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这种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存在了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它虽然解决了之前个体农业经济十分脆弱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依旧没有发展的农业,显得格外拖后腿,而农民也显得格外贫穷,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秘密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形式。结果,当年小岗村粮食产量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和。

这次秘密改变,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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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年里,这种生产方式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赞同、执行,有人反对、抵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包产到户”的农业形式,的确要比生产队的农业形式要好,而且是好得多。

终于,在1983年的时候,中央政府正式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为我国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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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发现了吗?生产队的消失,不是国家政策的影响,而是农民自身迫于贫困,而自发做出的改革之举。事实证明这项改革是正确的,而且反过来还影响到了国家政策的制定。

还有人说,生产队如果发展到现在会致富,他们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生产队根本发展不到现在。

生产队这种农业形式,只能让人饿不死,但是无法推动发展。当时国际环境极为复杂,不发展就会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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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时候,别再说什么发展生产队,国家都要没了。

这样的事实并不是没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91年解体。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联自身的粮食生产不足。它拥有广袤的国土面积,竟然还需要从外国进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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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了多次土地改革。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手工劳动到现代化生产方式,不但满足了我国的粮食需求,还能够向外出口粮食。

其中,生产队的出现,在其中只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

那么,生产队这种农业组织形式因何而出现,又因何而消失?它作为一种被淘汰的生产组织形式,为何还有人为其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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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农业为人类提供了食物、纤维、燃料和其他生产生活所需的原材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支柱。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农业经济基础。

当时,虽然旧解放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占据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还没有完成这项措施,大部分土地仍然被极少部分的地主和富农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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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全国地区的“耕者有其田”,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开始。

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主要目标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但是,《土改》虽然解决了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农业生产所需的两个基本物质,一是土地,二是水源。当时,农民虽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是浇水还是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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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很多地区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灌溉设施,还处在“看天吃饭”的阶段。而且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无论是洪涝还是干旱,甚至是大风、虫害,都会对农业生产产生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

除了自然条件的制约,还有劳动工具的问题。

当时不像现在,缺什么少什么直接去市场购买就可以。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落后,农民的劳动工具普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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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许多农民仍然依靠传统的农具进行耕作,如锄头、铁锹、犁等。这些农具大多为手工制作,质量较差,功能也比较单一。

此外,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农民们不得不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耕作,生产效率低下。

此外,还有劳动力不足问题、个体劳动能力差异问题、部分农民缺少专业的劳动技能问题……

总之,在新的形势下,“土地私有制”这种分散的、脆弱的个体经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解决办法应运而生,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议论的主角——生产队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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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小看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个体农业经济极为脆弱的情况下,农民自发组成了小规模的组织,互帮互助,共同抵御自然灾害以及主观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组织慢慢发展,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就是生产队的前身。

这种“集体化”的农业模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于是国家开始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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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国家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分散的个体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的好处有很多,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解决了分散个体农户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

然而,这种农业生产形式的缺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暴露了出来。

在1958年,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人民公社,实行高度集中的生产和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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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一点问题,就是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下,农民又失去了对对土地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挫伤。

在这种形势下,农民虽然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是缺少“土地自主权”。自己的东西,自己却无法做主。如果是你,你还会全心全意对待它吗?

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是正常现象,如果人没了“你我”之分,没有自己的私心,那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于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了很多——反正干多干少,分的东西都同样多,那我还为什么要多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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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否认,确实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抱有极高的生产热情,但往往也是这种人会受到更多伤害。

当你年复一年地辛勤劳动,却发现那些偷奸耍滑、浑水摸鱼的人和你所得到的收获是一样的,是什么心情?

因为政策和人心的影响,“生产队”形势虽然没有让农民的日子过回去,但是也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生活,有人称之为平静、稳定,有人称之为僵化、死寂。

如果没有外部的干扰,这种生活可能能持续很多年。毕竟人是容易满足的动物,有吃有穿之后,哪怕心有不满,也只是在嘴上说说罢了。

但是外界的干扰不仅存在,还很多,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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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政治方面,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末,冷战是世界政治的主旋律。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军备竞赛升级。

其他国家则分别加入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阵营,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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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加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成为这一时期的趋势。

许多国家开始采取开放政策和自由市场经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关贸总协定(GATT)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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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方面,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信息技术、原子能、航天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发展,对世界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世界都在飞速前行,中国自然也不能甘于落后。

还是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只有彼此实力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谈判、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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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加快了中国其他行业发展的速度,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一直原地踏步、一直贫穷的农民在这样的刺激下,也终于发生了变通。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率先尝试“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推广,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将土地的经营权下放给农户,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一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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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改革,保证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成为中国飞速进步、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逐步完善了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稳定了承包关系,延长了承包期限,并允许农民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和抵押。

此外,为了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农业补贴、农业保险、农村金融等。

农民的自发求变,配合政府政策的保障,使得我国农村地区也逐步走向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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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3种土地制度,分别是土改后的“土地私人所有制”、集体化的“合作队”形式、以及“承包制”。

其中,封建时期以及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制度,都属于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而“承包制”,土地虽然属于国家,但是由农民自主经营。

可以发现,每种土地制度的出现都是为了解决旧有问题,但是又会产生新问题;而作为劳动者本身,农民其实有自发调整土地经营形式的能力,而国家做的是,在不影响国家大战略的情况下,配合农民制定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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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上,农民具有自发调整的能力;在宏观上,国家具有自觉调控的能力。二者彼此协调统一,农业的发展才会顺畅,才能更有力保障国家的发展。

替生产队感到惋惜的人,要么是限于自身眼光的局限性,看不到世界格局的形势;要么是无法承受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压力,在怀缅过去安稳的岁月;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参考资料

1. 《土地改革运动》

2. 《“土地改革”三部曲》

3. 《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