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心远愈知宇宙宽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陶杰 汤晓斌 彭丽

作者：陶杰 汤晓斌 彭丽，陶杰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先进材料与成形技术研究所所长；汤晓斌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核科学与技术学科带头人，工业和信息化部空间核技术应用与辐射防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彭丽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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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左二）向朱光亚院士（左一）汇报工作。图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学人小传

陈达（1937—2016），江苏南通人。核科学与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1963年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从事核科学技术研究工作。2001年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创办“核科学与技术”学科。主编《应用中子物理学》等。

陈达院士去世7年多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核技术与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中心的工作室，至今仍然挂着他留给学生们的那幅字——“格致穷理，知行合一”。

为了中国的核事业，陈达院士在戈壁滩奋斗了30年后，全心教书育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格致穷理，知行合一”是他对学生的期待，又何尝不是对他自己学术人生的总结。

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一共五个志愿，清华大学毕业生陈达只填了三个，都是到边远地区去。剩下两栏，一个是“是否愿意留校”，另一个是“是否服从分配”，他都空着。那时，学校领导看中陈达是个好苗子，几次动员他留校任教，陈达还是选择了大西北。他说：“我学的是核科学，就应该到搞核研究的地方去，边远不边远，无所谓。我完全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我不去最艰苦的地方，谁去？”

从小家中一贫如洗的陈达，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完全是国家培养出来的”。

陈达1937年出生时，七七事变刚发生不久。民族深重的灾难，让原本就不富裕的陈家雪上加霜。小时候，家里没有灯，陈达就到邻居家，挤在一个小角落里借光看书、写作业；家里买不起纸笔，他就找一根枯树枝，在泥地上练字。无论条件多么艰苦，陈达从未放弃过学习。他的努力有了收获，1957年，他如愿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被清华大学录取了，陈达却为学费犯了难。因为学费还缺35元，他差点放弃这次入学机会。父亲已经安排好了，让他去上海的一家工厂当学徒。距开学仅有几天时，陈达在路上偶然遇到了他的小学老师、时任县教育局局长曹锦琪。曹老师听说了他的情况，资助了一些钱，再加上全家借的、凑的，陈达终于能北上清华，开启求学之路。

“家里一直很穷，可算是赤贫。没有党和政府的扶助，我连学都上不了。”陈达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那几年，学校减免了他大部分费用，还发放了助学金。“报效祖国”的种子从那时起就埋在了陈达心中，这也是他刻苦学习、努力钻研的重要动力。

星期天没课，陈达就去图书馆读书，通常在图书馆还没开门时就赶到，直至晚上9点闭馆才回宿舍，连续学习十几个小时，练得一身“坐功”。他常说：“这为我后来参加工作，在科研一线能长时间坐得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最终，26岁的陈达还是离开了北京，一头扎进地处戈壁荒漠的核试验基地。这一去，就是30年。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陈达用青春回报祖国的培养，建立和完善了一门叫“核爆诊断学”的学问。

“采摘”蘑菇云的勇士

“我们国家一共进行过45次核爆试验，我参加了41次。”多年以后，在给学生讲核工程专业导论课时，陈达经常这样开场。

1964年，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个月前，陈达随队抵达茫茫戈壁滩。戈壁滩天气恶劣，昼夜温差大，白天地表温度有时超过72℃，到了夜里，狂风能把帐篷刮起来。陈达和同事们不停奔波，“穿着胶鞋都烫脚，每个人都鼻子出血，嘴唇干裂”。物资也很匮乏，6个人挤在一顶小帐篷里，喝的是河水，微量元素超标，很容易拉肚子，主食是玉米糊糊和窝窝头，蔬菜基本就是萝卜、白菜，还有发芽的土豆。

陈达知道，选择了大西北、选择了这份事业，就意味着放弃了安逸舒适的个人生活。多年以后，陈达常常会怀念这段时光，虽然艰苦，但充满豪情。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朵耀眼的蘑菇云，在罗布泊的沙漠中腾空升起，“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了。

核试爆之后，人们最关心的是爆炸威力有多大。判断爆炸威力，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就是“核爆诊断学”。陈达要做的，就是“核爆诊断”，简单说来，就是采集原子弹爆炸后的核反应产物，对其进行分析。

取样工作，需要有细致的工作计划，选择恰当的时间、地点，既要尽量避免核辐射带来的危害，又要保证数据准确可靠；既要在地面取样，也要在空中取样。地面取样相对容易，原子弹爆炸后，在预先确定的地点取出特定样品或残留物即可。空中取样则要复杂很多，必须在蘑菇云腾空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对空中颗粒进行不同层面的采样。核试验烟云尚在翻腾，陈达和同事们就穿着厚重防化服，登上卡车，冲到前线取样。

取到样本之后，要对样本进行分析，评估爆炸效果。分离样本中的不同粒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把颗粒都挑出来，相当费劲”。陈达和同事们十个人一组，分析研究各种分离方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陈达提出了“严重分凝条件下裂变威力诊断方法”，攻克了这一关键性技术难题。

氢弹试验的测量比原子弹试验还要复杂，内容、方法都有所不同。陈达说：“每项都要做到非常非常细，有的测量误差要精确到千分之一，经过几年努力，我们的氢弹测量误差和国际上差不多。”

1976年年底，南京航空学院（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当时的国防科委提出将“长空一号”无人机改装为核试验无人取样机的建议，并于次年获得立项。从1977年9月到1980年10月，南航的长空一号（CK-1A）核试验无人机成功完成4次取样任务，取样结果有力地支持了陈达等科研人员的核诊断工作。这是陈达与南航第一次结缘。

“绝无退路，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这是陈达对自己工作的要求。耗费了大量精力的试验，容不得半点失败，这让陈达坚定了与问题“死磕到底”的态度。想尽一切办法攻克难题，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在陈达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70年，为了研究一种材料的燃耗测试技术，陈达半年多没睡过一次安稳觉。常常是刚躺下来，有想法了，马上就爬起来。累了，倒下睡一会儿，一醒，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做。就这样，靠一把计算尺，一台手摇计算机，半年后，陈达硬是做出了一个堪称完美的方案。

“起先的10年，是学习，是积累；后来的10年，认识开始深化，能够主动提出一些有新意的东西；接下来的10年，在自己领域内，才找到一点自如的感觉，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了。”这是陈达对自己从事核武器试验工作30年所作的总结。

回首30年寂寞、艰苦甚至危险的生活，陈达从没有后悔过。虽然条件非常恶劣，家庭也作出了很大牺牲，但“我终生无悔，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把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国家的国防事业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从核武器到核医学

“我一生都是在从事核科研工作，现在的年龄，有了积淀，也有了更多的相对成熟的想法，也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与长处。”2001年3月，已经从研究所工作岗位退休的陈达，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

陈达在南航的办公室布置得很简单，里面的物件很多都与大西北的工作有关。两幅照片，一幅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景观照，另一幅是中国首次氢弹爆炸景观照；一幅字，写着“雅气和辉”四个大字和“气清更觉山川近，心远愈知宇宙宽”两行小字，是以前的同事送的。陈达还有一架陪伴了他几十年的手风琴，他曾告诉学生：“我在戈壁滩30年搞核爆诊断，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我们很乐观，有时还排练文艺节目，这架手风琴一直跟随着我。”

2001年12月，中国科学院公布院士增选结果，陈达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航校园沸腾了，陈达却告诫自己，要低调做人，“昨天是一般专家，今天当了院士，不可能一夜之间水平提升了，要在今后工作、生活中更加努力学习，谦虚谨慎”。

此后，国内许多知名大学纷纷向陈达抛出橄榄枝，邀请他前去任教。面对丰厚的待遇，陈达表现出一贯的冷静，“我经常说做事先做人，学校看重我，我是不会离开南航的，也不会离开材料学院！”陈达对南航的同事表示，一定要在核学科建设方面创出业绩。

陈达在工作上永远都是干劲十足、不知疲倦，让大家敬佩不已。到南航工作后，陈达转入核技术应用领域。外国学者将核技术应用于医学诊疗的尝试，给了他很大启发。他认为：“核与辐射既然可以聚焦能量作为武器，那么把癌细胞视作敌人，让射线对准癌细胞，精准投放能量，这不就可以更有效地治病救人吗？”从此，陈达开始了面向治疗癌症的放射医学物理研究，在南航创建了医学物理系，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医学物理系。在学校的支持下，陈达将核科学与医学、材料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研究作为南航核科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其中一项工作，是研究如何用放射线杀死肿瘤，这需要多维研究。“用放射线来杀死肿瘤周围的癌细胞较容易，杀死中间的要困难些，必须加强剂量，因此，放射线必须适时调整。体外照射的射线从人体外射入时，也会给人体带来副作用。”为了加强诊断准确性，减少副作用，增加医疗效果，陈达带领团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除了常规放疗手段之外，他还瞄准硼中子俘获治疗技术、重离子放疗技术等治疗癌症的前沿技术，干劲十足。

2007年，核技术本科专业得到主管部门批准，核医学物理系更名为核科学与工程系。在陈达的带领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核技术专业逐步发展、壮大，拥有了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陈达清楚，他做的这些工作，虽然意义深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在短时间之内体现出价值。对此，他既深感忧虑，又极富信心：“虽然在学科发展、推动医院设立医学物理师岗位等方面进展缓慢，但在科学家们的推动和呼吁下，高端仪器的研发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这是一门关怀人类的科学，是为民谋福祉的事业，一定要有人去做。”

在20多年前，陈达就预见了“硼中子俘获放射技术（BNCT）要真正走向临床，采用加速器中子源替代反应堆中子源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要求团队积极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2015年，他的团队开始与相关单位合作启动加速器BNCT系统开发工作。2021年8月，我国首个按照ISO-13485医用标准研制的加速器BNCT装置在厦门完成组装调试，超热中子束流效能和最大可治疗深度指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22年8月完成国内首个含硼药物大规模临床前研究。2022年10月正式启动了第一批14例人体临床研究。

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生活中，陈达的进取、无畏与淡然，都是年轻一代的榜样。唯一能让他激动的，是他的研究成果真正运用到了造福大众的事业之中。他常说：“对于得失，个人不应看得太重、计较太多。”

走上三尺讲台

在南航，陈达院士不仅给研究生上应用中子物理学课，还给本科生讲核反应堆物理分析课。

“做科学研究我在行，教书育人是半路出家，讲课艺术还要提高。”陈达总是说，走上讲台对他是一个新挑战，但他没有犹豫，“核反应堆物理分析课的师资稀缺，我要亲自来教。”陈达花费了大量时间备课，几本厚厚的备课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为了更好分配课程内容，他甚至会将习题都做一遍。

在陈达心中，给学生上课是一件非常重要和严肃的事情，一定要兢兢业业，“每堂课都要讲好，‘差不多’‘没啥大毛病’可不行”。每次上课，他都是穿着正装走上讲台，不坐板凳，不用PPT，在黑板上用粉笔推导公式。

教会学生知识，更要为学生谋一个好未来。陈达始终关注着学生的成长发展，为了解国内核电行业对专业学生的需求，陈达奔赴各地相关单位考察。在秦山核电站参观访问交流过程中，当了解到国内第三代核电站的建设发展规划后，他很兴奋，“我们每年招两个班的核技术专业学生是无法满足国家需求的！”随后的发展，验证了他当年的判断。

2013年，陈达身患重病，不得不离开讲台，接受治疗。他经常向前去探望的领导和老师询问：“我现在不能上课了，导论课是怎么组织的？学生人数多了，实习怎么解决的？新开设的课程，学生反馈效果怎么样？学生找工作情况如何？教学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他最关心的还是学生的课题研究进展和实验室的科研进展情况。

2016年7月，陈达院士与世长辞。家属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带回马兰，带到那片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上。

陈达院士去世后的这些年，他曾经带领的科研团队立志以优秀的研究成果告慰先生，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发展，已形成鲜明的“核+”学科和专业发展特色。“核+医学”之外，在“核+材料”方向，“核岛用高性能关键金属构件精密塑性成形技术及装备”成果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在“核+航天”方向，面向深空探索的能源需求，围绕核电池等空间核技术应用领域承担了多项国家重点任务；在“核+仪器”方向，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工业物料成分实时在线检测仪器的开发和应用”顺利通过验收并成功转化；在“核+环境”方向，针对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监测的“空中放射性环境监测系统”荣获国防技术进步二等奖，并已批量投入使用……

陈达院士去世后的这些年，每年清明节和他的生日，南航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和学习活动：2017年8月，学校首届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赴马兰开展理想信念专题学习；2018年10月，一尊陈达院士半身青铜塑像在南航将军路校区揭幕；2021年10月，陈达院士生前对南航学子的勉励题词影壁落成；2023年7月，南航主题教育调研团来到马兰烈士陵园祭奠陈达院士……

怀念陈达院士，是向先生致敬，也是为了鼓舞后辈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