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甲辰正月初七。
按照汉族神话传说，今天是女娲神在造出鸡、犬、猪、羊、牛、马后造人的日子，所以，叫“人日”。如果从自然存在来讲，万物平等，无分贵贱。只不过，从我们已知的生命存在来讲，人与鸡、犬、猪、羊、牛、马等生物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中，有一点应该就是人类的生命在原始基因的传承外，还有了后天“学习”所带来的变化和发展。
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陈设的藏展物均与历史文化，与书院及教育有关，所以，连日来走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自然被这些内容所吸引。驻足观赏，拍照留念，相互讨论，或者咨询探究……所以，也引出不少的话题。
比如儒学、文庙与书院之间的关系。
想一想，这还真是一个问题，需要梳理一下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涉及到人之所以与其他动物形成区别的原因。
如果从生物学、生理学等角度来讲，可能讲出许多关于人类智慧与其它动物之间的区别和原因，但是，“学习”，也就是后天的教育传承作用应该是一个根本原因。
从已知的史实我们可以清楚，我国的教育形式是从私学到官学的。“私学”最早应该就是血缘系统的简单传承，有意识的、成规模的“私学”或许就是从孔子开始。
孔子曾求教与老子，而且赞美老子：“像龙一样。”在其一生中，曾用很长时间奔走于诸侯国间，希望能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但其最后在中国确立“圣人”之称却是因为“教育”。孔子的教育生涯是从其“而立”时开始，实则是一种谋生手段。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所谓“束修”是指十条捆拢在一起的腊肉。在其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的说法。从孔子开始，其学生又有不少去教学生，所以，他们培养的人才自然不会少，也因此后人称其为“万世先师”。
博物馆悬挂的“先师孔子行教图”配有一幅联：“至圣无域泽天下，盛德有范垂人间”就是对孔子作为“教育家”极好的概括。
也正是因为孔子开创了中国成规模、有体系的教育先河，不但创造了春秋时期我国古代教育的辉煌，而且影响到世界。200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设立了“孔子教育奖”，用以褒奖世界上对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目前，“孔学”方兴未艾，孔子学院遍布世界。
历史上的“文庙”就与孔子关系密切。
因为博学，因为影响大，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被后世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文宣王、万世师表。其中，“文宣王”是唐代唐玄宗李隆基给孔子追谥的封号。宋真宗赵恒加称孔子为“玄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世宗朱厚熜厘定祀典，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世祖福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公元1657年），又改称“至圣先师”。
“文庙”就是因为孔子被封为“文宣王”而获名。只是与单纯的祭祀孔子的“孔庙”不同，虽然庙里所供奉的都是孔子，但“文庙”除祭祀孔子外，还是进行儒学教育的场所，是礼制庙宇与官方学校合二为一的建筑规式。尤其是自汉武帝抑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后，儒学就成为官方教育主流。发展至唐朝，“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诏尊孔子为宣父”等一系列尊孔崇儒的措施，使“文庙”在全国各地建立，为其后来发展成为儒家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奠定了普遍的基础。
“儒学”也称儒家学说，以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为历代儒生尊崇。一般认为，东周春秋末期，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构成了“儒学”的核心。儒学自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关于儒家思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讲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其实，孔子的儒家思想源于《易》。《论语·述而》中孔子讲“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讲：“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到近现代新儒学的阶段。在我国历史上，以儒学为基础的学科、知识均为传统教育，尤其是科举制考试的核心。
很多人以为“书院”就是过去的学校，其实是有误的。“书院”的出现是一种社会需要，如果不算春秋时孔子的讲学模式，按现在约定的说法，“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初使用这一名称的是官方学术机构，其任务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的地方。后来，一些文人骚客在致仕返里后把自己藏书治学的地方也称为书院，有一些书院兼有了讲学功能。到北宋的时候，书院的教学职能普遍增强，而且独立创建的书院数量和分布都开始出现规模化，尤其是黄河以南的区域。到元代时，北方才开始出现书院。可以说，“书院”是既不同于私学，也不同于官学，但又与这两种形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种形式。
书院从宋代开始兴盛，其发展经历了元明清时期，逐步形成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并扩展为六大事业。书院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许多鸿儒名贤加入其建设，并在此讲学研讨，使得所包含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凝聚着历朝历代统治者以及文人墨客对于孔子思想及儒家学说的认同、推崇和褒扬，同时又物化地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因而成为一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复合载体，体现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
二宋时期，山西还没有书院的记载。到元代的时候，山西有记载的书院有14所。明朝洪武至宣德时，山西有记载的新建书院有1所。正统到弘汉时期，山西新建书院6所。正德时山西新建书院4所。嘉庆时山西新建书院13所。万历朝，山西新建书院11所。其中，有保德州见龙书院。天启朝，山西修建书院5所。另外，明代时期山西有始建年代不详的书院18所。按统计，山西在明代的时候新建书院59所，修复10所，共数为66所。清代的时候，顺治时期山西修复重建书院1所。康熙时期，山西新建书院27所，修复重建前代书院11所。雍正时期，山西新建书院6所，修复重建1所。乾隆时期，山西新建书院56所，其中有宁武鹤鸣书院、五寨清涟书院、定襄晋昌书院、静乐恒麓书院、繁峙北灵书院、河曲宿文书院、忻州秀容书院、崞县崞阳书院、五台崇实书院、五台斗山书院。修复重要书院11所，其中有偏关儋林书院。
康熙时期，书院的名师讲学开始兴盛。到雍正时期，雍正下令“各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乾隆时期，书院教学内容和治学方向从教授程朱理学向博习经史词章转变。清朝后期，书院出现衰落，但依然还有新建，嘉庆时，山西有新建书院1所，为五寨的芦秀书院。道光时，山西新建书院8所，咸丰时新建书院2所，同治时新建书院4所。光绪时期，山西新建书院37所，其中有岢岚州芦阳书院，神池觐华书院、静乐岑山书院、保德州连峰书院、河曲河阳书院。忻州过去代表性书院就是忻州的秀容书院和代州的斗山书院。清朝晚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学的输入，书院改革之风开始兴起，导致书院的最终废止。
忻州在后晋时期就有文庙和儒学。明时，文庙和儒学在忻州的九原冈。
据明万历所修《忻州志》载“文庙，旧在治西南九龙原上，后晋天福二
年建立，至国朝累经修葺。弘治五年，知州王轩改建治西北。虽规制弘敞，不及冈上爽垲矣。万历三十三年，知州杨维岳重修。”并记“文庙（七间，高四丈余，戟门、棂星门俱琉璃瓦，甚宏敞。东西庑各一十九间。尊经阁以逼城，其制颇隘。议者欲市庙前地，凿泮池。但地亢无水，大雨时停聚浊流，反失秀气。市地数丈，而展筑宫墙可也。）”
明弘治五年（1492年），文庙和儒学由九原冈迁到学道街后，原来的旧儒学和文庙废止，这就有了清乾隆四十年，知州鲁潢在原儒学所在地建秀容书院的历史。
据记载，忻州文庙的大成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前面10根和内部6根合抱圆柱稳固着殿体，施七铺椽，横八道檩，梁架结构勾心斗角，严谨结实。殿内宽敞宏大，藻井承尘刻八卦图案，雕刻彩画绚丽缤纷。先师孔子塑像端坐在木阁之中，牌位上写着“至圣先师孔子”。另有复圣颜子（颜渊），述圣子思（孔伋），宗圣曾子（曾参）、亚圣孟子（孟轲）“四圣”和闵损(字子骞)，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宰予(字子我)、端木赐(字子贡)、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卜商(字子夏)、有若(字子有)、朱熹等12哲。大成殿背后是明伦堂，明伦堂前左右各三间配房，东曰“时习斋”，西曰“日新斋”。明伦堂后是尊经阁，是整个文庙建筑群的最高点，内存儒家经典册籍。文庙两侧设儒学东学和西学。整个文庙在忻州城的建筑中都无与伦比。可惜的是，忻州文庙毁于1978年3月8日的一场大火。（梁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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