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联合国经社部助理秘书长

编译：袁嘉婧

由于各式各样的发展，以及不乏有意为之的举动，一场“风暴”正在成型。它将给全球南方带去巨大破坏，并伤害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

无疑，全球化时代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各国劳动力、商品乃至某些服务在国内市场被不均衡地整合。当前，这个时代正悄然落幕，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全球长期停滞后更为明显。但是，全球化时代的结束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回到过去。恰恰相反，由于经济自由化，大多数经济体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带来了可怕的持续性后果。

对于这样的“大衰退”时期，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通过“量化宽松”维持经济的运转。然而，更宽松的信贷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复苏，而是更加的金融化和更多的负债。

同时，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过去两年的战争和制裁影响了供应链，加剧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价格飙升的部分原因是投资者投机操纵市场，另一部分原因是政客为了政治优势故意进行的破坏性干预。法治，甚至是曾经神圣的财产权，已被政治权宜之计所牺牲。

更高的利率非但没有解决供应中断导致的通胀问题，反而削减了私人和政府支出，导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需求、就业和收入减少。全球范围内，2022年和2023年的蓄意加息已被证明是收缩性的，且不利于劳动和就业。因此，有影响力的西方央行的一致加息已被证明是一种不必要的、不恰当的、应对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的当代通胀问题的需求侧工具。

然而，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受到诸多限制。除了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它们可供支配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也非常有限。

国际金融机构带来了财政紧缩的市场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倾向于以财政紧缩为条件，换取信贷减免。因此，受援国政府受制于支出限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支出大幅削减，留给公共投资的资金所剩无几，而恰恰是公共投资最有可能助力实体经济的复苏。

更糟糕的是，许多立法机构“为了提高政府的财政信誉”，对自身施加了不必要的开支限制。本应独立的央行进一步加大了对货币政策的约束。相较于国家政策，这些中央银行更应该把国际和国家金融利益视为优先事项。

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最近几十年的货币和金融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比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所要应对的更加严重。当时，拉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其它地区的政府大量举债，它们的债主主要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商业银行。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从1980年开始大幅加息后，严重的财政和债务危机使其中许多国家的政府瘫痪了十余年。

在第一次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时期，美国的霸权曾一度不受挑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贸易、投资、技术、金融、税收和其他重要领域为全球北方量身制定政策，而这通常是以牺牲南方为代价的。近期的“新冷战”以及地缘政治（包括非法制裁），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适应全球变暖及其影响，以及在全球企业所得税收入中获得更公平份额的愿望。

由于大多数经济体几乎没有增长，加上许多政府努力减少进口，出口机会变得更加不确定和受限，这些都影响了全球化的发展。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就连金融也放弃了发展中国家，“逃向安全地带”，涌向美国。

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货币、财政和政策空间。与可以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富裕国家不同，这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鉴于奥巴马“重返亚洲”计划的开启以及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从2016年前后开始，美国下调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尽管借贷成本上升，许多最贫穷的国家还是选择向私人债权人求助。但从2022年起，随着美联储近两年来的大幅加息，向贫穷国家提供贷款的私人市场已经枯竭。

于那些贫穷国家而言，偿债成本的飙升势必加大陷入困境的风险，而这势必影响到一个国家里的贫困人口。但显然，那些即将在全球南方掀起“风暴”的决策者对生活在最贫穷国家里的贫困人口毫不关心，哪怕十多年来，最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丝毫没有减少。

（来源：亚太日报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