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1月17日上午10时22分,两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架B-52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在试图进行空中加油联接时,在9420米高空相撞。200多吨燃烧着的飞机残片,零乱地散布在空中,落向地面上惊慌失措的目击者们。

此次撞机空难,有7名优秀人才死于非命,其中包括加油机的全部4名机组人员,以及B—52轰炸机上的3名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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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的那天上午,有两组空中加油机和B-52飞机在空中作业,但另一组飞机尚未完成联接。爆炸刚一发生,第二架加油机就通过无线电,向设在塞维利亚附近的莫隆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飞行指挥员报告说:“一架B-52起火下坠!”。

消息很快传到空军少将威尔逊那里,他是空军第16航空队的司令。他马上向正在报告的加油机问道:“那架KC-135呢?”过了一会儿,他得到了回答:“我和他们联络不上。“威尔逊立即通过电话同设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附近的奥费特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联系。在接通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脑爱森哈特少将电话后,威尔逊报告说:“在西班牙的东南部折断了箭!”暗语“折箭”的意思是“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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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森哈特指示威尔逊提出必要的专家和设备名单,无论要什么,都将得到加倍的满足B-52轰炸机上所载的四颗氢弹必须回收,而且要快。接着威尔逊向灾难控制部队下达了简短的命令。

这支部队共有43人,由军官和一些受过特殊训练的现役军人组成,负责处理意外事故。他们中间有医生,还有操作、维修、通信、易爆军械处理等方面的专家。全队迅速登机向南方出事的地点飞去。在核武器出现后的20年里,美国已有过11次“折箭”事故。但在国外,这还是第一次。长久以来,一想到这种事故是可能发生的,军方和外界领导人就会不寒而栗,在马德里,驻西班牙美军三军联合小组军事顾问团的负责人多诺万少将心里明白,这场事故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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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毁的轰炸机属于战略空军的戒备部队,这些飞机总是在天空中巡航,准备在一旦美国或其盟国遭受核打击时,立即前往攻击预定的目标。估计敌对阵营国家可能会借这件事煽动反美浪潮。于是,他马上挂电话给美国大使比德尔,后者则立即动身去见西班牙外交大臣。西班牙政府有必要马上知道这件事,因为西班牙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主动向美国提供了战略空军基地和领空飞越权。就在美国需要地中海基地而又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之时,它又在西南沿海的罗塔为美国海军的“北极星”潜艇提供了基地。这时,另外一些焦急的人则在紧张地应付进入核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局面。要尽快回收丢失的四颗氢弹,这项任务只能交给确切了解这些氢弹的人员去完成。

在空军打击力量的武库中,每种氢弹都是根据各自的使命而专门制造的,具有不同的热核当量,并且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目标的,都有一定的编号和信号感受系统,氢弹的保险解除、引发和起爆都有各自的程序,于是官员们开始在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原子能支援局的档案中,搜集失落的每一颗氢弹的各个组成部件的编号,并逐一地找出这些部件的设计和监造人员的姓名。

美国时间7时27分,一架空军运输机载着核事故调查队的人员,离开新墨西哥州的柯特兰空军基地,飞往托雷洪,他们将在出事地点与威尔逊将军磋商,并进行实地考察,以解决所需要的专家和设备问题。有一件事是明白人不必担心的,那就是核爆炸。

美国核武器的管理和使用,以及核弹本身结构中的安全防范措施都是极其严密的,不可能发生意外的核爆炸,美国的氢弹只有在谨慎的操作下才会爆炸,它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起爆一枚氢弹,首先要将其中核物质紧密压缩,这是由包绕着核弹心的一定量的高爆物(如TNT)来实现的。TNT必需向内爆炸,以求在整个核弹心的周围施加一个完全的均匀的力场,假使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火焰或撞击时的振荡,使高爆物的起爆稍有不均,核物质就不会均匀受压,核爆炸便无从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高爆物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只会冲击核弹,也许能将弹壳炸裂,造成核物质的溢散,但炸弹本身不会发生核爆炸。

此外,要爆炸一枚美国核弹,只有经过有资格并十分苛刻的医学权威们确认的身心健康者一致认定收到了发自总统的“开战”指令时才能进行。这指令是以声音的形式传递的,而不是通过其它的方法,以免造成误解或散失。只有在轰炸机不得不投入战斗的情况下,处在飞机不同位置的操作人员,才会分别开始保险解除、引发和引爆的程序操作。

陆上和空中的搜索在紧张而艰难地进行着。一名国民警备队队员报告说,他在海边附近,距离一条干河床约500码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他认为是氢弹的东西。灾难控制部队的军械专家立即赶赴现场,证实了那确是一颗氢弹,而且还是完好无损的。

几个小时以后,一架直升机在一个公墓后面的一片田地里找到了第二颗氢弹,接着搜索人员又找到了第三颗,也就是帕洛玛雷斯村东面种着西红柿的梯田上撞坏的那颗。但是,这两枚氢弹的高爆物在弹体撞击地面时已经爆炸,弹体像破碎的南瓜一样裂开了,核弹芯崩出了弹体。

所幸的是,原子裂变反应并没有发生,因而也不会释放出核能和核爆炸所产生的致命物质。尽管如此,清除污染的工作还是在紧张进行。专家们穿着工作服,戴上面罩,在每个弹坑的周围画了圈,并进行放射性测验。在这一地区,所有认为需要进行清理的地方都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和粉刷,即使带有极弱放射性的一小撮土,也都将运往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爱肯附近的核废物处理场。为防止大风把放射性尘埃带到远处,16辆洒水车每天喷洒125000加仑清水。地里的庄稼要回收,物主将得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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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四颗氢弹没有找到,搜索在继续进行。更多的人和更多的装备投入了这项工作,各种各样的计算机投入了运转。人们根据已经找到的3颗氢弹的位置,推算出了它们在空中的飞行弹道和空气动力轨迹。从这一点出发,进一步推测出那颗尚未找到的氢弹的假定弹道和空气动力轨迹。随着根据这一推算进行搜索的不断深人,人们开始相信,奥尔兹确实曾看到那颗氢弹落入海中。

在深海找寻这颗氢弹的工作十分艰难。当时尚不具备从2000多英尺(1英尺=0.3048米)深的水下回收核弹的技术条件。海军出动了4艘扫雷舰投入了搜索工作,用声呐和水下扫雷器探视海底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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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美军约动员了近3000多人竭尽全力干了将近3个月,花费了近5000多万美元,使用了18艘舰船和各种最精密、最古怪的装备,最终才于1966年4月7日8时45分,也就是事故发生后的第79天22小时23分钟之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上的成功,第四颗氢弹被拉上船,回到了美国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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