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乃人间事。入世，即为人间事。因此，入世之法度高下，往往即在于事之大小。

成事越大，入世之法，往往越高明，越具入“道”之本体的智慧。

道之本体，即形而上，是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是了无所有，了不可得。因此，是不靠外物，无我无为，没有相的。

而成大事，则为世间现象，是相，是要依靠外物，才能显现出来的效用。因此，是有迹可循，有路可走的。

这个“路”，本质是“道”起作用而成就效用的“介质”。介质，即物，即器，因此，是形而下的。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必定是解决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问题。

第一是了然形而上的本体智慧境地。越接近道之本体，越能皆融万物，越能和光同尘。因此，形而上是解决格局问题。

第二是了然形而下的器的介质规律。越符合事物规律，越能君子不器，越能善利万物，最终江河入海，成就大事业。

一如《庄子》所云：“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即，任何开悟之道，要么不起作用，起了作用，必为万相之王。

01

大入世，即，有器可乘道。

只有找到那个能让道，起大作用的器，才能让道，成为慈善之道。

就入世而言，有道，而无乘道之器，则只能是小乘境地。唯有道器合一，方可成就大乘境地。

从这个角度讲，儒释道，本为一理。所不同的是，各家对于入世的手段不同。而手段，最终仍旧是介质的问题，是器的问题。

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此，是始终在纷繁的器的世界中，宁可中流砥柱的。只是，当洪水来临，一个人又怎能挡得住那肆虐的洪水。

道家，则重时机，重顺势而导，后功成身退，无名。而释家，则是于苦难中修行，以慈善渡众生。

因此，从器的层面讲，儒家重器，越往后，越以器为名，以器为道，因此，越为器所困。而其根源在于，入世之法，本为器道，因此，牵绊极深。

道家，则重时机，重自然无为。所谓时机，即俯视器之纷繁，而得其规律，顺势而为，可达四两拨千斤之功效。

因此，乱世之时，最后出来拨乱反正的往往是道家人物。而道家人物的出场，总是在俯视器之纷繁之后，找到那个恰当的时机，才会出来。

时机不对，即器还未成器，因此，无可乘道。

每思及此，便对惶惶如丧家之犬时的孔子，对游说诸国君王而不可得的孟子，嗟叹不已。

02

乘道之器，作用大小，则在于世间法。

世间法，必一手慈善，一手钢刀。因此，成大事者，亦必一手慈善，一手高举钢刀者。于是，入世，实乃一场修行，既修慈善，亦修苦难。

慈善，是得道者的对世间的悲悯，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因此，是一种旁观俯视之下的“知情”。他们看到的是世间器之纷扰，不过都是困在人性里的狭隘和算计，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撕扯和断裂。

因此，慈善，永远是“懂得”之后的“放下”。

而钢刀，不过是各种规则，各种附加了规约机制之后，而形成的临时的秩序。

秩序，即把纷扰的人间之器，按照一定的规约机制，进行分类，进行定义，并给以各种基于迎合人性和违反人性的相辅相成的驭心之术，从而达到一种临时“井水不犯河水”，或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运行机制。

从这个角度讲，权谋家、法家、兵家，往往是“钢刀”之术的集大成者。但也因其太过重“钢刀”之术，而走入了“有术无道，止于术”的窘境。

03

于是，成大事者，往往都是勘破了器之为大器者，必须以大道乘之。也即必须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建立链接。

所谓，成大器者，必得把器正用，用在恰当的时机，顺势而为。正用，是智慧。顺势，为正心法。

智慧，是知其所以然，而后远观，有静定。正心法，是使其然，或使其不然，是躬身入局，而后，一手慈善，一手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