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杏林七十载
德艺双馨杏满园
今天是正月初四,
也是福建省首位“国医大师”
杨春波九十周岁寿辰。
早在2017年,国医大师杨春波特邀成为《福建卫生报》社首席顾问。2022年,本报应邀参与福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开展的《叙事——福州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的集体记忆》编写工作,记者采访了国医大师杨春波,以口述史的记录方式,记述其迄今七十载行医史。
在其九十岁寿辰之际,本报谨以此文祝愿杨老:身体康健,福寿双全!同时,希望读者通过其口述,了解国医大师杨春波的行医经历、医德医风及对中医药事业的贡献。
口述:杨春波
整理:邓剑云
杨春波:第三届国医大师,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名誉院长,全国脾胃学专家,全国第二、四、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国家、福建省脾胃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
邓剑云:福建卫生报记者
中医的灵魂在临床,只有把中医的临床做好,中医的阵地才能不断扩大,中医药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我今年87岁了,还想为福建中医事业发挥余热,还想要唱支中医的歌让世界医务人员听懂。
▲国医大师杨春波
耳濡目染走上中医路
1934年,我出生在莆田仙游县一个中医世家,祖上四代为医,祖父杨万青在莆田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老中医,他曾经给一个县官的母亲治好顽疾,大官送给他一个大匾,上面写着“功同良相”。祖母和我解释其中含义:“医和官不同,但治病和治理国家的理是相通的。”祖母这一番话深植我心间,影响我一生用心学医、从医、研医。
我从小闻着中药味长大,9岁起研习中医基础古籍《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药性赋》等,11岁时跟随父亲学习识药、配剂、加工、炮制等中药制作技术,但是行医不能只懂药不懂医,14岁开始全身心跟随四叔杨嘉端学医,他当时是莆田仙游县名中医,跟师3年后,我已经可以助诊和远诊,19岁开始在药店坐堂。
到福州开始这大半生的行医工作是在1958年,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当时福建中医界最高学府——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现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被选调到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现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在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室,管理所里的科学研究计划与执行情况,兼管理全省中医学术和全省名老中医的情况。
三年后,跟随名老中医李建颐临床学习治疗肿瘤病的经验、跟随温病学家吴云山治疗乙脑及其他疑难杂症。
用温病学理念攻克乙脑
1969年,我在闽北松政县,先后被借调至松政县第二医院和第一医院工作。当时,正值乙型脑炎大流行,由于山区卫生条件差,死亡率极高,后遗症较多。而此前在福建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主攻的研究方向就是乙型脑炎,我分析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用温病学的理念,根据不同证型选方用药,并配以针灸,疗效非常明显。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当地“乙脑”病人死亡率由原来纯西医治疗的20%下降到2.2%,且无后遗症出现。尤其对于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危重症,针刺、中药治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地影响极大,令西医都佩服不已。
记得当时有个7岁的女孩患极重型的乙型脑炎,不停抽搐,此前做过气管切开,引起中枢性呼吸衰竭,不能自主呼吸。我们用了中药,就有了自主呼吸,慢慢治好了乙型脑炎。孩子有严重的后遗症,失语、硬瘫。后来,经过中医综合治疗,恢复得很好。当时,她喊着“毛主席万岁”走出医院的。
我后来总结了45例中医药治疗“乙脑”的经验,在全省会议上获得好评。
在闽北山区3年多,我采用中医多种诊治技术治疗各种各样的常见病、多发病及急危重症,极大丰富了临证经验,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医药在急危重症的治疗中有其独特的价值。
从临床到中医学术研究
1973年,我回到福州,调入福建省医药研究所工作,担任中医治疗乙脑课题组组长。由于乙脑与中医温病密切相关,所以课题组提出乙脑的治疗必须与温病学同研。我在广泛搜集全国中医药治疗乙脑经验的基础上,带课题组成员到沈阳、武汉等传染病医院取经,并结合经验,撰写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中医药治疗》综述性文章,全文3万多字被刊登在《福建医药卫生》;此外,还撰写了与之相关的《高热、昏厥的辨证和治疗》,这对于提升福建省中医药治疗乙脑的综合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原福建省中医研究所复办,改名为福建省中医药研究所(现福建省中医药研究院),我又被调回所里工作,先后任临床研究室主任、副所长,评为副研究员。由于我在乙脑与温病学方面的实践,应邀承担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温病总条目编写任务,并完成《新编温病学》的撰写。
我提出温病的分类首先应从临床发病的特点出发,分为时温(四时温病)、温疫、温毒三类,又按照病邪的性质将每一类病症分温热和湿热两种。乙型脑炎为“疫性暑温”,分卫气同病(轻型)和气营两燔(重、极重型)两个证型,分别施以清热解毒、清营解毒为主治疗,配合针灸,可明显提高疗效。
乙脑后来被消灭了,但是乙型脑炎的治疗经验对于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有参考价值,很多专家引用了乙型脑炎的治疗经验。
“转战”研究脾胃病
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研究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从此踏上了研究“脾胃”之途。到目前为止,慢性萎缩性胃炎仍是难治性的脾胃病,它与胃癌变有一定关系。
▲杨春波教授为患者看诊
福建多湿多热,湿热易犯脾胃,故脾胃病患者较多。我们以慢性萎缩性胃炎为突破口,进而探究“脾胃”的临床意义及其现代病理学基础和相关病、证的治疗。
中医讲的证是一种中医病理学的概念,证的研究是中医临床的重要内容。在开展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中医研究中,我依据中医古典医籍对脾胃的论述,结合临床对慢性萎缩性胃炎“证”的调查,首先提出中医可称慢性萎缩性胃炎为“胃痞”。这一创新性的认识被广泛接受,且被《中医临床诊疗术语》国家标准采用,同时也为中医从传统的“痞满证”中找到治疗本病的中医标准和治疗方药。
同时,依据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上“虚实相兼”的特点,将该病分为气虚湿热和阴虚燥热两种主要证型,并指出“益肾”在治疗本病中的重要作用,治疗配方胃炎Ⅰ号、胃炎Ⅱ号在临床上均获得了较好的疗效。
对于脾胃湿热的中医证型,过去,要么从整理文献中获得,要么是专家拟定的,还缺乏临床实践基础。于是,我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脾胃湿热证的临床调查和现代研究。当时我们在全省多家中医院进行脾胃湿热证型的调查,调查了400多例病人,最后得出辨证的标准,包括主证、次证、兼证,让“证的判断”有了比较可靠的根据,创新研究了脾胃湿热理论,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后来,我提出的脾胃湿热辨证标准,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采纳。
溃疡性结肠炎也是西医比较难治的病,复发率高,对此,我提出大肠湿热是该病活动期的基本中医证型,采用清热化湿为主进行治疗,并创灌肠Ⅰ号、灌肠Ⅱ号,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11年前,有一个美籍华人得了溃疡性结肠炎,在美国用西药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当时怀疑是结肠癌,他全家人都很紧张。他回来找我,我们改变了治疗办法,不但吃药,还用中药灌肠法,整体和局部结合治疗,9个月后康复。11年来,他每年到我们医院做一次检查,至今没有复发。并且像这类的病人,我们用中医药治愈的有30几人。
基于以上对消化病的临床观察和治疗实践,并参考了国内研究进展情况,我主持和编写了《现代中医消化病学》,获21届华东地区科技出版社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论道学术要科学创新
这一路走来,首先在临床,后来探究中医科学,研究温病、脾胃病。我的体会是,首先,中医药一定要搞科学研究,通过中医药科研,对中医药学术认识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医药的科学含义也更能被认可。其次,中医的科学研究一定要体现先进性、创新性,学术上,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而中医的学术生命力在临床,只有通过临床,中医理论才能讲清楚。
外界对中医有误会,认为中医只是凭经验看病,没有科学依据。早年,有一次,福建省消化病协会在三明开会,找我去讲课,当时有个医生问了一个技术问题:胃黏膜很大,萎缩都在肌腺位置,你能保证每次都用同一部位的组织做病理吗?
他这是要考中医,“关于活检粘膜怎么定位”的问题。这确实有难度,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中国人的萎缩性胃炎大都在胃的下半部(胃窦部),每天要吃饭,不可能染色定位。后来,我们搞了和全国都不一样的综合判断法,不单看胃镜和胃黏膜病理学诊断,还结合胃分泌功能,同时,把住院病人分组观察治疗,一组中医药治疗,一组西药治疗,住院治疗三个月后再做综合判断。当时,我们做了93例中医药治疗的,37例西药治疗的,得出了《中医辨证分型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疗效总结》,这一学术研究成果获1991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但是,目前来看,福建的中医药水平和全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不仅总体上有差距,每个学科上也存在差距,我们要迎头赶上,要努力继承好、传承好、实践好、创新好。
202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成立,聘请我为首批学部委员。他们征求我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今后规划的意见,我提出,中医要传承精华、科学创新。
传承很重要,传承的是中医一辈子在临床上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近年来,我已在宁德市中医院、德化县中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东莞市中医院设“国医大师杨春波传承工作室”。但是,经验只能传承、运用,真正要推动学术进步、起质变作用的,要科学创新。
对于中医的“科学创新”,我的理解是,要学会用中医传统方法认识中医学,同时用现代科学方法去总结宏观规律、揭示微观变化,从中发现新理论,建立新型的中医诊疗模式和疗效判断标准。
对中医药有科学的认识,一方面要用中医传统的方法,通过临床病历数据,从临床找规律性的变化,用统计学的方法去统计、归纳,之后提高到理论层面;一方面,要用现代科技方法把中医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治疗白喉,最主要的并发症是心肌炎,中医用养阴清肺汤,这个方不能毒素降低,但对心脏有保护作用。这用现代的语言怎么表达?再比如,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疗效明显。但是中医中药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解决中医中药的语言怎么让世界医务人员听懂,听懂之后能广泛运用?
中医的学术研究任重道远,我们的中医医院,尤其是福建五家重点中医医院,除了看病,还要做临床研究。这是有难度的,要靠省里来推动,要有条件支持。首先,中医的学术研究不能离开临床,要有一定的病历、标准,要有严格的观察,得出来的结论才可靠。其次,要有齐全的现代科技设备,这是揭示疾病矛盾的一种手段,通过微观来认识现代疾病。这也要求中医医院的院长要担起责任,把中医医院办好,医院里要以中医药立足,每年中医医院在全省、全国的水平要有进步,中医药能治疗的病种每年有突破。
当然,省内中医研究的主力军是福建中医药大学和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对全省中医协作的进步发挥领头作用,对重点课题开展协作,而各地市的中医院要起到地区的核心作用,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两股力量都要积极经营现代科学研究。
组建全国第一家中医传承研究分会
我今年87岁了,不在医疗、科研的主战场,但我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继续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行医60多年,从1992年开始,先后培养了柯晓、付肖岩等7名研究生,带教了黄恒青、柯晓、王文荣、胡光宏4位学术继承人;2005年,国家为加强对中医的传承、保护和继承工作,确立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及经验传承研究”百名对象,我是第一批被列入的百名研究对象之一,我指导学生付肖岩、陈寿菲、骆云丰、杨永升等7人做课题;2010年,作为第一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工作室专家,对学术继承人、工作室成员进行学术指导及临床经验传授。经过共同努力,团队取得了省内唯一的“福建省中医脾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也代表着专科的科研力量。(详戳:)
▲杨春波教授带领团队查房
年纪大了以后,我从4个国家级以及我组建的省级学会分会退下来,我的学生(博导、硕导)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不但在福建搞学术活动、科学研究,他们也让全国知道福建在开展这项工作,花香开满全国。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之材,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中医和西医不同,对于中医来说,在临床不断磨练,到60岁时才有更多感悟,60岁才是中医的黄金时期,对于中医退休,我认为应该像开车一样,车可以停,但火不能熄。
2017年,我和福建几十位老中医一起筹建了福建省中医药学会传承研究分会。这是全国首个中医传承研究会,让退休老中医药专家有个学术之家,讨论老中医经验总结与传承,帮助老中医总结经验,经临床传播,传给后人;帮助老中医梳理、提升学术思想。
我担任名誉会长,希望起到一个旗帜的作用,把大家聚合起来。我们组建传承分会得到全省老中医的支持,他们到各地分享经验,临床一线的中医、基层中医中药人员前来学习,把经验传播到全省各地;福建省第一批33位名中医积极分享他们的临证经验、学术思想,编写了《福建名中医学术经验集粹》,今年我们还计划出版《福建当代医案医话》,通过案例反映中医的辨证思维。
传承研究分会的牌子挂在博医汇,我们也动员一些从公立医院退休的老中医过来坐诊。对于民营医疗机构,我认为,它也是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部分、一个表现,是公立中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的重要补充。有国营,有集体,有民营的,这才构成中国特色。
这对于福州市中医医疗乃至福建省的兴起,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公立医院退休下来的老中医纷纷被民营中医馆聘用,不仅避免了中医人才的浪费,而且促进了民营中医馆的良性发展,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师带徒”的良好氛围。
师承方式在民营中医馆进行,是一个于己、于国、于民的大好事。中医药的师承自古以来就发源于民间,它的生命力也在民间。当然,对师承条件、效果进行官方的认定,特别是因此带来的行医资格的认定,才能保证师承的积极性和质量,使传承工作富有生命力。另外,在师承形式上、模式上,我们还要鼓励创新、多样化,相关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学术团体,在这方面要多做一些工作。
目前,中医药真的迎来了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了重要指示,也有了《中医药法》,但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希望,临床医生好好总结经验,还要做好中医药学术研究,有规律地认识现代疾病,才能更好地重复运用中医药、广泛运用中医药,让中医药的明天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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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卫生报全媒体记者:邓剑云
编辑:兜兜
审核:黄美辉、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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