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3年,被视为台湾岛内特务系最具资格元老的沈之岳,以“求医”的名义,自台湾前往大陆。此时的他虽已八十高龄,且已退休多年,却仍旧被蒋经国视为顾问,被蒋氏家族视为“心腹”。
而更让人称奇的是,抗战时期,一直潜伏在共产党内的沈之岳,还曾在“皖南事变”中,将大量情报提供给了国民党,给共产党造成了极大损失。
这样的人何以敢前往大陆,他不怕“清算”吗?然而,事实情况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抵达大陆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清算”,还受到了极高礼遇:开国将军张爱萍关照了他,杨尚昆等人甚至亲自接见他和妻子一行。
沈之岳离世之后,张爱萍将军又对其做出了16个字的评价,称他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无数人因此猜测:或许,沈之岳真如张爱萍所说的那般,不仅仅是国民党的间谍,还同时是共产党的间谍,只有“双面间谍”,才能解释他两边“得好”的谜团啊!
沈之岳
真实情况是:沈之岳不是双面间谍,他之所以能成为“下场最好”间谍的背后原因,得从他做间谍前后的种种中,去寻找答案——
一,
沈之岳做间谍那年是1933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日本侵华时期,但全面的抗战还未爆发。当时年仅20岁的沈之岳正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同那个年代的无数热血青年一样,他也有一颗报国之心。
当年的某天,沈之岳因跟着一群进步青年组织运动,而被抓进了监狱。 原本,按照正常的戏码,他会和多数被抓的青年一样:不论招还是不招,关一阵就给放了。可偏偏,没有见过太多世面的沈之岳,因为怕被杀,而扯了谎,他说:自己是国民党上海大员的公子。
说完后,他还把上海大员的名字、籍贯、官职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审讯他的人傻眼了:莫非这真是大员家的少爷?
被震慑住的国民党特务终究不敢造次,为了避免自己闯下大祸,特务赶紧派人去调查这位“少爷”的真实身份。
调查结果是:沈之岳根本不是“少爷”,他祖籍浙江仙居,目前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至于他的父亲,其实只是浙江仙居农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木匠,跟那位他口中的上海大员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换言之,“大员家的少爷”根本就是他为了避免受刑扯过来的虎皮大衣!
一众特务居然被一个青年唬得团团转?这个故事很快就被当作笑料,传到了特务处大特务戴笠那里。
谁知,这边的戴笠听了故事,居然对这个人小鬼大的沈之岳啧啧称奇,一时起了爱才之心 。
此后,戴笠亲自出面与沈之岳面谈,最终成功说服对方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也就是后来的军统局。
只不过,恐怕这时的戴笠也不会知道,自己心血来潮之下邀请对方“入伙儿”的举动,居然会为国民党培养出一位能够从容面对康生、罗瑞卿,甚至计划过刺杀毛主席的一代“谍王”。
为了培养沈之岳,戴笠专门将对方送入了由自己一手控制的浙江警官学校,学习进修潜入、伪装等间谍所必备的技巧。
也正是在这期间,戴笠越来越觉得沈之岳是一块璞玉,是天生的间谍苗子。他不仅擅长伪装,性格也成熟稳重、心思缜密,与此同时,还通晓俄语及英语,枪法亦十分精准,可谓能文能武。
戴笠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曾经的进步青年曾在他同学的影响下,阅读过不少红色书籍,在理论知识上很有一套。
有这样的本事,戴笠完全可以把他伪装成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进步青年,从而从容的混入共产党内部!然而,戴笠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点是:沈之岳之所以能将红色书籍吃得如此透,多少是因为,共产党的那套理论,他多少是认同的。当然,这点,沈之岳不会告诉任何人。
在戴笠的关照下,沈之岳十分顺利地从警校毕业。之后,他首先化名李成栋,在杭州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混入光明读书社等共产党外围组织。
按中共党员王芳在《王芳回忆录》中的说法,这期间,沈之岳至少诱惑杀害了七八位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殊不知,这七八位同志的牺牲,对这位“谍王”而言还只是牛刀小试,真正成就沈之岳一代“谍王”身份的故事还在后面。
王芳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认定的一点是:沈之岳虽然认同共产党的那套,但他此时并没有打算投共,实际上,他无从选择,从被抓进国民党监狱的那刻起,他就注定身不由己。他诛杀共产党员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没人知道,世人只知道:这期间,定然发生了什么,让他有过纠结,否则的话,他何以再未杀过共产党呢?
二,
1937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双方被迫达成共同抗战的协议,也正是在这个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档口儿,戴笠正式下令要沈之岳潜入延安收集情报,相机刺杀毛、周等中共领导人。
于是乎,沈之岳再度舍弃李成栋这个名字,继而摇身一变,化名沈辉,以中央大学学生的身份进入某即将访问延安的教授访问团中,随之一道大摇大摆的进入了“红区”的心脏,延安。
来到延安,沈之岳很快进入角色——在考察途中,他对延安的一砖一瓦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再加上之前就对红色书籍很有了解,所以在延安的战士、同志们眼里,沈之岳无疑是访问团众人中最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那个。
也正因如此,当访问团访问结束,沈之岳脱队留在延安的选择,就显得是如此的顺理成章。
最终,访问团离开了延安,而身为访问团成员之一的沈之岳则在革命热情的“感染”下,留在延安参加革命。
分别之际,访问团众人对他的满腔“热血”夸赞连连,在这一片夸赞声中,他也完成了潜入计划的第一步。此时的沈之岳有些分不清了,他在进一步接触革命的过程中,更加确定共产党的理论是符合中国发展的。可他的身份放在那里,他无从选择。
沈之岳不敢想象若共产党人知道他是特务,他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即便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也只能继续执行戴笠交给他的任务。
沈之岳明白:要完成戴笠交代的任务,光凭他现在所获得的“进步青年”的身份,绝对不够。
怎么办呢?他很快就明确了自己第二阶段的计划,他把目光投向了那所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学校——他要把抗大当作自己在延安的晋身之阶!
所谓抗大,就是一所用于培养抗日干部而设立的学校,能进入抗大,基本就代表着获得了延安方面的认可。由此,沈之岳又开始了进入抗大的努力,而阻止他进入抗大的最大的阻碍,就是入学之前的政治审查。
在当时,负责对沈之岳这类外来进步青年审查的,是边区保卫处的处长周兴,他是朱老总教育团的老底子,参加过南昌起义,曾在延安进行过多次成功的反特行,绝不是个好相与的。
时任边区保卫处处长的周兴
为了躲过周兴的审查,沈之岳则先埋了一个破绽。在审查过程中,他一直说自己是河南人,话语中却总是带着一丝江浙地区的口音,这就引起了周兴的注意,让他沿着这个疑点一路追查。
沈之岳懂人性,他明白:每一次的疑虑被打消,都会是信任的加持。他想让周兴在不断被打消疑虑的同时,对他产生信任。
周兴在顺着口音调查的过程中,沈之岳假装浑不在意的提起自己曾与亲戚旅居东南,轻描淡写便将这个疑点堵上了。沈之岳没想到的是,仅此一招,他居然就让保卫处的同志们松懈下来了。
周兴的信任,加上戴笠在外围为沈之岳的身份做的铺垫,让沈之岳顺利完成审查——至此,他计划的第二步也成功了。
沈之岳能如此顺利完成审查,与他对革命理论的超强理解有关。本就出身底层的他,对于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理论,本就高度认同,经过学习,他自然很容易获得信任。可以说,他周围的革命者中,甚至还有人将他视为榜样。
1938年4月,沈之岳成功进入抗大,成为一名抗大二期的学生。
在抗大学习期间,沈之岳总是十分积极的表现自己,不仅生活作风十分清苦,遇到劳动同样异常主动。在课堂上,这个天资聪颖的间谍也总能积极发言,并一语中的。
渐渐的,沈之岳就成了班级里模范生一般的存在,甚至一度能让康生当着罗瑞卿的面儿,对他赞不绝口,不仅夸他是:“国统区来延安学习的进步青年的表率。”还说:“同志们应该改变对国统区进步青年的偏见。”
三,
不断学习革命理念的青年沈之岳,得到了无数“同志”的好感。就连曾长期主持延安的反特工作的康生,都开始对他投来欣赏的眼光。而建国后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也对沈之岳很认可。
然而,即便获得了抗大师生们的认可,但这也并不代表沈之岳接下来就能直接打入我党的核心。
事实上,不管一个人在抗大中表现的究竟有出色,“毕业”之后也必须要从基层工作开始。
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继康生的赏识之后,另一个人的出现,又让他在渗透共产党核心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此人正是江青。
沈之岳是怎么和江青搭上关系的呢?原来,沈之岳一直随身携有一部“莱卡”相机,经常在延安四处采风,恰好江青也很喜欢照相,所以在一次与沈之岳的偶遇之后主动与之结交。
而后,两人稍一沟通又发现,他们俩居然都曾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也都因为这件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有了这层在过去“共患难”的共同经历,两人自然熟络起来。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沈江两人相识是在1938年的上半年,那时的江青还只是一个单纯的进步女青年,没和毛泽东主席产生什么联系。直到1938年的8月,她才在一场纪念“八一三抗战”的文艺演出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那时,毛主席已经与贺子珍女士别离半年有余,江青借此机会趁虚而入,很快便与毛主席建立了恋人关系。
毛泽东与贺子珍
就这样,通过江青这层关系,沈之岳在1938年下半年居然“一步登天”,成功渗透进了延安中央机关成员们的生活圈子里!
在进入到中央各机关要员的圈子里之后,沈之岳很快就把自己渗透成功的消息传递给戴笠。然而得知这一消息,戴笠不仅不信,还反过来破口大骂起沈之岳:
“忘恩负义的东西,当我是傻子吗?共产党许了他什么好处反过来诈我?”
原来,这时距沈之岳进入延安甚至还不到一年,用一年不到的时间就成功混到毛、周、博古他们身边,虽然只是做一些打下手的工作,但也确实让戴笠这个特务头子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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