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医学界、教会、民众都赞同男人应该天生有非常强的性欲。欲望强烈的男性会受到女性，以及同一性别的其他人的钦慕。

这也产生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手淫有害健康论。当时的医生认为手淫会导致身体虚弱。进而甚至推导出手淫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带来一个人整体道德沉沦。19世纪是封闭型学校在英国大量开设的时期，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学校集体宿舍会带坏孩子。

二是受到社会舆论和两性期待，生发过强的压力，很多男性无法做到频繁履约。

三是确实存在部分人纵欲的问题，19世纪后期的很多小说都描写过这类角色。过度纵欲被认为最终将导致无能为力。

正是在这一时期，医学界开始提出倡议，建议男性拖延到22-24岁结婚，因为公认男性的活力在27岁到达峰值，最有利于孕育优质的后代。

英国历史学家、奥斯卡金像奖影片《莎翁情史》顾问露丝·古德曼在其所著的《格调与文明：维多利亚时代极情尽致的浮世生活》书中谈到，19世纪中后期，也就是英国国力最为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社会观念塑造出一种刻板形象，也就是在两性关系甚至夫妻亲密状态下都必须保持拘谨。1857年，杰出的医生威廉·阿克顿断言说，大多数妇女不在意任何一种性感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面驳斥这种观点的是小说家。

但医学界也意识到，无论如何，就像是男性中存在纵欲群体，或者说性瘾群体那样，女性中也有一小部分热衷于性事。两类群体人数都不是那么多，但也没必要加以道德谴责。

有意思的是，因为当时是女王执政，所以英国人相信一旦结婚后，女性就可以很自然地生发、增长这方面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合理的——维多利亚女王非常享受与阿尔伯特亲王进行的性状态。她甚至在给其政治导师、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详细描述了新婚夜的进程。因此，当时的英国人其实是认为，结婚就是给女性“解除封印”。

《格调与文明：维多利亚时代极情尽致的浮世生活》书中谈到，教会等组织仍然致力于给女性的欲望有理论降温。有趣的是，刻板的教会在这种时候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同盟军，那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在19世纪掀起了很大的政治潮流，她们希望打破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局面，获得平等的政治等多方面的权利。这意味着，如果延续结婚后的男女尽可能多、尽可能愉悦地过夫妻生活，女性将成为主要的代价担负者：将生命的中后段都消耗在生育和养育之上。

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希望保持女性的这方面热情、权利和自由。19世纪中期问世的橡胶硫化技术最终促成了避孕套的诞生——这款产品最初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保障男性健康，有效防御性病，但最终有益于女性。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这与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继续加深有关，但归根结底是因为女性需要融入职场来分担家庭开支。这本身也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开始克制性欲望——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技术革新本身带来越来越突出的职场竞争压力，城市规模的扩大拉长了通勤距离，这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已婚夫妇因为工作劳累而在相对早的年龄选择婚内分居，过上无性生活。

维多利亚时代的上班族究竟有多苦逼？当时还没有汽车，所谓的公共交通就是城际铁路和公共马车，但花费不菲，仅仅是为了富人和中上阶级服务。而且公共马车也绝不愿意运载工人阶级乘客。

话要说回来，当时的公共马车，乘坐体验跟今天的公交车完全是两回事，既无照明也没有取暖设备。车速很慢，而且马车也很容易赛车。而城际铁路的班线也很少。而且，烟尘和煤灰必然会通过契合度很低的车窗飘进车厢，让人沾染一层土。

1863年，伦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这种项目最终转型为服务于上班族的公共工程，所以……工人理论上就可以住的更远，忍受更低的工资，承担更沉重的工作。

《格调与文明：维多利亚时代极情尽致的浮世生活》书中指出，当时的上班通勤要比现在的感受更加糟糕。伦敦被世人称为雾都，正是源自19世纪上班族的体验。

到达工作地点以后，危险没有解除，反而更加突出。当时的英国，无论是哪种行业，何种工种，都不免带有危险性，很多男性供职于采矿业，而女性选择在纺织业工作，却彼此都成为粉尘污染的严重受害者，在很低的年龄就已经被职业病困扰得无心睡眠，视力、体力受到彻底伤害。而逐渐补充到工业生产线的新技术设备，很多工人也会因为操作不熟而遭遇致命伤。

至于劳动时间，19世纪70年代是在工人阶级的抗争下，才逐渐缩短到54-56个小时的周工作标准。在工作时间被缩短的情况下，雇主就加大了工作计量考核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