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生活在南宋王朝大半江山被金人占领，南宋统治者苟安于江南，并对金人委屈求和的时代。陆游虽是一介书生，但他平生“极其喜论恢复”，主张对金作战，且有自己具体的北伐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阅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他从47岁从军南郑为界，前后的北伐思想有明显的变化，尤其是经历南郑的戎幕生活后，他一改前见，提出了新的更为实际的北伐方略。

陆游重用人才

陆游入川陕以前的北伐思想主要表现在《渭南文集》的《上殿札子》和《贺薜安抚兼制置启》中，孝宋即位，有恢复中原之志。

他整顿军政，启用人才，陆游因“善辞章、谙典故”被孝宗起用，特赐给诗人进士出身，派他担任太上皇帝圣政所检讨官的职务。

当时，孝宗皇帝任命抗金名将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兵马。陆游为张浚草拟的《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中说：

“为今之计，莫若戒敕宣抚司，以大兵及舟师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为不动之计，以十分之一遴选骁勇有纪律之将，使之更出跌入，以奇制胜。

俟徐、郓、宋、亳等处抚定之后，两淮受敌少，然后渐次大兵前进，如此，则进有辟国拓土之功，退无劳师失备之患，实天下之至计也。”

陆游主张张浚用十分之九的兵力扼守江淮一带，用十分之一的兵力，由骁勇的将帅带领去山东、安徽一带攻击敌军。

在分析当时的人情地域风俗时陆游指出：“且吴、蜀、闽、楚之俗，其浑厚劲朴，故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趋于拘窘怯薄之域，臣实惧国势之寝弱也。”

陆游的这种分析与他主张出师江淮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金人“谲诈反覆”，所以诗人反对朝廷议和，他曾担心“所虑之变，唯一金虏”。

正因为如此，陆游上表奏请皇上随时防备金人有变，耍新的花招。他建议“使虏（金人）果有变，大则扫清燕代，复列圣之仇，次则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

可见这时的陆游把出师北伐，恢复中原的愿望，始终放在从江淮一带出兵。

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4月，孝宗接受张浚的建议，出师北伐。张浚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阳等众军马，并由南京进驻盱眙督战。

由部将李显忠和邵宏渊分别从凤阳和泗州出兵，先后收复灵璧（安徽灵璧县）和宿州（安徽宿县），打败金将萧琦，俘金将徒穆、周仁，一时之内声势浩大，“中原震动”。

可是正当张浚计划收复河南和山东，直取河北的时候，宋军出现了不团结，邵宏渊耻于没有战功，突然按兵不动，致使李显忠成了孤军，造成“符离大败”。

这次北伐基本上是按照陆游的北伐思想进行的，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集团内部的不团结、兵将素质不高，但也与这一带平缓的地形，过于宽泛的攻击线不无关系。

因此，后来陆游在南郑所写的《山南行》中感叹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出师江淮未易吞”。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进入四川，任夔州通判，他在《贺薜安抚兼制置启》写道：

“窃以江淮驻跸，胜人在天定之时；梁益宿兵，击首有尾之势，”这样一比较，陆游认为：“……当今秦蜀之权，重无与比”，由此可见陆游入川不久，便重视川陕一带战略地形的重要性了。

陆游思想的改变

陆游任夔州通判期满后，经虞允文推荐，被四川宣抚使王炎聘为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为了防备金人的进攻，更好地指挥前线战事，王炎将宣抚司设在南郑。

陆游的南郑幕府生活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走上军事前线的机会，“常以据鞍草檄自任”的陆游，异常高兴，初步实现了他“平生万里行，执戈王前驱”的心愿。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陆游从夔州出发，经过万州区、梁山、岳池、南充、广元，到达南郑。经过夔州通判生活的体验，以及到南郑途中的所见所感，诗人对四川、陕南一带地形及风土人情有了初步了解。

到了南郑后，除办理公务外，陆游常骑马东奔西走，他凭吊古迹，视察军情，有时亲自参加前线的战事，经过一段时间体验，陆游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

他在《山南行》中写道“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根本。”他还自信地肯定“王师入秦住一月，传檄足定河南北”，“客游山南夜望气，颇谓王师当入秦”。可以看出，陆游的北伐思想明显发生了变化，这种嬗变原因何在？

产生变化的原因

南郑（也称汉中）一向处于咽喉、锁钥地位，“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

汉中府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右，北接秦州，秦蜀之巨镇也。《广舆记》曰：“前控三秦，后据两蜀，左通襄沔，一大都会。”

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既界居经通于秦、陇、蜀、楚，又可设险而虎踞四方，成为“独守之国”。

张浚曾在奏折中写道：“汉沔为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居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兵家必争久矣。”王炎也曾说“帷幄制胜，汉中为便”。

汉中不但是历代诗人吟咏之佳处，更为用兵之重地。因为汉中盆地，土地肥沃，群山环抱，形势险要，它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自古以来，为兴邦建国，兵家必争之地。

楚得汉中而强，秦得汉中而灭楚，诸葛亮屯兵汉中，南卫巴蜀，北伐中原，而曹操几次图谋取汉中都未成功。

的确，军队驻防在这里，北面能掌握关中地区，南面容易保障蜀中安全，它是蜀的咽喉，汉中安则蜀安，“若无汉中，则无蜀矣”。

西面可以控制秦州一带，因此，这里不仅是宋金必争之地，也是恢复中原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陆游在《山南行》中描写汉中“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鞠分明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

汉中盆地田地肥沃，山环水抱，河沟纵横，灌溉方便，富饶美丽。盛产大米、小麦、玉米和各种豆类，气候适宜，各类植物都能生长。清代嘉庆以前曾有“再熟之稻”。

另外还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汉中的城固、洋县、勉县等地盛产铁、铜等，“沔阳有铁”，历史悠久。

“军以粮食为本”，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过去军事活动的根本保证是以物质为基础的，而军队的物资供应又最忌远途运输。蜀虽为“天府之国”，但距宋的前线阵地，山高路远。

宋军只能在汉中解决北伐的辎重，而汉中固有的丰富的物质资源就解决了宋军北伐军资之需。

至于汉中的风土人情，《汉中府志》这样记载：“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朴厚”；又曰“风气兼南北，务农习猎，民多劲悍”；这与陆游所称“地近函秦气俗豪”是完全吻合的。

而且汉中人民有着自觉抵御外族入侵的光荣历史，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金人攻洋洲（今洋县）以东的饶凤关，洋洲人民就曾自觉组织起两万多人，加入吴玠的部队，抗击金人的入侵。

陆游本是一介书生，但他有志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少年学剑白猿翁”，南郑从戎后，他时常夜读兵书，观看长安城图和秦蜀地图.

曾有诗曰“八月风雨夕，千载孙吴书”，陆游对兵书颇有研究，他的许多诗句和笔记中处处可见论兵说剑，将略作战，正因为他通兵书，又有戎幕的实践经验，所以他才能认识到汉中一带地形的重要。

汉中的河流众多，水域宽阔，主要有汉江和嘉陵江，在古代汉江与嘉陵江主要用于军事水运。《华阳国志》载：嘉陵江上游，秦蜀之要津也。

张浚在经略川陕时曾提出：“中兴当自关（关中）陕始”，南宋陈亮在《中兴五论》中指出：“四川之师亲率大军，以待凤翔之势。

别令骁将，出祁山以载陇右，偏将由子午以窥长安”。陆游“却用关中作根本”，出兵陇右的进攻策略，明显受张陈二人观点的影响。

陇右即诸葛亮当年五次出兵的祁山、街亭一带，今甘肃天水，陇县等地。《续通鉴论》卷十载：“秦陇者，非长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门户也。”

诸葛亮攻取陇右，不但可以卫蜀，而且祁山地险民强马壮粮多，据陇东得易守难攻之地利，魏军由东向西仰攻不易，相反由西向东俯攻则易。陆游出兵陇右的策略也可能受诸葛亮五出祁山的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陆游从军南郑以后的北伐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即以关中为根据地，兵分两路，大部队由陇右出发，从西向东直捣长安。

另一路扼住大散关这个南北交通的咽喉，兵出陈仓道，与陇右兵合一，这样就可以“旦发宝鸡暮长安”，然而陆游的北伐思想并未能实现，所以诗人去成都 还感叹道：“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

全面考察陆游的一生可以说明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抗金而历遭磨难，蒙晚节不全之诬；因抗金而成就斐然，成为时代的歌手。

在陆游身上只有傲骨，没有媚骨，只有满腔报国之丹心，不惜马革裹尸，没有为个人功名利禄而去权衡得失。

我们认为，弘扬陆游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赋以新的内涵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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