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忠自述：

从我记事起，我就清楚地记得，我们家是一个有13口人的大家庭，有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哥哥、我和我的三个弟弟，还有奶妈、佣人、丫头及学徒。我们家住在常德市高山巷口大庆街，这是常德市最繁华的地段，当时这里叫常德县沅安镇常清街。

父亲叫张金廷，在易圣达棉花铺租用柜台开设张文华刻字店。父亲一生勤劳能干，擅长篆刻橡皮图章，因此生意兴隆，家里有一些积蓄。我们家在店铺后面新建了一栋有200平方米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供一家人居住，后来又在老鸦池买了一栋房产，那是一座木结构的100多平方米的楼房。我们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6岁时在大高山巷首义小学读书，当时日本已入侵中国，上课时，老师就向我们宣传抗日。走出课堂，我看到整个常德城都在宣传抗日，号召人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从小便对日本侵略者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1938年冬，日军飞机轰炸常德广场(飞机场)，到了下午，我亲眼目睹有10多具尸体摆放在下南门的汉寿街(邮电局营业厅)，那血淋淋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当时我们小孩经常唱一首儿歌:“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扔炸弹)。”由此可见，常德人民对日军的轰炸是多么害怕！

1940年阴历五月初七、初八，日军飞机飞临常德，丢下了燃烧弹，我们家的房屋全部被烧光。我父亲只好又在大高山巷口修建了一栋木结构的小楼房，有150平方米，用于做生意和自家人居住。

1941年秋的一天清晨，警报刚响，日本飞机就飞来了，我们来不及跑出城，就往屋后空坪中的防空洞跑。防空洞构造非常简单，就是在几根烧黑的木头上面堆点瓦渣土块。这时一颗炸弹落到一家长沙毛笔店爆炸了，毛笔店老板一家人全被炸死。

当时我的左小腿也被弹片炸伤，我大哭不止，拔腿就跑，一直跑到距离城七八里地的阴阳桥，见到了祖母、母亲等人，又大哭一场。下午警报解除，我们回城，我看到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我腿上的伤口感染化脓，双腿几乎烂掉了，臭不可闻，直到1950年才好。

当时，父母告诉我们五兄弟说，日本飞机若是丢饼干、糖果、钢笔、老鼠等不要看、不要捡，如果身上有跳蚤，要马上捉住烧死。父母还说，死了人要用火烧，除肚婆子(孕妇)不烧之外，其他死人都要火烧。如果发现有人把死人埋了，也要挖出来用火烧，政府对埋的人还要罚钱和两担木柴。

我家有一丫头叫张国华(小名毛妹子)，约十七八岁。1942年4月的一天，毛妹突然高烧、颈脖肿大、全身乌黑，随后我的弟弟国民、国成也开始发烧。父亲马上请来个郎中，郎中诊断后说：“三人病情一样，很可能是鼠疫！”我赶紧让两个学徒王新舫、罗弄山租一小划子(船)，把毛妹子送回农村娘家，第二天她便死了。

我的两个弟弟发高烧、脖子肿大、腹股沟肿大、抽筋，身上还有乌色血块。第二天，我两个弟弟在我面前抽搐而亡。一家人偷偷里哭个不停，尤其是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口中血都被弄出来了。因为奶奶生怕哭出声音，被保长、甲长听到。那时高山巷口有警察站岗，我们担心警察把弟弟的尸体抢夺去火烧，所以一家人只能小声地哭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清晨，父亲把两个弟弟一头一个放在箩筐里，装成睡着了的样子，上面盖上衣服，随着早晨跑警报的人群出了城。到了校场坪荒地(今武陵大道垃圾中转站前)时，徒弟罗弄山用床单包着的木匣子也送到了，于是父亲和徒弟将弟弟尸体放进木匣子内，挖坑掩埋。埋葬时也不敢放声大哭，生怕被人知道。此情此景真是悲惨！

悲惨的厄运接二连三地降临我家。祖母刘三妹一生勤劳，一直以来眼见父亲持家有方，心里美滋滋、乐陶陶的，谁知战争爆发，转眼间房子被烧，又死了3口人，怎么受得了呢！城里无法安生，祖母只好回到乡下居住，但每每想到两个可爱的小孙子就哭，结果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最终由于伤心过度，于1942年腊月不幸病故。

祖父张友元一生务农，大部分时间住在韩公渡，哥哥、弟弟国保和我3人，有时候为了躲避飞机轰炸，也去住到祖父家里。祖父眼见城里的房子被烧，家里又连续死了4个人，尤其是祖母也去世了，心里极其痛苦悲伤。当时韩公渡牛牯陂鼠疫流行，祖父不幸染上鼠疫，于1943年阴历九月吐血身亡。

严奶妈大约40岁，她先后养育了小弟国民和国强，之后负责给家里做饭。1943年国军要求大家疏散，她因无家可归，拒绝和父母一同逃难，要求留下看家。父母最终同意她留下看家，并给她留了1头肥猪、10多只鸡、3斗多米等食品。约一个月之后，日军败走，我们得以回城。

回来时，我们发现家里房屋遭到破坏，室内家具被抢劫一空，严奶妈死在屋外土洞旁，尸体已腐烂。她的裤子被扒掉，阴道内插有一根树枝，身上有刀伤，死得很惨。

父亲在常德开设张文华刻字店，先后带有5个学徒，生意兴隆。日寇的侵略使父亲一生的辛劳化为乌有，加之家里两年内死了6口人，父亲受到了严重打击而一病不起，于1944年冬病死，时年43岁。

哥哥张国彦13岁起就跟父亲学刻字，父亲死时他才15岁，无法担负起一家4口人的生活重担，母亲不得不带着我和弟弟国保帮一远房表叔父刘善臣在船上做工。哥哥后来得了病，无人照料，死于1948年，年仅19岁。

以前，我们家幸福美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令我家家破人亡。我原本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少年，遭此变故，变得沉默寡言了。几十年的痛苦埋在心底里，我不愿说，也不想说，因为一提起往事就会引发我无比的痛苦和仇恨。

然而，由于日本政府拒不承认这段黑暗的历史，没有向我们这些战争受害者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这样的行径令我怎得安生!我站出来，说出这段痛苦经历，为的是让后人了解日本侵略者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