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时期全图

直到两宋为止，唐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检阅过中国最流行的那幅现代绘制的总章二年（669年）唐代疆域图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尽管尚未将今云南西部以及包括今四川和青海一部分在内的整个藏地囊括在内，唐代拓地之广，它在西部和北部远远超出今日中国疆界的幅员，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张地图也很容易对它的阅读者产生某些误导。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纳完全相同的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域范畴同时，也不无遗憾地抹杀了唐政权在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的治理目标与国家权能实现方面一向存在着的性质截然不同的多样性差别。与对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各州县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对处于光谱另一端的东、西、北三方最边远地区那些羁縻府州所能实施的主权，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程度。可见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只会使人产生某种不很健康、而且一厢情愿的妄想。

第一，吐蕃和回鹘的崛起，以结束唐王朝全盛时代的安史之乱为转捩点，将东亚历史逐步带入一个分权化和多极化的新局面。正是吐蕃的衰落，一方面导致“原先囊括在吐蕃内的藏系各部落也开始寻求自己的道路”，并最终催生出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另一方面又成为“沙陀发迹的诱因”（页62）。而回鹘汗国的解体则成为契丹部落独立进展的契机。在契丹部英主阿保机不得不用“为长九年”（907-916），即通过两次连任“以三年为期的选举换代制”（页113）之下“可汗”地位的苦心经营来蓄积个人势力的蛰伏期间，面对后唐沙陀政权坐大灭梁、进而吞并正在进行建国准备之契丹的危险，阿保机被迫依违于后唐与后梁之间，在夹缝里求生存。只是到他的继任者手里，契丹才利用沙陀内讧，通过施展助后晋灭后唐、又将后晋属国化的策略，成为兼跨农牧混合带两侧的强大的内亚边疆帝国。按照上述线索，本书“直接涉及”的故事，就应当从党项、契丹和沙陀等部的进展获得空前历史机遇的九世纪后半期，也就是自回鹘与吐蕃统一政权瓦解之后讲起。但为了理解九世纪下半叶的整体形势，还必须“将此前一百多年也收入视野”（页11）。安史之乱就这样成为本书讨论的真正起点。

其次，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唐的中衰，或者说唐从它鼎盛的巅峰不可挽回地一路滑向最低谷的那个有点漫长的时期，实际上还具有比一首令人黯然神伤的超长挽歌更多得多的历史意义。它非常典型地反映在边城范阳之地位的不断抬升之中，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真正开始显赫，进而成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女真金帝国的首都、蒙古世界帝国的京城大都”（页35）。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美丽的转身”（页10）。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十三到十四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页11）。

元大都平面示意图

从“五胡十六国”开始，源出于草原或汉地社会边缘地区的非汉人群，早就在中原建立过许多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权。在把中原当作核心统治地区这一点上，它们——包括本书述及的后唐与后晋在内——与以公元十世纪的辽王朝为开端的各“异族”王朝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前一类政权的建立者多在以雇佣军等方式向中原汉地渗透的漫长过程里，逐步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后方的无根基政治-军事集团；同时，当日汉地社会所流行或仍旧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传统，也很便于为接纳诸多非汉人出身的军事贵族集团提供一种非常自然、易行的制度框架。因此这些“渗透”型的王朝往往缺少制度创新的必要动机与资源，未能为突破中原传统体制提供自己的独特贡献。与它们相比较，辽、金、元、清都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的军事降服，迅速地在汉地建立统治，与此同时仍精心维持着作为本族群人力与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降服型”王朝的这种特别的版图结构，推动它们去创制一种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它不仅能在作为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和统治者的“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稳，而且为进一步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群的活动地域括入有效治理，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可能性、因而也更能持久的一种制度框架。

13世纪蒙古扩张示意图

叙事上高度跳跃的挑选性和结构上调度自如的畸轻畸重，使本书充满了一种由非均衡的张力所营造的美学效果。至今还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张，讲述历史只需要“还原真实的过去”，所以“实证”方法就意味着必须尽量辟除讲述者自身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真的可能还原“真实的过去”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所有经历了那个“过去”的人们都一致同意的“真实”吗？看来与其悬得过高、空论还原真实，倒不如尽最大努力地去还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各种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种细节去还原一幅有关过去的越来越精准、清楚的宏观图景。历史细节永远“还原”不完。这里不存在应不应该有所挑选的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挑选、挑选得好不好。

从体裁上说，本书可以被归入“大众史学”一类。我并不以为，当下的出版界之所以希望引入外国人写的、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能引人入胜的大众史学作品，只是因为中国学者都放不下“专家”身段去从事那种创作的原因。这里面更多的，其实还是写得出、写不出，或者说得更尖锐一些，是即使写出来了，能不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问题。尽管不必采纳绵密引征和系统论证的阐述形式，大众史学在需要把历史叙事还原到亲历者们的切身感知、还原到总体历史图景、还原到根本价值关怀方面，以及在需要能反映最前沿的已有研究成果方面，一点也不比对于更“专业化”学术写作的要求为低。在此一意义上，一个写不出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的知识生产群体，竟然能一批接一批地产出被纷纷自诩为高水平的专业化学术著述，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极应该加以怀疑的。

正因为这部大众史学读本兼具濒临现有知识边界的学术前沿性，所以甚至对于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阅读者来说，也可以从中获得不少深度启发，并由此而萌发把那些被碰击出思想火花的话题推入更充分思索的念头。以下选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说一点看法。

不是说对司马光的立场就不能批判。将心比心，如果有能力揭出比如藤原道长（966-1027）的《御堂关白记》或者《历代天皇御记》等著名日本历史文献里某些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一定也因此会感到高兴和满足的。但同时我也一定会怀着敬畏和唯恐有所未周的不安，尽量做到更谨慎谦恭地表达这些意见。

李氏原为“北代胡人”、“唐源流出于夷狄”，自唐宋以来代有其说，但至今难得落实。陈寅恪所谓“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强调的未必是华夷之辨，实为其门第身份之有无；否则就与他另文所说“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断制互相抵触了。关于唐陵，除非伴以坚实的辨证驳论，而不只是凭藉突乎其来的奇想，杨宽的见解仍旧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据此，唐昭陵墓室以穿凿半山腰的方式修建，沿用的主要是源于曹魏“因山为体”建筑皇帝陵墓的办法，由魏晋南朝代代相传至唐，经昭陵而成为唐代大部分皇帝陵墓的制式。拓跋魏的陵墓制度确实含有北族文化的成分，但它与依山建陵关系不大，而主要体现在诸如起造于永固陵和寿陵之前的“永固石室”之类的建筑物中。一般相信，“拓跋”之称以Tobgach的变形西传，在北魏及其继承王朝灭亡后，仍长期在中亚被用来转指曾处于拓跋人统治之下的北部中国。我们不清楚它是否出于“契丹语式的发音”（页89），但从唐政权被西方人称为Togbach就推证唐皇室出于拓跋，那就如根据格萨尔之名源于恺撒而断言青藏地区这位传说中的藏王是罗马人后裔一样，无论如何是过于鲁莽了。

《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人们很容易就一本书是否好书做出他们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回答。那就是你愿不情愿手不释卷地把它从头读下去，一直读到结尾。至于你是否完全同意那本书的看法，倒是一个与此不甚相关的问题。本书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好书。相信其他读者只要伏案展卷，定然也会生出与我同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