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8日，一位老人在北京去世，两天后公祭大会上，不仅收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送来的花圈，国家重要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周恩来更是亲自主持公祭大会。如此隆重的公祭仪式，解放后罕见。这位老人是谁，为何受到国家如此的爱戴呢？

一

1868年，清朝末期，全国各地起义不断，政府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老百姓民不聊生。

这一年，广东开平的一户贫农家庭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添丁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全家却高兴不起来，多一个人意味着多一张嘴，在那个年代，大人都没有吃，何况孩子。

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四处打工，在这个名叫司徒美堂的孩子四岁的时候，父亲因积劳成疾又无钱医治而逝世了。

寡母一人支撑着这个家庭，为了孩子有出息，她到处打零工，挤出几个钱也要送他去私塾读书。

就是这样卑微的生活，也持续不下去了。4年后，司徒美堂不得不辍学了。不到十岁的年龄开始也要为养家糊口发愁了，他学习木工，给人做活。

司徒美堂12岁那年，认识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亲戚，听对方说得天花乱坠，司徒美堂不禁有些心动：与其像现在这样食不果腹，还不如出去闯一闯。于是他说动了母亲，拿着家里借来的52个龙银，飘洋过海去了美国。

二

异国他乡的生活并非想象中美好。很快，司徒美堂便得到了教训。刚一下邮轮，他便被几个美国流氓泼一身马粪，对方不以为耻，反站在一旁，看着他哈哈大笑。

初来乍到，司徒美堂也不敢有所造次，只能活生生地忍了下来。

到美国的前三年，他在唐人街一家饭店打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每月可拿到12美元的工钱。因为是童工，老板可以肆意压榨和剥削，司徒美堂无力反抗。

当然，这并不是司徒美堂一个人在遭遇。他那时认识的中国人，无一不受着外国人的折磨和羞辱，挣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苦最累的活。

还好，这样艰难的日子让司徒美堂不断反省，反而有了新的收获。

童年的经历和美国的经历让他对现状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要不受欺负就得让自己不断强大起来；要所有当地的华人不受欺负，国家要强大起来，当地的华人也应该联合起来。

从那时起，他开始有意地寻找当地的华人组织，很快，他加入了当地发展最迅猛的洪门致公堂。

三

明末清初，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创建“金台山”、“明远堂”，“汉馨香”、“挽澜水”等帮会组织，这是洪门的前身。

为了扩大反清复明的影响，聚拢更多的人，延续发展下去，洪门下的头领纷纷在各地甚至包括海外纷纷秘密结社。1876年，洪门致公堂在檀香山正式登记成立，致公堂坚持“以义气团结，以忠诚救国，以侠义除奸”的三大信条，是一个以团结组织华侨、维护自身利益及反清救国为己任的组织。

司徒美堂加入致公堂，本是为了寻找一个依靠。但进去后不久他就发现，堂会内部人员复杂，人心浮动，各人以私利为先。于是他说动了当时洪门领导人的阮本万和李圣策，在波士顿成立了“安良工商会”，相当于是致公堂的分会。

安良堂成立后，一些正义之士纷纷加入其中，并拥立司徒美堂为大哥。

司徒美堂饱受过凌辱之苦，所以将“除暴安良、保护华人”为己任，并聘请了罗期福（美国第32任总统）为帮会的法律顾问。

这一系列的改革和举动，使得司徒美堂在华人中的声誉越来越高，帮会发展也越来越壮大。由于安良堂的壮大，司徒美堂又将洪门的兄弟团结起来，开始确认了自己在洪门中的管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