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舒彦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我的家乡是位于江西省西北部的一个县级市，春节期间听说家乡的彩礼标准已经涨到了近20万，听到了一些与彩礼相关的故事，发现彩礼的数额既有一定的刚性，又有相当的弹性。总体上呈现出对男方是刚性的，对女方是弹性的；对当地较底层的家庭是刚性的，对中产（达到平均生活水平）及以上家庭是弹性的；对介绍婚是刚性的，对自由恋爱婚是弹性的。其中有四个故事非常典型。

1、普遍情况

彩礼是给女方父母的现金，本地彩礼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订婚时给女方，这是主要的，这时候一般会给十多万，这个叫“过门礼金”；另一部分在结婚时给，一般不会超过10万元。女方父母根据行情向男方提彩礼要求，社会舆论不支持超出行情的彩礼要求，男方给彩礼，女方父母将彩礼又都给女儿并根据自家经济条件额外添嫁妆。

案例1：女方1992年生，男方1987年生，两人2019年结婚，女方根据行情要了16.8万元彩礼，男方给了，女方父母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添了点，给女儿女婿买了一辆20多万元的车。在这种情况下，彩礼和嫁妆都是给小家庭的资助。

2、形式化的彩礼

有一些家庭会把送彩礼变成完成结婚仪式的形式，在婚礼结束后返还彩礼。

案例2：一对90后，2020年左右结婚，当时彩礼行情是十六七万，女方父母根据这个行情向男方提出了这样的彩礼要求。男方没有向女方提出降低彩礼水平的要求，但是又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就向亲戚借，给了女方家。女方父母在女儿结婚时就把彩礼都给女儿带走了，女方婚后才知道彩礼钱都是男方向其亲戚借的，于是就把彩礼钱都拿出来还给了男方亲戚。

3、仪式化的彩礼

在男方要娶女方一定要给女方一些彩礼而不在意彩礼多少的观念下，彩礼作为女儿有价值、看重女方的象征存在。

案例3：男女双方都是90后，女方本人是教师，男方本人是公务员，男方家是做生意的，近几年因为拆迁有还建房。两人是自由恋爱，男方先追求女方，2019年结婚，当时彩礼行情是16.8万元。女方父母只向男方要了8.8万元彩礼，因为女方父母是普通打工人，还有一个儿子当时在上高中，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女儿添嫁妆，所以就不应该要太多彩礼，否则就有卖女儿或者图男方钱的嫌疑，没有面子。在女儿结婚时，父母将8.8万元彩礼全部都给女儿带走了，没有给嫁妆。婚后年轻人就住新房，父母住独栋老房子。

4、私利化的彩礼

当女方把向男方要求彩礼当作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的机会，无止境地向男方提要求时，彩礼就被私利化了。

案例4：2021年经介绍认识的一对男女准备结婚。女方父母在结婚前一天突然又向男方要钱，威胁不给就不结婚。男方家庭经济不宽裕，实在给不出，最后男方被激怒将女方砍成重伤后自己跳楼身亡。

彩礼的刚性

彩礼的刚性表现在有一个大多数人都认可，大多数家庭也都能支付得起的彩礼水平，即行情或者说形势。彩礼行情和形势给男方家庭造成“随大流”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男方家庭进行高强度的经济积累以获得进入适婚男女匹配圈的资格，是男方去寻找合适结婚对象的底气。对女方家庭来说，则获得了一个向男方要彩礼的指导数额。

男方在开始择偶之前，无法知道会碰到怎样的女方家庭，是通情达理的，还是刁钻的，因此，最保险的做法是让家庭积累至少能够承担得起彩礼行情水平。虽然彩礼有弹性空间，但是彩礼行情仍然是男方的结构性压力。彩礼水平在近些年不断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部分普通女方家庭会根据本地家庭普遍收入、本地物价水平的变化，在既有行情的基础之上提高一些要求；大多数男方家庭则在给得起彩礼的情况下不会过多与女方讨价还价，对男方家庭来讲，如果家庭经济条件能够承担，就没有必要在这件事上与女方家庭闹得不愉快。作为少数的高彩礼就会在竞相模仿的过程中变成新的行情。

彩礼的弹性

彩礼的弹性即彩礼的具体数额有商量的余地，而且商量的余地可以很大。彩礼主要是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给女方的权利，是男方家庭赠予女方父母的礼物。彩礼在本地尚未成为女方的结构性压力，即不是向男方要的彩礼越多越有面子，不会用彩礼高低来衡量女性的价值。主流社会舆论和社会评价标准抑制女方向男方要求过高彩礼，当然这种约束也只是软约束，不能约束少数不讲理的人。同时社会舆论也不允许女方家庭将男方给的彩礼钱留下自用，如果娘家父母不把钱全部给女儿，或者不把绝大多数钱都给女儿，会被评价为卖女儿。因此绝大多数女方家长都会把彩礼钱全部当作嫁妆给女儿结婚时带走，女方家庭经济条件好的还会另外给嫁妆，以作为给女儿的经济保障，让女儿有底气不在婆家受气。

虽然本地对女方如何处置结婚时自己带走的彩礼钱有一些引导性规范，例如应该用在小家庭共同生活上，应用于一时无法从他处凑齐所需费用的家庭急事上等，但在理论上成为了嫁妆的彩礼是女方的私房钱，女方自己对这笔钱有完全的处置权。女方实际上如何处置彩礼，就取决于女方个人的价值观，更顾家还是更看重个人享受。因为彩礼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最终会成为给出嫁女的私房钱，所以女方父母有一定的动力帮女儿向未来的公婆要更多私房钱，同时这个动力也不会太强，即使是有儿子还未结婚的女方父母，也没有将自己为儿子结婚的经济压力转嫁到女儿身上的合法性。而且，择偶和婚姻的决定权已经转移到了子代，父代只有建议权，如果女儿执意要嫁，即使男方无法给出让女方家长满意的彩礼数额，女方家长一般也不能阻止年轻人的婚姻。因此年轻人之间的感情状态也是使彩礼可以有较大弹性空间的重要因素。

彩礼是关系性质的表达和建构关系的媒介

彩礼从男女双方订婚到结婚，再到婚后的家庭生活，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流动中。彩礼在男方家庭→女方家庭、女方父母→女儿、妻子→小家庭、媳妇→婆家之间的流动过程也是建构关系的过程。

绝大多数女方父母会把彩礼全部给女儿结婚时带走，或者全部花在女儿未来的小家庭上，例如用这些钱给女儿未来的小家庭买一辆车或者给新房子装修。少数家庭会留下少部分钱，女方父母从十几万彩礼钱中留下五六万元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男方都会对此表示理解，认为毕竟是人家养了20多年的女儿。如果女方家庭留多了，就会被评价为是卖女儿，既很不体面，也会影响女儿在婆家的处境，可能会被婆家冷眼相待。正是因为男方家庭预期女方会在结婚时将大多数彩礼带回小家庭，并且不会随意挥霍这笔钱，而是会把这笔钱用于小家庭的共同生活和发展，才愿意给，尽管不会很乐意。

当彩礼本属于女方父母，而女方父母把彩礼又全部给女儿作为对女儿的支持时，表达的是对女儿的感情，希望女儿婚后到婆家不受气，有经济自由。这种做法强化了出嫁的女儿对娘家的情感联系。社会规范又引导性地规定彩礼即使最终是女方的私房钱，女方也应该将这笔钱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果女方这么做了，可以推动小家庭关系的建设，家庭关系好了对女性来说也是一种保障，而彩礼就在女方的实践上成为了父代对子代小家庭的资助。如果女方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这笔钱攒着以防万一或者花在自己身上了，那么彩礼就在女方的实践上成为了女性自己的直接保障。

彩礼在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之间的流动，表现的是女性的所属关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的表现。女性在结婚之前属于父母，结婚之后几乎全部人身价值都属于男方家庭，应该对男方家庭承担责任，例如生育、劳动、家务和对丈夫、公婆等亲属有照顾义务等。这相当于女方父母养大的女儿要给男方家庭做贡献，却不能很好地回馈生养自己的娘家，所以男方在娶女方的时候就应该给女方父母以补偿。在这种秩序之下，女性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其流动和分配以男性为中心。

到现代，在代际平等、男女平等的情况下，女性是与父母、与男性平等的人，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人。女性即使结婚了，也同样可以承担对娘家父母的责任，且嫁入男方之后，因为父权弱化且父代能力增强，大概率不需要像过去那样承担太多对男方家庭的责任，反而是小家庭共同获得双方父代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没有必要再给彩礼。可能还存在的差别是孩子的归属问题和生育成本的性别差异。如果孩子随男方姓，似乎就是女方帮男方传宗接代了。在这方面，现代观念反对孩子属于男方家庭的传统观念，在代际平等和性别平等观念下，孩子是父母双方所生，孩子未来也有自己的人生，不属于父母任何一方，无所谓为哪一方传宗接代了，而是为整个社会增添了新生力量。

在生育成本方面，女性承担了生育的身体损耗和由此导致个人发展上的损失，也承担了更多风险，而生育孩子的家庭和社会贡献应该得到补偿或者说鼓励。这才真正构成了当前彩礼合法性的基础。如果否定女性生育的家庭和社会贡献，忽视女性因此而承担的风险和损失，将导致女性更不愿意生孩子，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彩礼（或者说对女性生育的补偿和鼓励）之所以仍然由男方家庭承担，则主要是因为前述女性归属和责任观念、孩子归属观念尚未从传统中转变过来的结果。根据新的观念，女性不属于哪个家庭，有独立人格，孩子也不完全属于哪个家庭而属于全社会和国家，那么生育成本应该由男女双方家庭和国家社会共同承担。

去性别化的法律秩序、性别平等的社会发展追求；少子化情况下，女孩，尤其是纯女户家庭中的女孩获得与男孩的无差别培养和支持；经济持续发展为女性提供足够多就业岗位，女性更可以相对于父母和男性实现经济独立等结构性变化，使女性拥有了更积极地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的主体性和底气。男方家庭对传统男性中心秩序的坚持，缺乏生育保障，才使更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有动力据此为自己争取更多保障，以防范未可知的风险。她们也更积极地在代际性别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上采取去性别化的实践，例如婚后仍然无差别地从娘家和婆家获得支持并无差别地对双方父母承担孝顺的责任，或者男方承担对男方父母的责任，女方承担对女方父母的责任。部分女性还会推动以女性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实践，在资源流动和责任承担上更加偏重娘家。

彩礼是陌生人婚姻的筛选标准

女方对彩礼的要求体现了其对男方的挑选权，在众多可选对象中挑选更好的人作为自己一生的伴侣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大多数女性不会将对彩礼的支付能力作为唯一的或者最重要的选择标准，彩礼的支付能力甚至不及彩礼的支付意愿重要。然而，在陌生人婚姻中彩礼的支付能力会成为女方最主要的判断依据，因为这是最显而易见的。陌生人婚姻，即到谈婚论嫁时男女双方也并不很熟悉且没有多少感情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女方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靠男方支付彩礼的能力来判断男方及其家庭是否可靠，即使无法判断内在，也至少要有外在物质上的保障。因此，在通过自由恋爱决定结婚的情况下，女方家庭，尤其是女性本人对彩礼的追求不会那么执着，彩礼的弹性空间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