谢尔盖·沙查诺夫（左）与陆征祥
对于中俄两国的谈判，外蒙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意见。
八世哲布尊丹巴在1913年5月就对廓索维慈指出，“承认宗主权，承认由此而形成之局势不符合蒙人之利益”，因此他要求沙俄方面“删去此款，并允许蒙人参加谈判”。
不过，沙俄已经觉察到外蒙古“意欲吞并内蒙古”，建立独立国家“大蒙古国”的野心，因此将他的提议给硬生生地“压了下来”。
1913年5月20日，中俄两国最终敲定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协议，要点如下：
- 俄国以表面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换取了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
- （中方）承诺不向外蒙古移民，接受俄国“调处”，同意俄国享有《商务专条》所规定的在外蒙古的各项侵略特权。
在今天看来，这份协议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因此，在舆论的推动下，参议院于7月11日否决了这份协议。
廓索维慈与外蒙古王公的合影
得知协议被否决后，沙俄方面大为恼火。他们干脆推翻了这份协议，炮制出了所谓的“新大纲”。
除了保留“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等内容外，直接删掉了“（沙俄）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条款。
对于俄方提出的更为苛刻的“新大纲”，处在内忧外患的北洋政府在经过反复斟酌后，决定全面妥协。
同年9月，双方重启谈判。经过十余次的反复“磋商”，双方最终于11月5日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
值得注意的是，两份文件仅保留了中国对外蒙古的徒有虚名的“宗主权”。与此同时，外蒙古的“自治地位”以及沙俄在外蒙古地区享有的特殊地位与权利，“均得到了书面保证”。
时任“总理大臣”那木囊苏伦在圣彼得堡
2）什么是《中俄蒙协约》？
对于沙俄强加的“自治”而非“独立”地位，外蒙古方面表达了强烈不满。
在《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签字后，他们继续坚持“完全脱离中国”和“将内蒙并入外蒙”的主张，并重申将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的独立蒙古国”的事业，拒绝“屈从于中国宗主权”。
“遗憾”的是，在沙俄的挟制下，这些人的“努力”最终不了了之。
1914年9月8日，中俄蒙三方就外蒙古的归属问题，在恰克图展开了谈判。客观地说，谈判对中方是极为不利的。
首先，中方已被迫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声明另件》；其次，日本出兵强占胶州，并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的处境非常被动（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外蒙古当局因为有沙俄在“暗中撑腰”，因此态度极为蛮横。
“外务大臣”车林多尔济（前排左四）在俄罗斯，1910年代后期
1915年6月，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内容要点如下：
- 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 （外蒙古）无权与其他国家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
- 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
- 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古）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按自己法律治罪。
不客气地说，对于沙俄而言，协议的签订是外交领域的“重大成功”。
具体而言，他们不仅“拿下了”在外蒙古的所有特权，并且没有满足外蒙古“独立建国” 的期望，成功地将其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中俄蒙协约》签订现场
5）漠北草原上的“大乱斗”
“十月革命”后，沙皇政府被推翻（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轨迹）。
因为失去了沙俄的“庇护”，外蒙古军队连最基本的装备供应和日常开销，一度都得不到有效保障；再加上统治上层普遍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
因此，外蒙古当局宛如墙头之草，东摇西摆，频频转向，从未逃脱政治傀儡的宿命。
1）谁是谢米诺夫？
首先登场的，是接受日本扶持的白俄谢米诺夫势力。野心勃勃且拥兵自重的他，在领兵进入外蒙古境内后不久，就提出了建立“大蒙古国”的狂妄计划。
在谢米诺夫的“建国计划”中，“大蒙古国”的版图，不仅囊括了外贝加尔地区与内外蒙古等地区，连我国东北、新疆、青海、西藏等地，也都纳入到了“新国家”的版图。
不出意外，他的“大蒙古国”计划，不仅遭到了英法等国以及“金主”日本的掣肘，甚至连很多当地的喇嘛王公们也觉得“不切实际”。
没过多久，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等原因，谢米诺夫的“建国团队”很快便土崩瓦解，本人一度狼狈跑路到了我国东北地区，当起了关东军的“俄裔间谍”。
1946年8月，他被苏联红军逮捕后被处以绞刑。
前排左一为谢米诺夫
2）“僧俗势力”的内斗与“取消自治”
就在这一时期，外蒙古的统治上层内部，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具体而言，“黄派”喇嘛教势力的大权独揽，严重损害了“黑派”王公贵族的既得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矛盾一度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为了恢复原有的政治地位，“黑派”蒙古王公们不仅主动与“宗主”北洋政府取得了联系，还提出了“取消外蒙自治，恢复前清旧制，行政权完全统一于中央”的交易筹码。
民国初期的蒙古王公
站在发展的眼光看，这是北洋政府“收复外蒙古”的最好时机。
不过，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司令徐树铮（1880—1925）在外蒙古的一系列“蜜汁操作”，终究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
此君率军抵达外蒙古境内后，目中无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为了尽快让外蒙古当局“取消自治”，他亲率士兵夜闯“总理大臣”达喇嘛的寓所，逼令其在“取消自治”的文件上签字画押；在1920年元旦的哲布尊丹巴册封仪式上，他毫不念及外蒙古地区的历史风俗和文化传统，强制对方“先期斋戒”并“起立受封”，最终激起了当地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
很快，原本斗得难解难分的僧俗两派上层人士们，迅速“统一了战线”。不久，他们便找到了新的“合作对象”——被苏俄红军击溃的白俄恩琴势力。
徐树铮率兵占领库伦取消蒙古自治，1919年
3）谁是“疯男爵”？
有着“疯男爵”之称的恩琴（1886—1921），是个“神经分裂”式的奇怪人物。
他出生于奥地利格拉茨，热爱自己的祖国俄罗斯，希望尽快恢复传统的沙皇制度；他笃信藏传佛教，认为黄种人优于白种人，希望借自己之手“重现蒙古帝国的辉煌”。
很快，恩琴率领着自己的“亚洲骑兵师”，迅速击败了驻守在库伦的北洋驻军。至此，外蒙古的实际统治权，已经全面落到了恩琴的手中。
不过，结合我查到的资料看，他似乎对“管理蒙古”一事并不感冒。
恩琴
但不可否认的是，恩琴也不是靠谱的“救世主”。他性格暴戾、嗜杀成性，到处强索兵丁、横征暴敛，据说“会用敌人的内脏，喂自己豢养的狼”。
气愤的八世哲布尊丹巴，一度秘派使者前往日本、北京甚至西藏等地，寻求支援。
时任总统徐世昌（1855—1939）在收到求救信后，尽管做出了“恢复外蒙古地区的和平与秩序”的指示。
不过，一直充当“老好人”的他，根本无力调遣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们。为了自保，这些军阀个个装傻充愣且按兵不动。至此，“收复外蒙古”的又一个良机，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
徐世昌担任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与结束内战，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4）横空出世的苏赫巴托和乔巴山
与北洋政府的碌碌无为截然不同，新生的苏俄政府，不仅密切关注着外蒙古政治局势的发展，并做出了颇具针对性的周密准备。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苏赫巴托（1893—1923）与乔巴山（1895—1952）二人先后在库伦成立了“革命小组”。后来，两个革命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蒙古人民革命党”。
巧合的是，八世哲布尊丹巴“群发”的求救信，恰巧有一封落入到了苏赫巴托的手里。很快，他将这封信藏在竹制的马鞭柄里，亲自送到了莫斯科。
苏赫巴托（左）与乔巴山（右）
1921年3月1日，在苏俄方面的授意与支持下，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13日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
同年6月，苏俄三个团入境外蒙古，在与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组织的“蒙古义勇军”汇合后，一同向驻扎在恰克图的北洋驻军发起总攻击。
面对来势汹汹的苏蒙联军，战斗力与增援补给均处于劣势的北洋驻军，遭遇到了惨烈失利，几乎全军覆没。
眼见局势对自己愈发不利，驻守在库伦的恩琴决定“主动出击”，率兵攻打恰克图。不过，他的军事行动很快便以失败收场。于是，苏蒙联军向恩琴发起了反攻。
8月21日，他的蒙古同盟者出卖了他，将他逮捕后交给了红军。9月15日，在经过简短的审判后，他在新西伯利亚被执行枪决。
接受红军审判的恩琴
5）外蒙古的“事实独立”
7月6日，恩琴被苏蒙联军驱逐出了库伦。10日，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君主立宪政府，在库伦正式成立。
其中，哲布尊丹巴即位的次日（即7月11日），被设定为新国家的“国庆日”；解放恰克图的3月18日，被设定为蒙古人民军的“建军日”。
同年10月，以苏赫巴托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并在11月5日与苏俄政府签订了《苏蒙友好关系协定书》。
新的“协定书”的签订，意味着“过往沙俄政府和前蒙古自治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宣告无效，苏俄政府承认蒙古人民政府为蒙古唯一合法的政府”。与此同时，“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全权外交代表和领事”。至此，外蒙古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20世纪20年代的外蒙古军队
1924年5月，八世哲布尊丹巴病逝。一个月后，蒙古人民革命党全面接管了国家政权，国家也更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
与此同时，旧的蒙古王公与喇嘛教势力，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拓展阅读：外蒙古的“至暗时刻”：苏联主导的大清洗，究竟有多狠？）。
11月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大呼拉尔在库伦开幕。11月26日，会议通过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宪法序言中如是写道——“蒙古是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一切政权属于真正的人民”。
会议的召开与新宪法的颁布，不仅预示着外蒙古已经在事实上 “全面脱离了中国”，更意味着苏联已经将外蒙古牢牢掌控在了自己的“手心”。
但需要指出的是，外蒙古与苏联建立的“外交关系”，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承认。实际上，除了苏联之外，当时根本没有其他国家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
蒙古国的第一部宪法
6）苏联“治下”的外蒙古
1925年1月，苏联和日本两国在北京签订《俄日协定》。
根据该协定，“苏联允许朴次茅斯和约（拓展阅读：一文概述：“关东军”的膨胀、罪孽以及最后的彻底倒掉）依然有效”。消息传出后，遭到了中国政府与各族人民的激烈反对。
1924年11月，“阿尔丁·卡丹巴特尔”马格萨尔扎布会见苏联工农红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伏龙芝
1）为什么苏联坚决“不撤军”？
围绕“苏联撤军外蒙古”的时间表问题，中苏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
1925年3月，苏联致电北洋政府，声称苏军“业已撤尽”。但现实情况是，苏军从未完全撤出外蒙古。
原因很简单，在1924—1927年间，中国正处于北伐战争时期。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实际上根本无力顾及外蒙古局势。简言之，国内的乱局，给了苏联肆无忌惮的本钱。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同年12月，东北“易帜”（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东北军”的前世今生），南京国民政府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不过，面对“实际上并不复杂”的外蒙古问题，新政府依然束手无策。
由于蒋介石推行“反苏政策”，因此两国从1927年12月便断绝了外交关系。直到1932年12月12日，双方才重新复交。
长达五年的“空档期”，几乎预示着民国政府“收复”外蒙古的概率已经无限接近于零（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为什么蒋介石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
30年代的外蒙古官兵
2）苏蒙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迅速将东北三省据为己有（拓展阅读：1931-1945：日本是如何奴役和残害东北人的？），并将侵略矛头直接指向了华北与内蒙古。
面对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南京政府一再采取“不抵抗政策”，妄图希望国联能够“出手解决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的这一“选择”，给了苏蒙关系得以进一步深化的契机。
30年代的外蒙古军队，已经有“袖珍坦克”了
1934年11月27日，苏蒙双方订立了所谓“君子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双方在预防军事进攻的威胁方面，采取一切办法互相援助；一旦蒙古人民共和国或苏联遭到任何第三方面进攻时，他方应予以帮助和支援。”
1935年7月，日本制定《对内蒙施策要领》，策动德王等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妄图将内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分离出来（拓展阅读：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
就任“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的德王
见局势对自己不利，斯大林于次年3月发表声明：
“如果日本决定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侵害其独立，我们就不得不授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像我们在1921年援助过它一样。”
从声明中可以看出，苏联一直将外蒙古视为“独立国家”。
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议定书》。议定书规定：
“一旦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受到第三国侵犯的威胁时，缔国双方必须立即计议当前形势，采取一切足以保护安全的办法，并相互给于一切授助，包括军事助在内。”
一言概之，这既是双方构建“反对日本同盟”的举措，也是苏联进一步控制外蒙古的重要步骤。至于南京政府在外蒙古的名义上的主权，早已被完全无视掉了。
20世纪30年代的外蒙古骑兵
3）什么是“诺门坎战役”？
在1938年7—8月间，日苏两国就在中苏边界的张鼓峰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结果以日军惨败告终。
一直对失利耿耿于怀的参谋本部决定，选择“敌人（苏联）没有预想到会进攻”的地区发动攻击。最终，日本人将挑起冲突的地点，选择在了中蒙边境。
张鼓峰
1939年5月11日，诺门坎事件爆发。按日方资料记载，外蒙古边防军数十人越过哈拉哈河进入东岸。见对方来者不善，“满洲国”边防军立即给予回击。
不过，按照苏方资料记载，事变爆发当天，日军率先袭击了外蒙古边防军哨所。
“诺门坎事件”爆发之初，日军一度占据着一定优势。由此可见，这是日本方面精心策划的一次军事行动。但没过多久，苏军就将不利的势头彻底扭转了过来，全面击溃了日军。9月15日至16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
诺门坎战役中的苏联红军
关于日军参战人数和士兵的伤亡情况，日本学者林三郎认为，日军先后投入的兵力为15975人，损失12220人，其中战死4786人，受伤5455人，失踪639人，患病1340人，伤亡率为80%。
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日军投入战斗合计76000人，其中战死、伤病多达18000人；根据苏联公布的统计数据，如军战死者至少有18300人、被俘为464人。
但不管是哪一方的数字，都可以肯定的是，“日军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实际上，直到1940年7月，首相近卫文麿在会见德国驻日本大使鄂图时，依然心有余悸地表示：“日本要想达到诺门坎事件中苏军的技术、武装、机械化水平，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日本如此惧怕苏联？）。
但站在苏联的角度看，诺门坎事件给了苏军在外蒙古增派驻军与加强军事设施的“正当理由”；对日作战的压倒性胜利，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带头大哥”地位。
苏军在查点缴获的日军物资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条约的“附件”中，增加了一份名为“关于互相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官方声明。
这就意味着，日本官方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官方承认了“满洲国”；与此同时，苏联需要在中日战争中“严守中立”，不能援助中国抗战。
日苏两国签订“中立条约”的消息传至国内后，不仅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与反对，同时给正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泼了一盆冷水”。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现场
7）外蒙古的“正式独立”
1945年2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大首脑在雅尔塔召开“碰头会”，就击败轴心国集团后的利益分配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2月12日，雅尔塔会议结束，签署了《英美苏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和《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公开声明之外，三国还秘密签订了《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
协议书的第一条，即“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并专门标注了“依据斯大林的通知，由罗斯福采取获得蒋介石主席同意的措施”一句（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对中国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雅尔塔“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不过，直到6月中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才指令驻华大使赫尔利，将这份秘密协定的内容通报给了蒋介石。
杜鲁门要求南京政府“尽快与苏联进行谈判”，以签订条约的形式，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提出的“对日作战之条件”。
在拉扯了近两个月后，两国于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附件（照会）二件。
关于外蒙古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附“王世杰向莫洛托夫的照会”中如是写道：
“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申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由此可见，南京政府已经“完全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中给予苏联的所有权益”。
换言之，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全面丧失了“干涉外蒙古独立”的条件——只要“公投”通过，外蒙古就“正式独立”。
宋子文参加外蒙独立签字仪式
1945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派遣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外蒙古，全程“观察”了“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
资料显示，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持续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共有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占到了99%。
11月10日，外蒙古方面将投票记录分别送交至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
12月5日，苏联与国民政府代表在重庆交换了签订于莫斯科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协定的批准书。至此，外蒙古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面对板上钉钉的现实，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2月，由苏龙甲布为首席代表的5人使团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商定建立外交关系的相关事宜。很快，双方以换文形式，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
不过，两国并未互设使馆，相关交涉需要通过莫斯科方能进行。
《华美晚报》号外刊登的国民党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文章
8）尾声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不仅宣称“中华民国”是唯一合法政府，还认为苏联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9年11月，台湾当局向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发起“控苏案”。
他们指控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破坏远东和平局面等过失。
在列举“苏联违约”证据的同时，强调苏联“控制外蒙古”的举措，违反了“尊重外蒙古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约定。
1950年8月，蒋介石与麦克阿瑟等人举行军事会谈
1951年11月6日，台湾当局第三次向联合国大会控告苏联。
美国政府认为，新中国可能不会像南斯拉夫那样“主动背离苏联”（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东欧剧变”的前世今生）。
于是，他们迅速调整了对台政策，并对“控苏案”由观望转向支持态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之所以支持台湾当局，不是基于战略考量以及冷战思维背后的盟友意识，更不是因为蒋介石的个人魅力。在美国人看来，台湾只是美国政府与新中国谈判斡旋的筹码而已。
1952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对“控苏案”进行了投票表决。最终，联大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第505号决议案》，对苏联方面未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给予了强烈谴责。
但现实情况是，“控苏案”对苏联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换言之，即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废除”，也丝毫不能改变外蒙古独立的既定事实。
台湾时期的蒋介石
1952年10月，国民党代表们在台北中山楼，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议上，蒋介石本人沉重地检讨道：
“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由（国民政府）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当时为了换取国家20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选择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可即便如此，台湾当局一直以《第505号决议案》为依据，不断展现出“反对外蒙古独立”的姿态，塑造台湾当局的“受害者”形象。
1953年2月24日，台湾“立法院”通过提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被正式废止。这就意味着，“外蒙古独立”的相关公告是无效的。
但在今天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的无用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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