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席的晚年生活中，张玉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张玉凤1962年开始在主席的专列上担任服务员，1970年开始成为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1974年开始一直到主席去世，一直担任主席的机要秘书。
在那个几乎人人都视主席为神明的年代，张玉凤是为数不多，敢于在主席面前坚持自己意见的人。
她甚至曾经因为自己的脾气，和晚年的主席发生一些冲突，导致主席一气之下把她从自己的身边“驱逐”了出去。
但是张玉凤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丝毫不肯低头，反而是主席事后主动派人找回了她，并且对她说：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你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主席晚年身体多有不便，很多时候他一些动作和意思，只有张玉凤能够准确的猜出来，所以在主席人生最后的几年里，对张玉凤十分倚重。
只不过张玉凤原则性很强，她虽然很受主席倚重，但始终坚守自己机要秘书的本份，只对主席的话语进行转述和记录，从来不会主动影响主席的判断，不随便为任何人向上“进言”。
也许正是张玉凤这种过硬的职业操守和原则，让主席对她始终都非常信任，从来没有怀疑过她。
1976年主席过世之后，张玉凤也从大家的眼前消失，但她始终坚持原则，对关于主席的事情守口如瓶，从来不肯乱说。
不过进入新世纪后，张玉凤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些她个人的回忆录和档案资料，为我们了解主席的晚年生活，了解一些历史真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257号三叉戟专机企图外逃，却在蒙古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
很多人都说主席早在1966年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就已经察觉到了林的野心，并且指出林是个“阴谋家”。
甚至还有人说，主席之所以让林在运动中得势，是因为要给林暴露自己野心的“一个过程”。
然而根据张玉凤的回忆，事情却并不是这样的。
林的背叛，对当时已年近80岁的主席，精神打击还是很大的。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席血压居高不下，不但经常失眠，睡眠质量还非常的差，常常会在梦里惊醒，有时还会说一些“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之类的梦话。
可见虽然林有谋害主席的行动，但主席对他却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试想一个78岁的老人，遭到相识几十年的战友的背叛，又怎么能不感到心痛？
那个时期的主席非常敏感，曾经几次问周总理，他的身边是不是还存在“亲密战友式”的人。
虽然周恩来每次都是诚恳的告诉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主席，紧跟主席干革命！”
主席却并不相信，他几次说林的罪行败露之前，同样没有人发现异常，而且他还曾颇为尖锐的问周恩来：“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说完不等周恩来回答，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只不过笑完之后，主席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当中，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1972年国庆节前夕，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30名老帅和老将军们的宴会上。那时候因为刚刚发生的事件，主席对老帅和老将军们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心理，已经定下了老帅和老将军们只能挂职，不能带兵的规矩。
在宴席刚开始的时候，主席作的开场白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主席的话说完之后，有人拿出1966年主席写给妻子的信，说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早在那时候就察觉到了林的野心，是一个阴谋家，之所以留着他，就是让他有个暴露自己野心的过程。
当时在场老帅和老将军们，都是历经沧桑的人物，也基本都察觉到了自身的处境，所以一些人只好跟着附和。
但是主席自己却当场摇了摇手，笑着说：“我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当时主席还曾问同在现场的周恩来信不信这封信，但是周恩来沉吟未答的时候，主席自己就笑着说：“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主席的这些话，本来是有记录的，可是后来有人以这些话可能会被帝、反、修利用，作为反对主席的素材为由，让张玉凤删除了。
同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时，宴请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一起吃晚餐。这天主席又谈到了1966年他写给妻子的那封信，并且明确指出康生和张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而且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当成文件下发，搞得尽人皆知。主席本人是“很违心接受的”。
根据张玉凤的回忆，她也是后来才知道，那封所谓毛主席的信，是康生提出的想法，张春桥和江青两个人联手写出来的。
实际上九一三事件对主席的震动还是很大的，不但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里吃不好睡不好，几次撕文件、摔东西发脾气，甚至还让他对老帅和老将军们起了疑心，点了几位老帅和老将军的名。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1972年，正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曾经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
当时周恩来总理身体健康情况已经不佳，但那时候内政外交方面专业人才稀缺，又让他丝毫不敢大意。
出于对国家前途的考虑，周恩来一直对熟悉工作又有能力的邓小平非常关注，在接到这封信之后就很快送到了主席的手里。
主席看到这封信后，做了这样的批示：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主席这个批示之后，知道邓小平有了复出的希望，于是他立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主席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在主席做出批示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同时，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安排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然而主席当时对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还是有些迟疑不决的。
因为当时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支持邓小平复出。
但是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等人对邓小平的复出，是持强烈反对意见的。
而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表示此事该由“主席定论”。
所以虽然周恩来在1972年8月份，就已经在为邓小平复出努力，但主席却迟迟没有做出决定。
一直到1973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病重，再次催促主席，让邓小平复出主持一些工作。
但这个时候江青等人仍然态度激烈的反对，他们想让张春桥接替周恩来主持工作。
然而主席对当时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他们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江青）也不会真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73月2月份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开始第二次的复出。
1974年联合国总部准备在4月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决定派遣代表参加此次会议。
由于这次会议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第一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特别会议，所以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此都万分重视。
当时周恩来总理由于自己病重，无法承受这种漂洋过海的远行，所以力荐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 出席这次联大会议。
周恩来总理心里十分清楚，外交无小事，当时很多东西在国内还好，一旦拿到国际上搞不好就会闹成笑柄。因此出于对邓小平的了解，他十分坚决地提请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参会。
有些人当时仍视邓小平为“眼中钉”，态度十分蛮横地反对由他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甚至“勒令”周总理和外交部撤回提请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参会的报告。
主席在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就托人转告总理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正在与人僵持的周总理听到主席这话之后，立刻表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并且马上把马上把毛主席的向政治局其他成员转述。
而政治局其他成员也纷纷表示，同意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见；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参加联大第六届会议。
只有一个人蛮横而又顽固的表示反对。
事后毛主席得知了这件事，在3月27日给她写信说：“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同时毛主席还对她的同党进行了“敲打”，托人转告他们：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
毛主席当时身体虽然已经多有不便，思维还是非常清楚的。
他心里明白搞外交和搞运动不同，需要很大程度的经验积累和声望水平。
邓小平不但有国外留学和斗争的经历，还曾经在60年代率领代表团与苏联谈判，在外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当时的很多人出国的次数都有限，对国外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除了邓小平，确实没有更好的人选率领代表团参加联大会议。
而邓小平也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任，正是在这次联大会议上，邓小平把毛主席最早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用精辟明快的语言正式向国际社会作了阐述，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理解了毛主席这一论述。
预见未来
1976年1月8日，备受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很多老帅和老将军写信给主席，希望他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
但是根据张玉凤的回忆，当时毛主席已经身患重病，确实走不动路了，只是在参与周恩来总理追悼会的人员名单上画了一个圈。
虽然主席确实没有参加总理的追悼会，但是周总理的去世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
当时宋庆龄曾经给主席写信，希望他能参加追悼会，以此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
而病重的主席在让人代笔给宋庆龄的回信中说，运动已经搞了十年了，问题还是丛生，还悲观地说“自己也快走了”！
那段时间毛主席情绪不稳定，心情也十分低落，时常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对自己的晚景感到凄凉。
他曾经多次把张玉凤和毛远新叫到身边，对他们说：“小毛（毛远新）、小张（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这边。你们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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