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放性的文化特色及用人体制

唐初政治、军事强盛,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实行一种开放的政策。唐初的开明君主李世民重视文化交流,为唐代 289 年的统治定下了一个开放的基调。唐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 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之所以具有开放性也是因为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认为万类不分,一切皆空,主张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这种普世观念影响了唐文化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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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在用人、纳谏和民本意识方面,

达到了古代统治者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任用贤才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不论亲疏;其二,不拘一格;其三,用人不疑;其四,用其所长;其五,赏罚得当。此外,唐太宗还认识到,君主个人的本事是有限的,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虚心纳谏。魏征是犯颜敢谏的代表。

唐代在中央行政管理方面推行“三省六部”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正常的职责分别是下达命令、评议审查和贯彻执行;六部指尚书省下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属于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

唐代的官员管理特别是其中的官员考核制度很有特色,形成了一套包括考核对象、考核标准、考核方式和组织管理措施的较为完善的体系。关于考试的内容,分为“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简单地说就是:德、慎、公、勤四个字,这四善是对于所有流内官均适用的一套标准,大多偏重官员德行品性。二十七最,这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不同要求,偏重对其在职才能的考查,这里的“最”是各个职位的任职资格。这类标准恰当、明白,具有可操作性。以此类推。每年一次的这种考核,显然,对于广大官吏是既有鼓励,又有监督。

此外,唐代在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了,它对于广泛吸收社会精英、扩大统治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该制度对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现代的公务员制度,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宋朝——高度专权与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流派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管理的“定型”时期。宋代鉴于唐末皇权衰微、天下分崩离析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形成了皇帝高度专权、中央严密控制地方的政治管理体制。首先,牢牢控制兵权(“杯酒释兵权”);其次,削夺地方权力(财权、司法权和官吏任免权);最后,限制官员的权柄。“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统归皇帝一人,皇权走向极端。

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机构庞大,职官重叠,效率降低;兵权过分集中,导致将兵分离,指挥失当,战斗力削弱; 财权过分集中,导致竭泽而渔,加上朝廷大量养兵、养官,财政入不敷出。为此,北宋中期兴起改革浪潮,其中“庆历新政” 和“熙宁新法”最著名。

“庆历新政”的主持者是范仲淹,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整顿吏治。具体措施有:

● 明黜陟(限制按年资升迁的制度);

● 抑侥幸(限制贵族子弟做官的特权);

● 精贡举(注重对实际能力、学问品行的考查);

● 择长官(慎重选择地方官);

● 均公田(以厚禄养廉);

● 厚农桑(搞好农业生产);

● 修武备(实行府兵制,增强军队实力节省养兵费用);

● 推恩信(信赏必罚);

● 重命令(厉行法治避免朝令夕改);

● 减徭役(减免农民劳役)。

“熙宁新法”的主持者是王安石,其重点在整顿财政。新法的内容有:

● 均输法(统筹购买物资,降低运输费用,平抑商品供求, 打击囤积居奇);

● 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给农民钱谷抑制土地兼并);

● 农田水利法(提倡庶民百姓可以向政府建议浚河筑堤,鼓励富人兴修水利,政府可以为工程提供贷款,按成绩奖励。豪强不得任意垄断水利);

● 免役法(当役者可以缴纳役钱免役。差役一律由官府出钱进行招募)

● 市易法(防止垄断)。

● 方田均税法(按照地势和土质的肥瘠分为 5 等,依地之等级和各县原来租税数额分派定税。至次年 3 月丈量完毕, 公布于民。均税,是对清丈完毕的土地重新定税,目的是抑制土地兼并)。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认为:但凡有作为的君主,必须具有“仁”“明”“武”三种品格,即道德、智慧和才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仁”,是指实行仁政,开展教化,养育百姓, 化育万物;“明”,是指明白治国之道,了解国家的安危形势,识别人才,辨别是非;“武”,是指自有主见, 敢于决断,不为奸佞所迷惑。关于“治国之要”,司马光提出“官人、信赏、必罚”的观点,其核心就是解决皇帝用人、用什么人和怎样用人的问题。

程朱理学作为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是指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的命题,理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同时也是理想的社会规范和政治模式。

本文节选自段俊平先生国学管理经典著作《从卓越到中庸——中国化的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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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俊平:著名国学专家、著名书法家、知名管理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民建中央文化委委员;受聘于海内外多所大学,担任国学、书法及管理学教授。北京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东城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诗词学会副会长、京麓书院院长、爱维龙媒管理咨询集团首席专家及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