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崛起。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势头却戛然而止，其经济停止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日本自此进入通货紧缩时代，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平成不况”(平成系日本明仁天皇年号，使用时间为1989年至2019年）。

自发平衡

本系列《冷眼看东瀛：负重腾飞》一文曾提到日本人才是日本战败最大的受益者。毕竟，日本战败彻底终结了军国主义对国民的统治，让日本人从一条万劫不复的死路回归到了正常态。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则为日本解决了经济运行中最为根本的源动力——需求。在“特需景气”背景下，日本制造业及其衍生产业，开始恢复活力。

1947年，一个只有12人的小公司，发现战后的公共交通极为不便，许多工人只能骑自行车长途通勤。于是，他们就设计了一款带小型发动机的自行车，新产品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这家小公司随之壮大起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本田集团。此后，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燃油价格上涨，日本通过推出低油耗经济型汽车，保持了盈利。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随之而来的贸易摩擦，迫使日本政府限制本国汽车出口量，但这种外力干预最终还是没有超过市场调节所能承受阈值，包括本田在内的众多日本车企，通过在美国设厂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0年代，日本汽车横扫全球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官僚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掉日本企业的自发平衡。1949年5月为“鼓励经济发展”，日本政府将商工省改组为通产省，一群连拉面摊都没摆过的行政官僚，就此开始了对日本各个产业的“指导”工作。

干预主义

战后重新洗牌的日本，依然维系了曾经的集权结构，只不过军部的参谋们被东京大学毕业、穿着西装的职业官僚所取代，后者的权力虽受到诸多限制，但仍远超他们本该拥有的。职业官僚不同于靠选票上台的政客，他们在一个位置上的时间比后者要久得多，也稳定得多，正所谓“铁打的官僚、流水的政客”。久而久之，在这套“统治分开”的体系下，职业官僚们形成了一套很难从外部打破的内部运行逻辑。

在通产省建立之初，首先被“指导”的便是当时被视为战略基础的钢铁产业。为“平衡生产、避免过剩和短缺”通产省决定限制钢铁企业上马新的项目。在办公室的文牍报表上面，这不过是一个加减法的问题。恰在当时川崎制铁准备要兴建一家配备新型高炉的新厂，这一计划毫无悬念地遭到通产省、日本银行及得到前者青睐的三大钢铁制造商的一致反对，理由是川崎制铁的项目属于重复投资，是毫无意义的浪费。事实上，当时日本钢铁企业1/3的高炉运行时间都已超过30年，新一代设备可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于是，企业与政府就此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博弈，最终川崎制铁顶住了来自政府的压力，于1953年让通产省批准了自己的项目，由此令川崎制铁成功跻身日本六大钢铁制造商之列。

同样是钢铁行业， 住友金属同样顶撞过通产省的行政“指导”，但最终未扛住压力。除接受减产的“建议”外，还“自愿”接受了一名前通产省官僚担任企业的董事。类似的得到通产省“庇护”的企业，曾因获得过多的安全保障而丧失了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

美国人也砸日本车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石化产品价格上涨超过300%，通产省的价格管制和分销管制，导致众多企业无法将上游价格上涨的压力传导出去，一度险象环生。到1986年，国际油价走低时，狮子石油公司试图进口石油，以低于通产省“指导”的价格在国内销售。尽管这笔贸易并未触犯什么禁令，但通产省的官僚却直接以行政命令禁止油轮入港，阻止银行为这笔贸易提供贷款，最后甚至说服外务省，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直接取消狮子石油公司的购油合同。这一系列举动，最终引爆舆论，人们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出来。以此为契机，在内外压力下，通产省的权力才受到一定抑制。这一期间，有不少从事新兴产业的日本企业崛起，比如游戏产业三巨头之一的任天堂，就是在当时背景下崛起的。

广场协议

关于日本，一提及“平成不况”“失去的二十年”之类的名词，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另一个关键词——“广场协议”。大多观点认为，日本在经历多年高速发展后，经济已坐二望一，因此对美国的“老大”地位构成了潜在威胁，于是美国强迫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令日元升值、出口受挫，日本的高速发展就此被打断，进入长期的停滞时代。然而，从笔者所收集的资料看，上述说法并不确切。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西德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协议，除美元外的四国货币将进行有序升值，这就是被人们常常提及的广场协议。

其实，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美国国内在“买买买”的过程中，形成了巨额的贸易赤字，美元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考虑到当时美元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基石地位，这个问题已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为避免因美元大幅贬值，导致更大范围的危机，美国施压当时在世界经济中权重占比最大的四国，让其本国货币有序升值，以此来消解美元贬值的压力。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几个经济发达国家强行规定汇率演变路径。

五国签订“广场协议”

然而，广场协议签署后，一切并未按政客和官僚们所脑补的那样“有序进行”。按最初“设计”，日元仅需升值20%，而在协议签署三年后，日元升值达86%，而其他世界主要货币如英镑升值37%、法郎升值50%、德国马克升值70%、意大利里拉升值 46%……由此，出现了美元大幅贬值，而原先预期的通胀潮竟然变成令人绝望的滞胀潮。1987年2月22日，广场协议五国再加上加拿大，又在法国签订了“卢浮宫协议”，旨在稳定汇率，阻止美元币值继续下跌。至此，广场协议也宣告失败。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签署广场协议在当时是被日本政府当成政绩来宣传的。早在1985年前，日本国内对日元升值的呼声已日益高涨，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表示“强大的日本，必须有强大的日元”支持。政客们夸大的民族主义虚荣心，对众多日本企业而言，货币升值是其海外扩张的客观需求。

泡沫破裂

在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升值的确冲击到了日本商品出口，但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日本人的日子反倒是最好过的。原因无他，因为日本拥有发达的制造业，而西方国家即便物价再上涨，很多东西该买也还是要买的，一算账，还是买日本货最划算。这么一来，日本的制造业就可以继续养活大批的产业工人。进而为其他服务业提供就业机会。当欧美国家被失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时，日本企业却为了留住人搞出了“终身雇佣”，为招到足够的毕业生，很多企业搞出了帮助对方偿还学费贷款、高薪实习等举措。

此外，本币升值还促成20世纪80年代日本疯狂的全球购买潮——三菱地产8.5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权、索尼公司 34亿美元买下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松下公司60亿美元买下环球影业、安田保险公司买下花旗广场及梵高的名画《向日葵》……有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的日本人买走了全球70%的奢侈品。

“平成之鬼”三重野康

然而，在一片喧嚣之下，真正的隐患也逐渐浮出水面。由大藏省（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空降下来的央行行长澄田智指出，为了对冲升值带来的压力应施行“宽松货币政策”。于是，金融管制开始放松，央行在一年内四次下调利率以刺激投资。与此同时，政府的土地供给逐渐减少，以此来推高地价。无数企业和年轻人开始炒外汇和股票，大量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催生了全球最大的房市泡沫和股市泡沫，即“平成泡沫”。

两年内日本外汇市场翻了三倍，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平均市盈率在100倍以上。1989年，日本股市达到顶峰，市值高达1.89万亿美元，东京证券交易所占了全球证券市场市值的28%，成交量比老牌的纽交所高出近两倍。1989年，日本地产泡沫达到惊人的2000万亿日元，比日本大30多倍的美国同期只有500万亿日元。大量普通上班族甚至农民一辈子的积蓄，全都压在了房子上。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也在拼命花钱，当时甚至出现了给河床铺水泥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政府投资项目。这些不可能产生任何价值的工程，与其说是“投资”，倒不如说是在消耗财富。

广场协议签订前，美元面临大幅贬值的风险

1989年12月，三重野康接任央行行长，之后快速将央行基准利率从1%拉至6%。股市和地产两个金融堰塞湖几乎同时决堤。再之后，就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的“经济奇迹”宣告结束，无数人打拼一辈子的积蓄一夜间化为乌有，整个日本社会跌入低欲望陷阱不能自拔。三重野康则因刺破了日本经济泡沫，获得了“平成之鬼”的绰号。如今，许多老一辈的日本人仍不信任银行，习惯在家里用保险柜存放现金。

值得一提的是“平成不况”除了让日本陷入停滞外，还顺带扳倒了曾在日本政府中居于首席的大藏省。此后，大藏省的权力开始萎缩，并在2001年被拆解为财务省和金融厅。此后，日本央行也摆脱大藏省的控制，连续三任行长均出生于“日银系”（注：即日本央行的“本土势力”，以示与大藏省空降官员的区别）。对此，有观点认为，这次灾难的源头，或许是源自官僚派系间的内斗。然而，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当时的日本已存在诸如老龄化、少子化、创新能力减弱、僵尸企业等一系列固有的结构性问题。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是日本避不开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