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只启自知者

“启蒙不是万灵药，启蒙不一定能解救我们，但没有启蒙，我们肯定永远不会自由，肯定没有解救的可能。”

——徐贲

01.

无知的大多数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一位人生意义的启蒙先驱，他说，不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贵在知道自己的无知；宁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那么，苏格拉底是在对谁进行人生意义的启蒙呢？是对所有人吗？他真的以为雅典的芸芸众生都会接受这样的人生哲学吗？如果他真的这么以为，那他定然就是一个傻瓜，而不是被后人尊为“智者”的哲学家了。启蒙者和民众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悖论：既想要要影响民众，又会觉得愚昧无知的大多数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

就连对启蒙抱拳拳之心的康德也说过，“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无知民众和他们的民主没有好感，并不是一个秘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民众的蔑视，他说，“每当许多人或聚集到一起开会，或出席法庭听取审判，或到剧场看戏，或到兵营过军事生活，或参加其他任何公共活动，他们就利用这些场合大呼小叫，或指责或赞许一些正在做的事或正在说的话，无论他们的指责还是赞许，无不言过其实;他们鼓掌哄闹，引起岩壁和会场的回声，闹声回响，互助声势，加倍响亮。在这种场合你想一个年轻听众的心……会怎么活动呢?有什么私人给他的教导能站得住，不被众人的指责或赞许的洪流所卷走呢?他能不因此跟着大家说话，大家说好他也说好，大家说坏他也说坏，甚至跟大家一样地行事，并进而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吗?”在这种群情亢奋的状态下，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用剥夺公民权、罚款和死刑来惩治不服的人”。（Republic，492c-d）这简直就是一幅多数人暴政的景象。

苏格拉底在跟阿德曼图斯（Adeimantus）的对话中用驾驶航船为比喻来说明雅典民主的缺陷。他问道，如果你要在海上航行，你是随便找一个人来驾驶你的船呢，还是找一个受过航海教育，有航海知识的行家呢？阿德曼图斯说，当然是找行家啦！苏格拉底接着说，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可以随便找个人就能决定由谁来治理城邦呢？民主制度中的公民投票或表决也是一样，公民表决是一项需要学习的技能。有两种民主，一种是有“智慧公民”的民主，这样的公民受过好的政治教育，知道为什么，该怎样挑选领导者。另一种是出生公民“生来就会”的民主，凭那种父母带来的公民身份，以为只要出生是一个公民，就有投票或表决的权利。其实，让没有受过良好公民教育的人参与民主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危险的。苏格拉底并不主张让少数贵族精英来统治，但他反对不管张三李四，阿猫阿狗都“生来就会”，可以随便加入的那种民主。因为这样的民众没有公民智慧，极易被蛊惑操纵，参政不会有好的结果。

▲ 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和其追随者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他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和生平被记述于后来的学者（主要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在柏拉图的文字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在哲学领域的贡献。

柏拉图和他的老师一样认为，雅典就是一个由阿猫阿狗主导的“生来就会”民主和无知业余政府。他对这样的民主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在这样的政府之下，公民素质和能力优劣不分，脆弱的公民大会被各种华丽言辞和演讲所动摇。既然大多数人并不擅长于思索或分析，那又为何应该由“大多数人”，即多数派来做出对城邦生死攸关的重大决策呢? 从“阿猫阿狗”成长为“智慧公民”，这只能是启蒙和教育的结果，但是，谁又来担任这样的启蒙和教育责任呢？柏拉图设想，这样的责任只能由“哲人王”来担任。

18世纪启蒙哲人显然已经超越了这种观念，他们的实际影响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但他们仍然无法把绝大多数下层民众，也就是他们眼里的“愚众”包纳在他们设想的启蒙对象范围内。19世纪研究群众的社会学家们（如勒邦）似乎非常有力地提供了群众只可鼓动，不可启蒙的“科学依据”。20世纪初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新世纪，西班牙思想家奥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众人”学说。

加塞特所观察到的大众人与他那个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生的关系，大众人受到“新政治冒险”精神的鼓舞，感觉到自己正在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已经决定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享受迄今为止只是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乐趣”。而且，“大众，不断聚集的大众，正在日益取代少数精英”，而这“全然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生活的支配”。 对这种志满意得的大众人来说，启蒙已经显得多余，“（启蒙）的意义不就在于提升人类的灵魂使之摆脱内心的奴役状态，并给它们注入一种明确的自主和自意识吗?既然如此，让普通人也能感到自己就是自己及其生活的主宰和支配者，不正是他们所想望的吗?好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如愿以偿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这样的大众人了。今天的大众人（民众）不再像加塞特所描绘的那样坚定地守护着伪信仰，心甘情愿地为之吃苦付出、流血牺牲。

今天的大众人已经什么信仰都没有，却能装得比谁都更有信仰。他们生活在诡谲莫测的政治环境中，随时改换合适的面具，让人看不清在面具下面到底有一张怎样的面孔。

他们经受了政治冒险和欺骗的幻灭、完全失去了对政治生活的支配，虽然看似得到了一些物质的好处和享受，但无法申张自己的自由意志；虽然能照顾自己的吃喝和闲暇，却无时不感觉到自己不过是“蚁民”“草民”和“韭菜”。即便他们当中一些人有时看上去慷慨激昂，时不时宣泄一下“政治热情”，但与将近一个世纪前加塞特所说的大众人相比，他们是彷徨、迷茫、委顿的一代。他们渴望理解和安慰，而不是激励和改变。他们对幼稚和浅薄没有感觉，对这样的指责也漠然处之。他们是长不大，也不愿长大的一代，奶嘴文化比启蒙文化更适合他们的需要。是否该去唤醒他们，有没有可能唤醒，都是给启蒙出的难题。

18世纪启蒙哲人虽然对人类表现出一种普世的好感，甚至是爱，但对是否有可能解除人类的不幸与苦难却抱着怀疑而悲观的态度。这是一种基于那个时代现实状况的悲观。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怀疑和悲观一直延续至今：如果不幸和受苦的普通大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自由，自己还没有敢于摆脱愚昧和无知，变得成熟起来，那么启蒙者对他们就只好爱莫能助了。

启蒙者并没有解放所有人的济世良策和伟大理论，他们不相信能有这等好事。他们希望普通大众也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要指望别人能给他们带来解放。启蒙也不是一桩醒世救民的事业，启蒙最多不过是帮助一个一个想活得更明白一点的个人。至于其他人，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多少也可以从启蒙者那里获得一些知识的协助，启蒙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网络时代的大众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境遇之中:他们确信自己拥有巨大无比的创造力，却又不知道应该创造些什么;他们以为可以主宰一切事物，却又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自己的充盈富足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过去相比，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但结果却是重蹈以往最不幸时代之覆撤；他们谙熟各种主义和原则，但却依然缺乏根基，漂泊不定。如果他们想要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如何才能从中自拔，人文启蒙就可以帮到他们。

有的人认为，民众能自我启蒙，用不着知识分子越俎代庖。有的甚至宣称，“我虽然是个读书人，但我不愿做一个启蒙民众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启蒙大众，而是顺从大众、引导大众， 是为大众服务的。”这是一种媚俗的说法，与媚权一样，本质都是不顾事实的讨好和迎合。民众能够自我启蒙只是一个假设，不是一个检验并证明了的事实。鲁迅写《阿Q正传》，阿Q能自我启蒙吗？阿Q的悲剧正在于他不能。如果阿Q不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就相信网络大众人就一定能呢？

网络时代的大众人有没有自我启蒙的可能呢？当然有。说到底，启蒙都是自我启蒙，自我解放，如果一个人拒绝启蒙，别人拿他是没有办法的。但说到启蒙，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能自我启蒙的原因和条件也各不相同：自己的经历和领悟、家庭的背景或遭遇、老师或朋友的影响、受到的教育、阅读的书籍或接触的信息。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或条件，都一定会包括接触到并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知识分子启蒙传播的是新思想、新观念，对任何一个想要自我启蒙的人都是有益无害的（是否接受是另一回事）。启蒙是人们自我解放所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是启蒙的主要作用和意义所在。

02.

有教无类的启蒙

人的潜能与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其中有知识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个人自己的素质原因。我们不妨把大众人视为一些有着不同知识短板的人群，而大众启蒙无非就是为了给有不同知识需要的人们提供一些不同的知识帮助，就像是普通的职业训练、培训、进修一样。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培训或进修是必须的，而不是额外的负担，当然，要他们自己觉得有这个需要才行。

启蒙者就像是一些老师，不管学生成才不成才，老师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正如奥地利教育家和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旁观者》一书里所说，老师没有一定的类型，也没有完全正确的教学法。有的老师比较会教高深的课程，有的老师则较适合教初学者。现代舞大师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不管是初学者或是卓然有成的舞者，她都教得很好，而且用的是同一套教学法。有些老师比较会上大班课，在众多学生的面前讲课，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课堂上足足有2000个学生，大家可以连续7个小时目瞪口呆地听他讲课。有的老师在小组教学方面出类拔萃，但个别教学却相当马虎，若在大讲堂上课，效果就更差。有的老师就像是节目主持人，他们需要观众。还有的老师是用书写的方式教学，而不是用口语。有的老师强调原则，有的老师注重细节。不管是什么样的老师，一个真正的老师是知识和人生的引导，会激发学生学习。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天赋，而是凭借着一种“因人施教”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激发学生学习。

德鲁克以教现代舞的玛莎•希尔（Martha Hill）为例，说明因人施教的重要。和玛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希尔本人并非伟大的舞蹈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特质，也不像玛莎•格雷厄姆上起课来，全班学生为之震慑。“她是那么不起眼，站在人群中，没有人能认出她，然而她的学生从她身上可以学到的，不会少于从玛莎•格雷厄姆那儿学来的，或许还更多呢。而且学生一致认为她作为老师的能力，比起“大师”玛莎•格雷厄姆毫不逊色。玛莎•希尔所运用的，就是一种教学法，……她花几天或几星期去观察学生的表现，思考每个学生的能力，他们该怎么做。她为每一个学生设计出一套课程，然后让学生各自发展，自己只在一旁观看”。玛莎•希尔是一个能发现每个学生“知识短板”，并为之设计出一套课程的老师，知识短板补上之后，这个学生的整体能力也就自然得到了提升。

启蒙大众人的老师就应该像是这位玛莎•希尔老师一样，启蒙者自己未必是了不起的学者和专家，但他们能发现不同类型的大众人的“知识短板”，并为之提供修补短板的方法。不过，不管玛莎•希尔或玛莎•格雷厄姆是多优秀的老师，她们都无法把不想学习舞蹈的人们教育成能舞者，这就像阳光可以让树上的果子变得有又熟又甜，但不能把树叶变成果子。启蒙也是一样，启蒙能让爱动脑子的人会动脑子，变得成熟起来，但却没有办法把没脑子的人变得有脑子。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你不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Republic，518 c）

自古以来，教育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有教无类是一个原则，但有的人就是不可教育的，因此，有教无类的可能性事实上是受到限制的。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应该有两个意义。第一，他将西周王官学传统的这种贵族教育的内容，拿来交给许多依照他们的出身身份来说，不见得应该有资格受这种教育的弟子。第二，他根据学生各自的天赋、秉性、性格、背景，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教育。

但是，孔子并不认为人人都是可教育的。不可教育的人大致有这样三种。第一种情况是，自甘“下愚”（“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17.3）。在知和愚之间总是会有差别，这是不变的。只要是愚，便只能在下，这也是不变的。但一个人在上知与下愚关系中的位置是可以改变的。使得“下愚”者沦入“不易”状态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他的自暴自弃，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己加与自己的愚昧”。

第二种情况是，讳疾忌医，不向人请教(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15.16)。如果不以“如之何”向人请教，那么虽圣人亦无法助之，无法使之进益。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贽》发挥其理云：“匿病者不得良医，羞问者圣人去之……玉至清而不蔽其恶，内有瑕秽，必见之于外。故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取之玉也。”孔子最头疼的不是“愚”，而是又愚又诈（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17.16）。今天，最难启蒙的也正是那些“愚也诈”的，这些人其实不算傻，但由于他们戴着面具不肯摘下，装睡不醒，又怎么能唤醒他们呢？

第三种情况是，耍弄小聪明的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15.17）。这样的人在人群中起坏的影响，专门“带节奏”，以忽悠他人为能事的少数人。他们所言必多非义之论，嚣张不可一世。人群附和他们，为他们喝彩，推波助澜，互相激励，就更嚣张。不义之人言行乖张，大放厥词，凭一点小聪明娱人耳目，耸人听闻。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是唤不回来的，不如不要去管他们。这就是今天网上的“网红五绝”现象。当然，这类在网络上危言耸听、狂言乱语的大小“喷子”还有不少，不只是那五个。

这三种不可教育的人在各个阶层、职业、出身、学历高低或社会等级里都有，所以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整体群体并没有必然联系。孔子教的学生各式各样，身份、品行、天资、禀赋各异，但都是因为自己好学，所以成为孔子的学生。孔子不会满大街拉人当学生，这就像医生要等病人自己前来求医，不会强拉人来治病。在准备好学习之前，或对自以为是的人，教是没有用的。乡愿就是那种不肯向孔子求教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早就认清了是非善恶的标准，并且在行为上得到一乡人的称赞。乡愿不认为孔子有什么可以教他们的，孔子丝毫不会觉得遗憾，他知道谁不必教也不能教，这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智慧。孔子的教育先讲究“知人”，也就是谁是他的教育对象。他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15.8）他教那些可教的，一个也不拉下，但不勉强去教那些不可教的，免得空废唇舌。这应该说是很务实的原则，值得今天的启蒙借鉴。

03.

教和学的方法

在孔子那里，有教无类指的是不计较社会地位，对资质、天赋、性格也没有任何限制，凡是有心向善、有心向学的人，孔子都能接纳。在他看来，资质、天赋、性格的差异是必然的，短处也可以是长处。他说，狂态毕露的人，一般来说比较直率，头脑简单的人比较讲信用，没什么知识的人比较谨厚。因此，尽管他们有严重的不足，但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8.16）。孔子的教育不搞平均主义，程度高的不教太低的，程度低的不教太高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6.19）这些也都值得今天的启蒙借鉴。

今天的启蒙毕竟已经与孔子时代的教育不能同日而语，但学习意向是启蒙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在这个前提下，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大众人有所侧重地传播启蒙的知识。对网络上的“暴民”“哄客”“看客”可以提供关于公共说理和情绪自控的知识；对怀疑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可以提供理性追问、合理怀疑和积极思维的知识；对真正糊涂而不是装傻的大众人可以提供真相事实、价值观念、批判性思维的知识；对成长中的青年学生可以提供读写方法和阅读经典的知识；对轻信和盲从的大众人可以提供事实和历史真相，以及人为什么上当受骗的知识。对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大众人，则需要为他们提供如何认清犬儒主义危害的教育；对那些因绝望而彻底放弃，准备“躺平”的大众人，则需要给他们一些鼓励，让他们在绝境中守护像神话中西西弗斯那样的决绝勇气。

今天的大众人也许比以往更具多样性，社会和个人的心理因素也更复杂。他们对知识的需要和态度也是不同的。处于最底层的大众包括离乡背井的民工、快递员、的哥和城市的其他“低端人员”；相对不那么底层的大众包括完成了学业但前途渺茫的知识青年；为生活操劳，做着房、车梦的普通工薪阶层；颓唐绝望但还能生存资源的佛系青年和躺平族。对这些大众人来说，怎么当一个有自我意识、有做人理想的人、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去过的人生，思考这类问题经常就是无谓的空想和不值得指望的奢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称为“被社会压垮的无知者”。启蒙必须承认对他们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

大众人当中还有一些启蒙也许可以提供帮助的特殊无知者，他们人数众多，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特别需要的是关于什么是“知识”和“重要知识”区别的知识。由于教育的普及，知识和无知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没法把大多数大众人归入有知识或无知识的类别。

完全无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但真正有知识的人却并未因此增多。大多数人之所以成为大众人是因为他们平庸、肤浅、缺乏独自思考的能力。一方面，他们不属于有知识的人，因为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他们知之甚少;另ー方面，他们也不属于无知的人，因为他们是科技人员、白领、工程师、管理人员、医生、教师或专家。他们“通晓”自己方寸天地中的一切。对于这种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无知者”。

他们的“无知”在于，除了自己的专业，他们对政治、艺术、社会习俗以及其他一切科学所持的看法，无一不是局限的、未经验证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任何其他知识分子都必然和他们一样，不可能在跨专业问题上会有综合和批判能力。

他们的不幸在于，文明使他们变成了专门人才，结果把他们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之中，并且以此为满足。专门人材体现了一种极致的矛盾——在知识品质上他们本应该完全区别于大众；但结果却是，几乎在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里，他们的僵化思想和从众行为与大众人毫无二致。

启蒙要发现他们的知识短板和有效劝导方式都变得格外困难。

18世纪启蒙要扫除的是宗教束缚、传统陋习、无知愚昧造成的那种思想障碍，那时候，开明和愚昧、文明和落后的区别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启蒙所要清除的障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是大众人衰退的心灵、萎靡的精神和凋敝的人格。这样的大众人有一种深思熟虑的糊涂、心知肚明的愚昧、信息庞杂的无知、目标不明的迷信。

许多大众人丧失“勇于求知”的激情和勇气，浑噩麻木地活在世上，他们只相信近在咫尺的眼前利益，藐视一切崇高的理想，嘲笑一切被他们视为“不切实际”的想象，放弃了任何热烈和真诚的情感追求。对这样的大众人，启蒙是无能为力的。不能要求启蒙为这样的失败负责，毕竟，启蒙只能启发那些愿意被启蒙的人。

说到底，启蒙与其说是一种“教的方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学的方式”，是一种为人文教育一致的学习方法。苏格拉底对诡辩学派的批评，就是因为他们太强调教的一方，以为老师教的就是“科目”知识。苏格拉底则觉得这种看法没有意义。他认为：老师教的不是“科目”，而是“学习方法”，其目的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他不愿意以老师自居，却自称为“牛蝇”，只想唤醒沉睡中的良驹。他对于学生以“接生婆”自喻，助人破除伪知，克服无知。学习必先自助，而后才能人助，除非自己觉悟，否则只能学一点记诵之知。

孔子也是一样，他自己就是困而后学，有了学习的需要和动力，才学而有成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学习贵在自己多反复体会，举一反三，能够联想身边的事情（“能近取譬” 6.28）。他嘉许子贡“闻一以知二”，以及子贡说颜回的 “闻一以知十”（5.8）学生若不先去思考，若无自己的问题，孔子极少主动启发。他说话精简，回答学生像扣钟一样，不扣不鸣。而且，光听老师说是不够的，要自己“温故而知新”（2.11），自己学会如何不断去明白新的道理。

启蒙的目的也是一样。

无论是公共说理、批判性思维，还是古代文化或当代的人文经典阅读、抑或政治哲学、历史和文学，启蒙都不把它们当作专门的“学科知识”，只能当作一种学习方法的示范。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和善于运用学习方法的，就像儿童学习读写一样，学习方法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学习和体会得来的，启蒙可以帮助人逐渐完成这样的过程，在这个意义可以说，启蒙是每个现代人的成人礼。

文字丨选自《人文启蒙的知识传播原理》，徐贲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