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马尔康市梭磨河边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名叫脚木足乡白莎村的地方，蓝天白云下耸立着一座八角碉楼，在旁边数百米的一块高台地上，有一堵几近坍塌的断墙；周围大鸟盘旋，鸟的鸣叫更衬出山寨的宁静和安详，当地人指着长满杂草和灌木丛中的一块牌子告诉我，这便是史上有记载的“卓木碉会议”旧址。
这次会议之所以名气很大，是因为后来成为开国元帅、将军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所以后人得以了解。其中，最出名的是徐帅回忆录中的记述，他写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红军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战略转移，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所谓北上其实是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是逃跑主义，我们南下是战略反攻，建立新的领导组织，是真正的革命行为。
回忆录中介绍：张国焘讲话后，要求与会的每个人都表态，气氛很沉闷，谁也不想出头开“头一炮”。这个时候，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个别指挥的领导有意见，便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人家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徐帅的回忆录中采取了“真事隐”的态度，没有写这个人是谁，不过，当地担任红四方面军电台负责人、被誉为“红色电波之父”的宋侃夫回忆倒是写得很清楚，这个公开在会上发言支持张国焘的人，便是曾经担任红5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邵式平。
分析其原因是，邵式平所处的红五军团，是红军长征时的后卫，当时敌人针对长征时的红军队伍，采取的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政策，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驻地即可，因此，红军后卫部队伤亡特别大。而且后面的部队，由于前面开路先锋进军时，沿途的土豪打完了，能吃的都吃了，就是身上有钱也购买不到食物，轮到后面的部队时，只有泥泞道路上长途跋涉，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对于一个红军高级干部来说，长征上的这些困难仅仅是小事，特别是在长征途中，他得知一个消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红军十团军政委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被强敌合围在怀玉山地区，经过顽强战斗，弹尽粮绝，指挥员大部分牺牲，英雄的红十军团在敌人绝对优势兵力围追堵截，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最终失败了，方志敏等战友们坚贞不屈，在南昌遭到敌人的杀害。
同时，自己跟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他一手创建和奋斗的赣东北根据地全部落入敌手，他的妻子胡德兰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和爱人，组织没有批准与自己的丈夫参加长征，成为留守女红军之一，家里亲属和乡亲没有音讯生死未卜，此时的邵式平悲痛欲绝。同时，他向上级打过报告，请求自己回赣东北重振旗鼓，为牺牲的烈士报仇雪恨，他的建议被上级否决。
邵式平，字守壹，乳名三崽。后被人称为“邵阎王”或“邵大哥”，1900年1月出生于江西上饶弋阳境内最北端的邵家畈村一个农民家庭，“式平”之名是他的启蒙老师给他取的，意思是希望他能“拭尽人间不平”“做一个时代的楷模”。与方志敏同窗三载，结为挚友，17岁的那一年，邵式平以本县第九名的成绩考入省立中学，来到了省会读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在校期间积极投身和领导爱国学生运动，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成为进步学生领袖，思想先进的他随后参加组织，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邵式平潜回老家弋阳，在山区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活动，与方志敏一道领导了弋(阳)、横(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当年的井冈山遥相呼应，当时流传赣东北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唱“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两条步枪闹革命，打倒土豪为人民。”
后来，由于中央红军反“围剿”作战的需要，担任军级领导的邵式平调入中央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首军区政委、军委委员等职务，红军长征时，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红军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决定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邵式平所在部队随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张国焘得知邵式平思想苦恼，心情沉重的根源，认为有机可乘，就不失时机地对他说，“如果我们大部队南下，第一步是先赤化四川，然后再调集团红军收复中央苏区，下一步就是发展赣东北根据地，你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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