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郴州文明山地理实体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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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书于景泰七年的《御制寰宇通志》，最早记录了郴州有文明山的史事。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视角审视，文明山地名之产生于明代郴州，与中央王朝的“儒化”“王化”进程密切关系。文明山地理实体名称的出现，既适应了表彰地方人文振兴的需要，又寄托了官民对未来科甲繁盛的期盼，同时更包含了传统文化智慧成果和中央王朝统治意志。明朝通过地理实体命名推广“文明”概念，推进传统文化复兴和盛世文明之治的做法，是一大历史进步，它不仅在中华文明演进史上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现实借鉴价值。

关键词：明代；郴州；文明山；地理实体。

郴州之有文明山，始见于景泰七年（1456）《御制寰宇通志》的记载：“文明山，在州城南，上有塔，又有亭，名第一江山。”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复述了这一史事，文字完全相同。其后出现在明、清郴州地志中以“文明”命名的实体地名越来越多，计有“文明山”“文明诸山”“文明山之支”“文明塔”“文明庵”“文明井”“文明乡”“文明一都”“文明二都”等，其中既有自然地理实体，也有人文社会组织。以往学界对此现象关注不够，缺乏对史料的深入挖掘，以至“文明山”得名于何时、为何以“文明”命名、“文明”语词是何含义、有何价值意义等问题均无从考查。通过搜索发现，目前仅有一篇文章断言郴州文明山命名于唐代，但因缺乏史料支撑，且与文明山的沿革变迁常识相悖，其中涉及诸多学术问题有待探讨。

郴州地处楚、粤、赣之交，南当五岭之冲，素有“三吴之屏障”“两粤之咽喉”之称。郴在周、秦为荒服，秦为长沙郡，汉为桂阳郡，其后为郡、为安抚司、为军、为路、为州，沿革不一，是远离中原王朝的“南蛮”边地，也是研究楚南、南岭乃至华南社会不可或缺的区域。既往学界对这些区域社会变迁与族群互动问题的研究，大多从人文角度出发，或通过人物、事件、制度，或通过宗教、文艺、传说等路径探讨阐发，本文则是以“山”作为切入口，围绕地理实体命名展开讨论。

“山”在郴州历史演进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这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了的。郴州之境，环以万山。“其地多崇山大泽”，环山而为州，州“以山水名”。韩愈有云：衡山之南，“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郴之为州，在岭之上······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过程中，一部郴州历史，就是一部儒学不断向湘南地区渗透和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是湘南地区不断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代元而起的大明王朝，大力推进湘南边区的“王化”和“儒化”过程，通过对郴州一座山的命名，推出了一个全新地名——“文明山”，凸显了“山”在中华文明演进史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将文明山命名置于明代历史场景中进行考察，其研究旨趣有三：其一，视文明山命名为文化现象，通过对儒学发展相关文化要素的梳理，论证了文明山地名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其二，视文明山命名为政府行为，通过深挖历史背后的人和事，折射出文明山地名背后的“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角逐过程；其三，文明山地名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通过对“文明”的语源涵义与取名因由理据的勾稽，揭示了文明山命名的历史意义。深挖地名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地名变迁来透视历史的盛衰演变过程，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对现实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文明山的历史演变

（一） 宋元品题诗中的南塔岭

文明山的前身，“俗名南塔岭”，位于郴州城南，在三川江之南。三川江绕州城而过，汇入柳江之中。南塔岭之名，最早见于宋人阮阅的品题诗中。按，阮阅，字闳休，一字美成，北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由朝散大夫知郴州。嘉庆《郴州总志》评价云：“军民称恺悌。尤工吟咏。有《郴景百咏》诗，时号为‘阮绝句’。”该志《艺文志》收录有阮阅诗作二十五首，其中《南塔岭诗》有云：“江岸南峰对石城，僧房高在乱云层。台前天阔秋多月，塔上风微夜有灯。”作者既以南塔岭名篇，表明宋代此山原本名为“南塔岭”。由于其山位于州城之南，其上建有古塔、佛寺，故以塔名山、名寺，于是便有了“南塔岭”与“南塔寺”的由来。

在阮阅之后，有元人金承务南塔岭品题诗四句，未署篇名。按，金承务，表字籍里不详，曾任元代郴州路同知。查《全元诗》，收有金承务诗五首。其中《南塔》七言律诗一首共八句：“孤城四望万山中，浓秀尤传文笔峰。千古黄金光布地，七层白塔影凌空。老僧自悟庭前柏，游子羞闻饭后钟。乘兴来游兴阑去，野芳香满马头风。”在金承务之后，《全元诗》共收王都中诗作二十七首，其中《登南塔》云：“自笑登临脚力微，也携藜杖叩山扉。禅僧入定浑无语，野鸟知还亦倦飞。一塔近天铃自语，千峰蘸水石空巍。何当快整东归棹，帆饱东风数过矶。”后世“吟咏者皆圭之”。按，王都中，字元俞，福建福宁州人，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王都中由通议大夫任郴州路总管，有《本斋诗集》三卷存世。透过金承务、王都中的品题诗可知，在元代，南塔岭上的古塔、古寺犹存。南塔是一座七层白塔，寺庙中有古苍劲柏，古韵犹存，梵钟悠扬，随风飘逝，故有“南塔钟声”之说传世。元代品题诗既以南塔名篇，表明南塔所在之山，在元代仍沿袭宋代旧称，名为“南塔岭”。

（二） 明代文明山得名的由来

景泰《御制寰宇通志》与天顺《大明一统志》在记述郴州“山川”条目时，将“文明山”置于首位，足见其重视程度。这也揭示出，“文明山”历史地名最先在明代出现，宋元时期的郴州“南塔岭”，已正式被“文明山”所取代。一百多年后，万历四年（1576）重修《郴州志》对文明山记述称：“南塔岭，在城南二里文明山之支。旧有南塔寺，为郴州八景之一，曰‘南塔夕照’。”以此观之，其时文明山已然成为“郴州八景”之一，“南塔夕照”已取代“南塔钟声”成为了景区新的形象标志，故后世称之曰：“万峰环绕，烟云变幻，八景所谓‘南塔夕照’者，此也。”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又有一个以“文明乡”冠名的基层乡治组织出现在万历《郴州志》舆图之中。该志显示，郴州桂阳县还有两个名叫“文明都”的乡里组织存在：“文明，在厢西，旧辖里二：曰文风、儒风······今改二都：曰文明一，文明二。”

通过上述地方志的梳理可见，以“文明”语词命名的郴州实体地名，不仅出现在明代早期，而且在明代后期也存在；不仅有自然地理实体，而且还有人文社会组织。鉴于以“文明”命名地理实体，事关教化得失、风俗善恶，与士习之污隆、儒风之显晦相攸关，显非个人意志所为，定当是一种官方行为所致。

明代制度规定，主管士风教化的官员为一方提学官，由按察司副使或佥事担任，属于风宪官的一员。按明代“风宪官以激浊扬清为职”“明制，内设御史院，外立按察司，以纠邦治，号曰‘风宪官’。其职不亲操政，主按政之得失而褒贬之，不莅民事，主察民之利害而兴厘之”。英宗即位，令提调学校风宪官，兼督民间栽种桑枣，庶人知务本。提学官作为风宪官的一员，专职文事，系一方之学，为一方之师。除了承担兴贤育士、培养人才，考验生儒，激劝学业，考选士子，以待国用等职能外，同时还兼砥砺儒气、丕变社风之重任，所以时人有所谓“世道之污隆，亦惟系于督学使君”“士习之污隆，儒风之显晦······惟督学宪臣为能轩而轾之”的说法。提学官既为一方学政、教化、儒风、旌表等职事的主官，因此有关命名地方实体诸事，正在其职责范围之内。按照惯例，“各地凡有孝行节义为乡里所推重者，据各地方申报风宪官核实奏报，即与旌表”。推测实体地名的命名程序，与旌表程序大致相同，一般由申报、查勘、批准和执行四个环节组成。由此可见，一方提学官在实体地名命名中必然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

无独有偶，来自四川泸州合江县文明山更名的案例，为提学官的这一职能提供了个案支撑。刊刻于嘉靖二十年（1541）的《四川总志》记录了这样一条信息：“文明山，合江治西五里，旧名丁山。提学王敕更今名。”按，丁山位于四川泸州合江县西，山峰高耸，形如“丁”字倒峙，因此得名“丁山”。弘治三年（1490）王敕出任四川按察司佥事后，将丁山更名为文明山。此事上距《御制寰宇通志》载录郴州“文明山”的时间为34年。以此类推，此前湖广郴州南塔岭更名为文明山一事，也应该照此程序，例当归提学使主持推行。

资料显示，自正统元年（1436）明朝开始设立提调学校官制度以来，截至天顺五年的25年间，出任湖广按察司佥事的提学官有三人：刘虬、韩阳、王度，其中韩阳与此事关联度最大。韩阳，字伯阳，浙江山阴人，永乐举人，正统九年（1444）由监察御史出任湖广提学佥事。《大明一统志》载：“正统中湖广提学佥事。公廉静正，善作士类。论诸生出入必巾服。时武昌刘生有学行，家贫被火，为营其居，助以薪米。居楚数年，文物丕变，士人怀之。”。正统《嘉鱼县志》收有正统十四年韩阳撰写的序。正统十四年（1449）四月湖广提学佥事韩阳被逮下狱。据此推知，文明山更名的时间，发生在韩阳出任湖广提学佥事的正统年间，应该是有可能的。

（三） 明代文明山的盛衰

明代前期，郴州地方为壮郡之景物观瞻，不仅对文明塔修葺一新，增添了“第一江山”亭配套景观；同时还为之注入了“塔笔”的寓意，使得文明山上的南塔，就像一支直插云端的笔锋，故南塔岭后世有“塔若文笔，是一郡毓秀之区”之誉。可是到了明代晚期，随着社会动荡加剧，文物逐渐废弃，文明山也就由盛转衰了。万历《郴州志》早就透露出文明山塔、亭景观“今废”的信息，由此可以推及其衰败脉络。明清易代之际，郴州“迭遭兵燹，弦诵几息”“兵燹之后，文教久弛”。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朝廷派湖南学宪“督学全楚，起衰振废”，郴州方才逐渐走上恢复发展的轨道。乾隆二年（1737），郴州知州胡星来任，当地诸绅士进言道：“有明以前，人文辈出，后以兵燹废，嗣起者非无英俊，而仕进落落，或因塔废而然耶”，其盛衰演变之迹昭然若揭，令人唏嘘。

二、文明山命名的历史背景

地名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地名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们为了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在彼此交往联系的过程中，出于对不同的地理实体进行识别的需要，便给不同地理实体赋以不同的代号，于是这就有了地理实体专有名称的产生。郴州文明山地名之产生于明代，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史视角审视，与中央王朝的“儒化”“王化”进程有密切关系。

（一） 文明山地名是儒学渗透传播的产物

自汉代儒学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体文化之后，中央王朝无不将儒家思想作为处理边疆问题的重要策略。从唐宋以来，儒家思想重新被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并发生了从“重治”到“重教”的转变，开始了用儒家道德控制社会秩序的努力。宋元时期，周敦颐、王都中均曾经以儒臣循吏在本区广施教化，在传播儒家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皆大有功德”，以至郴民“于今称之”。然而，由于湘南地区一直以来“迷惑溺没于佛老之学而不出”，受此习俗影响，及至明代，其民仍“惑溺于老佛而不为吾儒”，可见郴州儒学传播阻力甚大，任重而道远。

不过，时代环境大不一样了。明朝大力推行尊孔崇儒，复兴传统文化，已将“教化为本”定为治国方针。早在吴元年（1366）十月，朱元璋就明确告谕臣下：“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即位之初，即谕中书省臣曰：“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在确立起“教化为本”的治国方针后，朱元璋又诏命天下府州县皆立学校，初步建成了中央至地方完备的教育体系。正是在贯彻落实“教化为本”治国方针的过程中，郴州儒学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文教风貌为之一新，诚如明御史刘黼所云：“于是诸生肆习有所，饩廪有备，经学有师，行义有法，游息有地。弦诵之声盈于洪宫、渐被里巷，都鄙之间，士习端而文教一新矣。”以下仅罗列相关文化要素如次，以见郴州人文兴盛局面之一斑。

第一，学校振兴。郴州学宫建自宋代，元代重修。元明易代，郴州尽遭“兵毁”。明初以来，“干戈甫定，学无完宇”。洪武二年（1369），诏建学，知府王恪即故址创建郴州学宫。此之后至天顺之间的近百年间，历任知州无不以恢复经济、兴修学校为急务。如胡尚汶，洪武十四年（1381）知郴州，抚民有方，修学校，劝农桑，造祭器。王永隆，永乐甲午（1414）知郴州，为政公勤，尤加意学校，考课生徒，文艺高下，揭榜励之，由是科目日盛。吕棠，宣德中以户部员外郎知郴，政声丕著，称“楚中四贤守”之一，增修城隍庙前后廊庑，始为肖像奉祀。袁均哲，宣德乙卯（1435）任郴，有干才，修志乘，百废俱举，平易近人，民至今称之。州属各县学校也在知县的推动下，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如桂阳县学元末毁于兵，洪武初知县李原创建新城内，宣德间教谕凌乐捐买地，扩而广之。桂东县学，在县治城左。洪武初，知县胡视远建，正统间知县范忠修。其后，历任郴州地方官以兴学教养为急务，多所作为，使得一时间州县学宫、号舍、学田、书院、义学、乡学、社学等，均得到全面恢复发展，这就为郴州造士育才、鼓舞化导创造了条件。

第二，科举鼎盛。据地方志统计，郴州唐、宋、元、明各朝总计出了190个进士，其中唐8人，宋97人，元20人，明55人。在明前期从洪武乙丑（1385）至天顺丁丑（1457）的72年间，郴州高中进士22人，占明代郴州进士总数的40%。自唐至清，郴州高中举人凡548人，其中明代举人计291人，而洪武至天顺为163人，分别占比为29.7%与56%。明代前期郴州科举之盛，可与宋比肩。嘉庆《郴州总志》“论曰”：“自唐重科目以来，郴属应运而兴，代不乏人”。登状元者唐、宋、元郴州各有一人，“乡、会（试）联元者，宋有四人，明有三人，皆巍科也”。郴州在宋绍兴时，有一科三进士，咸淳有一科四进士。明永乐有一科二十四举人，永乐、景泰有诸科皆十余举人，亦云盛矣。至于一家继起者，唐、宋郴州有一门三代进士、一门九科甲的盛况，而明则有“朱英、曾䡵皆一门四进士，何孟春五代科甲······朱海皆兄弟同科进士”。

第三，人才辈出。在明代前期文教振兴、科举鼎盛的背景下，郴州人文辈出，人才蔚起，呈现出“文章功业，彪炳寰区”的盛况。当时郴州涌现出了以“邝、朱、何”家族为代表的“名臣高士”，事迹载入《明史》和《大明一统志》。其中邝野，永乐辛卯科进士，正统间历官至兵部尚书，操履端严，莅官勤慎，扈驾从征出关，没于土木之难，赠少保。朱英，正统乙丑与朱海同科高中进士。历官至两广总督，出镇十年，回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朱英子朱守孚，成化己丑科进士；朱海子朱守恕，成化己丑科进士，一时间赢得了“兄弟同科进士”“一门四进士”的赞誉。何孟春，弘治六年进士，系郴州“五代科甲”出身，世代官宦之家。曾祖何义坚，永乐丁酉科举人，后官四川合州同知；祖何俊，成化己丑科进士，官云南按察司佥事兼云贵提学；父何说，成化辛丑科进士，官刑部郎中。何孟春授兵部主事，正德初出为河南参政，寻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嘉靖初召为吏部侍郎，大礼议中上疏力争，偕百官伏阙号泣，上怒夺俸，后引疾归，博究经史，著作甚多。明尚书乔宇为何孟春“像赞”云：“年貌老当益壮，丹青为尔一新。君家能文能武，事业有子有孙。”嘉庆《郴州总志·人物志》针对明代郴州人才之盛赞颂道：“邝司徒（邝野）之忠烈，朱总宪（朱英）之勋业，何吏部（何孟春）之文章，彪炳史册，增光梓里，彰矣！”

第四，著述林立。明代郴州人文之盛，还体现在邦人著述之富，前所未有。“郴为山水窟，清淑所钟，人才辈出，达而立功，必有经济之书藏之内府；穷而立言，必有博雅之训藏之名山。”据不完全统计，仅列入《明史·艺文志》的州人著述即有：何孟春撰《易疑初筮告蒙约》十二卷、《孔子家语注》八卷、《名臣琬炎续建文备遗录》一卷、《军务集录》六卷、《闲日分义》一百卷、《文集》十八卷，范永銮撰《大明律》三十卷等。列入《明一统志》的，有李邦宪撰《五行日补》、曾佺撰《寻乐稿》等。收入清《四库全书目录》《四库全书存目》的，有袁子让撰《字学元元》十卷，何孟春撰《何文简奏议》十卷、《余冬叙录》六十五卷、《燕泉诗集》四卷等。在这些著述中，首推“何文简公（孟春）著作，每为名公巨卿所购求”，次如朱英的《认真子集》、邓庠的《东溪诗集》、喻国人的《喻春山文集》、陈元旦的《孝经章句》诸书，“亦时遇识者珍赏，其他名言佳章，莫不倾液漱润，美不胜收”，由此“亦何不可见此邦人文之盛也哉”。嘉庆《郴州总志》编者为此点评道：“总之，郴钟山川清淑之气，贤杰挺生，代多著述······类皆树帜艺林，揭轨文囿，足以争雄上国，大张南楚也。

第五，祠祀乡贤。明代“列制”规定，天下遍设名宦、乡贤二祠。明初以来，郴州百废待兴，地方有司无不将“兴学”作为施政要务，而名宦、乡贤二祠“独无”，以至“久兹有缺祀”。后在巡抚、巡按、督学与知州的主持推动下，郴州相继建起了一座座名宦、乡贤祠。入祀其中的，或是“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捍大患”的名宦者，或是具有较高“道德”的本州籍“先达显仕”。据不完全统计，仅入祀州、县一级乡贤祠的就有数十人之多。名宦、乡贤二祠的设立，是落实治政之道的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诏劝”，用以“激劝”人心，“有裨治化”。

第六，旌表牌坊。嘉庆《郴州总志》云：“坊，方也，言人所在之里也，后人师其意，于里中之贤哲达人，率坊而表之······郴在胜朝（指明朝）最多。”明代郴州表坊，类型繁多，既有儒林科甲、官声宦迹牌坊，也有旌表忠节孝义牌坊。其中最为著名的牌坊有：“累世名科坊”，在城关帝庙侧，为何义坚祖孙父子建；“双凤冲霄坊”，为邓尚选、刘尚友建。除此之外，在郴州还有“冬乡坊”，在城内正街，为明崔岩建；“进士坊”二：一在城内西偏，为崔岩建，一在南门外大街，为袁子让建；“武齐荣坊”，在“累世名科坊”前，为提学何俊、指挥佥事何孟铨建；“湖南第一坊”，在城外西街八角桥，为何义坚以下五世科甲建；“父子元魁坊”，在城外大街，为解元何说、亚元何孟春建；“尚书坊”二：隆庆二年为何孟春建，一在城中何公祠前，一在永宁乡享堂前，石坊；“上寿荣封坊”，在南门外大街，为明诰封袁子让父母建；“丹凤啣恩坊”，在州北二十里，为诰封袁子训父母建。此外建在郴州属县永兴、宜章、兴宁、桂阳、桂东的坊表，还有数十座之多。遍布城乡的旌表牌坊，是地方有司推行社会教化成效的反映，同时也是地方经济实力与文化、艺术水平的集中体现。

郴州人文之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儒学传播渗透的结果，它是由诸多文化要素有机融合而成的，上述学校、科举、人才、著述、乡贤祠、旌表牌坊要素均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能反映时代巨变的地名变更，自不能缺位而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当南塔岭以“南塔夕照”取代“南塔钟声”的景观形象标志时，即已露出了更改旧名的端倪。因为“南塔钟声”是以梵钟远播为依托，浸透的是浓厚的宗教气息；而“南塔夕照”则是以“日西塔影，正坠其上，如笔架之状”为依据，蕴含着象征儒学兴盛的“文笔辉映”寓意。郴州人文之盛，激励起人们为推动地方人文振兴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这就为新地名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南塔岭上原本就有“塔若文笔”的寓意，正好适应了表彰当世文风鼎盛、引领地方文化发展的需要。相形之下，“南塔岭”的“俗名”显然已与整个人文生态极不相宜，注定会被时代所淘汰，而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高雅纯正的新地名呼之欲出。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官方和民间才有可能萌生出一种“托物铭志”的愿望。于是，人们基于对科甲繁盛的寄托期盼，对于官方推出的彰显王朝盛世之治、向往“文明”之象的新地名，也就采取了欣然认同、乐于接受的态度。

（二） 文明山命名是“王化”渐进湘南的体现

郴居楚南，“苗瑶杂处居，自古为患······地处万山之中，溪岩险绝······昔皆负隅险阻，时多梗化”。历代中央王朝在充分整合前代“治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贯坚持推行“因俗为治”的方针。宋孝宗乾道年间，有“峒贼李金、洞民骆科”陷郴州，焚桂阳，军将弃城遁，寻平之。元朝坚持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在郴州推行“恩威”结合的治理方针。仁宗皇庆年间，王都中任郴州路总管，根据洞蛮夷情，“煦之以恩，摄之以威”，一方面针对其民好斗，经常“依阻山林，乘时陆梁”的特点，采取“芟薙其草树，使无所蔽障出没”的措施，以杜绝隐患；另一方面，大力提倡儒学，“乃大治学舍，作笾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属，使民识先王礼乐之器，延宿儒教学其中，以义理开晓之”。这些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民“乃皆悦服”“俗习为之丕变”。

然而到了明初，界连两广、接壤边隅的郴州，一时间却成为了社会动乱的策源地。正如时人所云：“其地密迩诸峒，苗瑶不时而发，流徒啸聚而作乱阶。”据地方志记载，仅在洪武年间就有“州寨长罗福作乱”“杜回子冒阿孙作乱”“匹袍侗钟均道作乱”“苗贼谭应贞作乱”，永乐年间有广东“流贼”钟千户等“寇”桂阳县，正统年间有“苗贼谭应贞、杜回子余党肆劫宜章”，天顺年间有“广西苗贼剽劫直至桂阳县”等事件。加之成化以来，郴州爆发“大疫”，“死尸遍野”“死者无算”。及至弘治、正德年间，更有“流寇”“傜贼”多次攻破郴州、桂阳之境，以至“险阻啸聚，无赖者从而和之，动辄难制，则兵疲数郡，祸结几载”。终明之世，湘南边区动乱不止，明王朝国家治理能力面临巨大考验。

早在洪武七年（1374）四月“永道、桂阳诸州蛮寇窃发”之时，朱元璋派兵前往征讨时，即在一通诏谕中概述了应对之道：“蛮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讨之。军旅之事，以仁为本，以威为用······所谓仁者非姑息，威者非杀伐。仁以抚众，威以振旅，则鲜有不克。”这一威仁相济的方针为后世所继承，直到万历年间，湖南按察副使整饬郴桂兵备程秀民还在一通疏议中，将朝廷为应对郴州“苗瑶杂处，性习异常，以斗杀为生，以劫掠为利”的“戎情夷态”所采取的方针，概括为“大兵剿抚”与“圣世之化”相结合的“羁縻抚绥”。

关于“仁以抚众”与“圣世之化”，就是通过国家权力推广儒学教化来怀柔民众，以达到抚绥之目的。有关儒学教化内容，上文已述及，兹不赘。“蛮寇窃发”时，湖广官员大力推广儒学教化。弘治年间，郴州境内“苗寇窃发，桂阳、兴宁俱被攻，势窃逼永兴”。在此紧急关头，湖广巡抚一面修筑城池、调兵进行征剿，另一面又紧急派遣湖广按察使佥宪吴淑到郴州巡视。吴淑抵达郴州后，即先拜谒文庙，“既广学宫，复周濂溪书院”，又是倡兴“社祭之典”，又是修名宦、乡贤二祠。吴淑于“蛮寇窃发”时，配合征剿，大力提倡儒学，将儒学辅佐治政、有裨治道的精髓演绎到了极致。

关于“威以振旅”，就是对“寇乱”绝不姑息，除了及时派兵平乱之外，还要部署军力，戍守关隘，实施武力威慑，以杜绝乱源。与昔日元朝为防止洞蛮利用山林劫掠，采取芟薙草树，去其蔽障的做法不同，明朝则是在郴州部署重兵，设险守边。明朝的这一做法，与明朝最初在此区用兵不力的历史教训有关。众所周知，郴州地当五岭之交，峰峦陡绝，易守难攻，素以关隘险阻著称。湘南苗瑶峒旦等土著族群发挥地利优势，“栅居山颠”，据险与明军相抗。明军奉命征讨者，最初“不敢捣穴，遂蔓延莫支”，以成大患。其后，明廷改变策略，围绕“山险”布防，在会兵夹击、平定乱事后，有针对性作出了设险守边的军事布局。

洪武二年（1369）郴州发生寨长罗福“祸乱”，明政府“调茶陵卫讨平之，立守御千户所”，筑郴州城池。洪武二十七年（1394）杜回子作乱，命总兵大将军统兵剿平，并筑黄沙堡城，调官军七百来戍，筑栗源堡城调官军八百来戍。“洪武间，匹峒蛮钟均道劫掠于郴州，千户所调百户王海剿之。邑民罗才举等奏置三堡，官军戍守”。洪武末桂阳钟均道作乱，诏以汉达官军千人往戍，遂留七百员名而设“守御广安千户所”。终明之世，中央王朝在郴州境内共设有隶属于茶陵卫的两个千户所：一为“守御郴州千户所”，在州治西，洪武元年改元之新野翼万户府建；另一为郴州“守御广安千户所”，在桂阳县东一十里，洪武中建。在千户所下，明朝在郴州共设“堡十、哨二、营三”，另外还设有十二个巡检司，使得郴州边关险隘尽在明军的掌控之下。

有论者研究指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在“诸蛮社会华夏化”的历史进程中，“多样性极端突出的诸蛮族群都经历了在‘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艰难选择，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土著族群被吸纳进华夏政权的政治秩序之中”。明初以来，中央王朝针对湘南边地乱事频发，派兵设险守边、筑堡对峙，与南岭的苗瑶“诸蛮”进行了长期斗争，凸显了“山”在“王化”中的重要地位，将“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角逐过程展露无遗，堪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突出案例。

文明山地名产生之时，正值地方不靖，社会亟待稳定之际。社会急需一个能够弥合官民冲突对立的“润滑剂”，以便协调国家与地方、官与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恰逢此时，中央王朝围绕一座“山”的命名大做文章，在动乱集中发生地郴州，推出了一个以“雅”代“俗”的、名为“文明山”的新地名。从施政角度审视，一个官民都能接受、且蕴含有吉祥寓意的地理实体专有名称的出现，正好可以起到助宣“圣世之化”的历史作用，并达成“激劝”人心的目的，由此不难看出，地名在明代治理边区、推进“王化”的过程中，确实可以发挥辅佐治政的实用功能。

三、文明山地名的命名语源理据

地名由“俗”趋“雅”，是地名演变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也是地名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历史上地理实体的命名、改名，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需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其进行诠释。取代南塔岭俗名的文明山，既以“文明”语词作为地名代号，自有特定的地名语源涵义与取名的因由理据，这里尝试作一解读。

（一） 文明山地名的语源涵义

众所周知，“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易经》之中。《易传·乾·文言》有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是说巨龙出现在田间，天下文采灿烂，万物初焕光彩。在这里，“文明”一词是用以描写与传统农耕文化息息相关的日照光明的自然现象。其后，儒、道两家学者在研究、注释《易经》的过程中，不断将一些具有人文色彩的内涵注入其中，从而使“文明”一词逐步由描写自然现象转变到描写人文现象。如南朝宋鲍照在《河清颂》有云：“泰阶既平，洪水既清，大人在上，区宇文明。”唐代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这里的“文明”，就明显含有文章光鲜、文采华美之义。其后，宋代先儒在注释《周易》时，开始将德治与教化的内涵注入其中。如程颐《伊川易传》有云：“（昔者）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顺以事纣”，虽蒙犯大难而足以远祸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他据此倡导“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顺也”。元代郴州儒学教授左元龙，在总结宋代传统文化兴盛的历史经验时，提出了“文明启运”的概念，指出：“迨五星聚奎，文明启运，濂洛诸儒，复浚其源，宋三百余年······皆所以明教化、正人心，扶植纲常之道，于千万世而不坠，岂非诸儒之功与！”在这里，“文明”一词明显含有明教化、正人心、扶纲常的意蕴，而“文明启运”指的则是道学复兴之机或文化昌盛局面的开启。

明代上承历代先哲《周易》智慧成果的余绪，进一步将“文明”语词引入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对明代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刘基（1311—1375）弃官归隐青田时，创作了《郁离子》一书，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阐发了治理国家的理想设计。有学者研究指出，《郁离子》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国家管理的内容，其中涉及有各级管理机构的组成，以及各级组成人员的选用、职责任务、工作作风、贪廉操守、能力要求、威望高低、待遇状况、对民态度等。

刘基不仅在论述国家管理方面下了很大力气，而且还通过书名表达了对“文明”含义的诠释，以及对“盛世文明之治”理想的追求与设计。对此，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洪武十九年（1386）撰写的“序”云：“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吴从善也认为：“近世以来未有如《郁离子》之善者也。夫郁郁，文也；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徐、吴二人自称刘基门生，与刘基本人最为接近，序文撰写时间，上据刘基去世不过十余年。他们将“离”解释为“明”，将“郁”解释为“文”，“文”和“明”相加，便是“文明”；又称帝王、宰执若能采其言、施于政，就可以达到盛世文明之治。由于序文所述与明初政治生态高度契合，因此其所带有的服务当前政治的意图明显可见。根据事近易核的原则，这种对于《郁离子》书名取意的解释原本是可以相信的，但却被当今学者视为“过于勉强”，究其原因，盖因缺乏具体实例佐证支撑之故也。如今随着郴州文明山命名的考证，“勉强”之说或可因此释然。

（二） 文明山取名的因由理据

深挖史料表明，郴州文明山命名的“文明”语源，不是来自别的出处，正是来自《周易》“离”卦。文明山的得名，正与《郁离子》其所发挥的“郁离者，文明之谓也”涵义相近，二者彼此辉映，如出一辙。乾隆郴州知州胡星撰写的碑文，提供了有力的文物证据。

胡星，山东高密人，“进士，乾隆二年任。捐廉竣南塔”。胡星就任知州之前，盛及一时的郴州文明山，因遭受明代晚期社会变乱和明清易代兵燹的影响，景物年久失修，塔、亭“久废”。为改变人文不振的局面，他采纳诸绅士的建议，将因遭兵燹废弃的南塔重建工程提上日程。其后经过官民五年（1737—1742）的共同努力，终于在昔日旧址上，营建起一座崭新的七级白塔，即今郴州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塔”的前身。乾隆八年（1743）白塔落成之时，胡星写了一篇题为《重修郴州南塔记》的碑文。碑文在陈述重修南塔的缘起、经过的同时，追溯了当初文明山取名的由来与依据：

我郴城南，文明山万峰环绕，烟云变幻，八景所谓“南塔夕照”者，此也。塔若文笔，是一郡毓秀之区。有明以前，人文辈出，后以兵燹废······倘守兹土者，以一塔之微，而不为修举，独非守土之责乎！况山名文明，居南之离。“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兹山巍然而起，前人建塔缀景，为一邦之观瞻，岂无意耶！

经查，碑文所引述的这段文字，抄自《周易上经·离》，原文是：“《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吉也。”可今译为：“《彖辞》曰：离有附着、附丽的意思，日月附丽于天空之中，百谷和草木附丽于土地之上，上下都是离的光明，以重离的光明，附丽于正道，才可以化成天下，柔顺附丽中正，所以能亨通，因此养牝牛，可以有吉利的象征。”另从卦形结构看，《周易》“离”卦附着于上下阳爻之间，刚柔相依，卦象明丽。此爻精髓在于“相依共存”，其意是与人相辅，柔顺中正，前途吉祥。

碑文所谓“山名文明，居南之离”，指的是郴州地理位置，因其位于楚南，居正南方，为火位，故与《周易·上经》“离”卦之象完全符合。由于“离”象征太阳，具有“文明之象”。因此，将郴州的地理位置与《周易》离卦相联系，用“文明”来命名地理实体，本身就含有刚柔相依，适中方正之义，故能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盛，可获光明美好的前途。碑文所谓“前人建塔缀景，为一邦之观瞻，岂无意耶！”正是指明朝在以《周易·彖辞》“文明”为依据，将此山命名为文明山。明代更改文明山地名，“建塔缀景”，除了可以壮“一邦之观瞻”外，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为了提倡人文教化，寄托对“盛世文明之治”的期盼。

明代更名文明山的做法，不仅有益当世，而且也为清代郴州地方之治提供了历史借鉴。胡星在碑文中不无自信地宣称，他之所以重建南塔，不仅是作为守土一方的官员的职责所系，更是为了顺从民意，通过此举来“培植增华”，“以补植国基而培养士气”，以使“我郴州子弟由此展其夙负于以绍文明之盛，鼓吹休明，辉煌洪序，山川莫不效灵矣”。由此可见，从《郁离子》对“盛世文明之治”的设计追求，到文明山命名中以《周易》“离”卦对于“文明之象”的附丽，再到清代郴州官员欲以此展现“以绍文明之盛”的抱负，这一系列举措，已使“文明山”地理实体的命名，成为治国理政活动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结语

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后，秉承北伐时发布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宣言，在国内大力推行尊孔崇儒、倡导理学、制礼作乐、立法定律，兴办学校、推行科举，普施教化、移风易俗等系列举措，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史视角审视，出现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郴州文明山命名，一方面是儒学渗透传播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王化”渐进湘南的体现。在文明山改名背后，不仅折射儒家教化在湘南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推进和渗透过程，同时也将“依阻山险”在“王化”过程中的地位与特征展露无遗。

文明山地理实体的出现，既适应了地方官民表彰人文振兴的需要，又寄托了对未来科甲繁盛的期盼，同时更包含了传统文化智慧成果和中央王朝统治意志。郴州文明山实体地名命名，开创了将“文明”语词纳入治国理政活动实践的先例。自《周易》首先以“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见诸文献典籍记载以来，“文明”一词的应用范围经历了由描写自然现象到描写人文现象的转变，经历了由书斋式的研究、注释到进入治国理政活动实践的转变。对明代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刘基，在其《郁离子》一书中，依据《周易》对“文明”一词做出了“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的诠释，又称帝王、宰执若能采其言、施于政，就可以达到盛世文明之治。这样的施政设计意图，不可能不投射到湘南边区的社会治理之中。“文明山”地名在取法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融汇了治道教化寓意，巧妙地利用了民众对传统儒学与《周易》经典的尊崇与迷信，将“离”卦蕴含的附丽、光明的吉祥寓意，与盛世文明之治的美好寄托融汇在一起。以此作为地理实体的命名，易于为民众所理解接受，故能在当时起到凝聚官民共识、引领文明教化的影响作用。

郴州文明山地理实体命名现象出现后，引起了连锁反应，辐射效应逐渐显现。其后，“文明”之象的概念穿越时空，在不同领域得到推广、普及与运用。第一，“文明”一词不仅出现在明代前期地理实体的冠名上，到了明代后期，它还运用于郴州乡里组织的命名上，如万历《郴州志》关于“文明一都、二都”的记载就是明证。第二，“文明山”命名跨越地域，出现在远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弘治年间，四川学使王敕以《周易》“丁火，文明之象”为由，改泸州合江县丁山为文明山，郴州文明山案例已然成为异地效法的对象。第三，“文明”一词在清代郴州得到广泛运用，不仅有以“文明”名“塔”、名“庵”、名“井”者，更有用以表达人文程度高下者。如始建于洪武年间，重修于正统、嘉靖、隆庆之世，继毁于清初的桂东县学，在康熙年间鼎新重建，康熙五十三年（1714）知县伊予先，“以旧学未显文明，移建于城中县治之左”。在这里“文明”一词，已然成为代表城市形象、象征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符号。

明代以“文明”命名郴州地理实体的实践案例，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周易》所记载的“文明之象”意涵，再现了《郁离子》所设计的“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的应用场景，客观上起到了通过地理实体命名来推广“文明”概念，推进传统文化复兴和盛世文明之治的作用。在中华古文明演进史上，这一做法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现实借鉴价值。

作者：陈世松

文章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第5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宋宇航

校对：郑雨晴

审订：杨 琪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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