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司马懿率军平定燕国，收复了多年割据在外的辽东。收复国土本是大功一件，这一战中司马懿的指挥也堪称绝顶，可关于司马懿此举的评价，却一直很负面。很多人都评价说，司马懿收辽东，为晋国饱受外族侵凌、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这个评价从何而来，它又是否正确呢？

其实，将相隔上百年的五胡乱华的责任推给司马懿，有点冤枉他了，但司马懿所做的事情，确实给后世留下了部分隐患。

司马懿平定的燕国，是世代镇守辽东的公孙氏后人建立的，公孙度是这个政权的奠基者。从魏国和司马懿的角度来看，公孙政权统治下的辽东是一个可恶的“反贼”，它虽表面上臣服于魏国，实际上却与东吴暗通曲款，资助东吴极其需要的战马。到了公孙渊这一代，他干脆直接建立燕国，与魏国公开叫板。当时魏国以入主中原的正统政权自居，现在它的治下出现了辽东这个不安定因素，出兵平叛，再正常不过。

可天下不是只有魏国一个国家，从魏国以外的视角来看，公孙氏统治下的辽东，还蕴含着其他重要的意义。

汉代是一个强盛的朝代，强盛到东至朝鲜半岛，也完全属于汉朝的统治区域。东汉末年时，天下大乱，朝廷式微，却仍能辐射到辽东地区，镇住蠢蠢欲动的各族势力，靠的是统治这里的公孙氏。

公孙政权的创始人公孙度是一位优秀的边疆统治者，他杀伐果断，东征高句丽，西败乌丸，支撑住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边疆。除了军事上的成功，公孙度还接纳了大量躲避战乱的中原难民，这其中有大量的文化精英，所以辽东的文化和经济一度十分繁荣。

一个边疆政权，只靠军事是不能延续长久的，所以公孙氏从一开始建立的就不是单纯割据的军阀势力，将它称为汉帝国在辽东上的分支，一点也不为过。

这是辽东政权的成就，公孙氏的成就，但这却也成为司马懿大开杀戒的理由。

司马懿作为一位枭雄，从未以仁义道德标榜过自己，但他确实不是好杀的暴虐之徒，收复辽东时屠杀了襄平城，实际上正是司马懿作为一位政客的本性展现。

辽东与其余的割据政权不同，这里已经由公孙氏统治多代，尤其是中心城市襄平，公孙氏有很强的民意基础，即便是从中原北渡的世家大族势力，都对公孙氏有很强的认同感。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魏国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公孙氏的影响，也难以让复杂的各方势力真心臣服。

作为军事家，司马懿指挥出色，很快就打败了公孙氏，收复了辽东。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司马懿呢？只能说有功有过。

司马懿选择的方式是大屠杀，《晋书》记载：“既入城，立两标以别新旧焉。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杀之，以为京观。伪公卿以下皆伏诛，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令曰：“古之伐国，诛其鲸鲵而已，诸为文懿所诖误者，皆原之。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

襄平城内的成年人被司马懿杀了个精光，辽东地区的大量百姓则被迁往内地。屠襄平城是为了连根拔起，所以尽杀之，尸首还被筑成了京观；迁百姓则是为了增加魏国的人口，同时削弱辽东的势力，所以“欲还旧乡，恣听之”。

从短期效果来看，司马懿的策略十分成功，数代公孙氏建立的辽东政权自此荡然无存，带方、乐浪、玄菟等地相继平定。如果魏晋寿命长一点，统治基础稳固一点，司马懿收复辽东，将成为像秦国拿下南越，汉唐收复西域一样伟大的成就。

可惜，不论是曹氏建立的魏，还是司马家建立的晋，都是短命且脆弱的王朝，中央政权忙于内斗，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安稳和统治，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汉人政权在辽东地区逐渐走向崩溃。

尽管司马懿收复辽东初期，设置了幽州来治理辽东，但它对于辽东地区的统治能力远不及公孙氏的辽东政权。

辽东的衰落很简单，司马懿杀光了公孙氏留下的精英，并将辽东的人口大量迁往内地，取而代之的幽州只是一个军事单位，缺乏统治能力。尽管幽州刺史毋丘俭数次击败高句丽和鲜卑人，还屠了高句丽的首都，但他仍无法阻拦外族进入辽东，更无法阻止鲜卑人、高句丽人势力的壮大。军队可以守卫边疆，但无法占据全部土地，当辽东失去稳定的政权，大量民户被迁往内地以后，鲜卑人和高句丽人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到太康年间，侵扰辽东边疆的鲜卑人和高句丽人已经动辄上万，可见其全部势力的强大。到公元六世纪，高句丽发展到了鼎盛，“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挠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

所以，当晋国发生内乱的时候，鲜卑人趁机入主中原，高句丽则整合了朝鲜半岛上的势力，成为后世的一大祸患。

其实，司马懿并不想破坏掉秦汉以来建立的东亚秩序，他屠襄平，是为了将公孙氏连根拔起，重新建立起听命于中央政权的东亚地方政权。可是，魏晋无力实现司马懿的野望，导致旧的汉人军阀秩序崩塌，新的强大的东亚汉人政权又没有建立，给了高句丽和鲜卑人崛起的机会。这恐怕是司马懿当初屠襄平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参考资料：

《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