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在书房▲
为米歇尔·福柯立传并非易事。有人曾说：“作家的传记，是传记作者和已逝的传记主人公共同合作的结果。”但福柯显然不是这种乐于协作之人，他的态度更像尼采，对人物传记充满不屑。《福柯传》的作者戴维·梅西坦言：
“如果还活着，福柯绝对会拒绝任何传记作家的好意，死后也会挣扎着逃离他们。”
1926年10月15日，米歇尔·福柯生于法国普瓦捷的乡村家庭，父亲保罗是个内科医生。福柯的原名是保罗-米歇尔·福柯，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这与他和他父亲的紧张关系有关。
二战后，福柯进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人通向学术生涯的最具盛名的门户。福柯在这里深受德国哲学影响，也因为私人生活的不顺心，开始对心理学产生浓厚兴趣。
此后，福柯曾在瑞典的大学任教，还兼顾法国外交部的文化交流活动。1958年，他回到法国，在外交部从事文化交流工作。1960年，他受聘法国克莱蒙费朗大学的教职，1966年的《词与物》更是引起巨大反响。
《福柯传》中写道：
“福柯在法国体制内第一个真正的学术职位是在克莱蒙费朗大学。这个教职是他学术生涯的根基，赋予他进入教育机构的可能性。与任何教育系统一样，一个人若想获取权力便要参与到多个领域中，该体系的集中化意味着一个人要在不同的等级之间移动。接下来的几年里，福柯适时地成为巴黎高师竞考和国家行政学院的评委。在更低的层次上，他则是里尔毕业会考的评委。尽管福柯进入大学体系相对较晚——1961年他已经35岁了——但他已建立起了强大的体制内关系网。从此以后，他的权力将在大学内部扎根。福柯不像巴塔耶，后者的职业是图书管理员而非大学教师。他也不像萨特，福柯基本上是体制的产物，他永远不会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1970年12月，福柯走上“法国学术圣殿”——法兰西学院的讲坛，正式就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也步入了学术地位的巅峰。与此同时，福柯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他将这些社会活动与自己的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并最终写出了《规训与惩罚》。
福柯去世后，律师乔治·基耶日曼曾在《世界报》上撰文称，法国不仅失去了一位哲学家，还损失了一位街头斗士。《福柯传》中写道：
“虽然在福柯的作品中，他不总是以政治活动家和战士的身影出现，但在某些场合，这两重身份时不时闪现出来。……他的政治活动形式多样——从20 世纪70 年代初建立监狱信息小组到组织支持不同政见者和船民，从短暂参与堕胎合法化的运动到声援法国移民工人的行动。巴黎媒体对这些政治活动常报以责备的语气，认为所有这些活动缺乏连贯的政治主张，有时也以取笑‘福柯的突发奇想’为乐。他的政治活动并不是理论的实践，要在这些政治活动背后找到始终如一的态度并非易事。有人指责福柯前后不一，说他的行动只是一时兴起。”
福柯的最后一部著作《性经验史》的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于1976年出版，致力于探究性观念在历史中的变迁和发展。可惜的是，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年仅58岁。直至2018年，也就是福柯去世34年后，《性经验史》的第四卷《肉欲的忏悔》才正式出版。
福柯的人生并不局限于学术，他不但是学者，也是社会活动家，他是法国人的宠儿，也是最著名的同性恋者，他生活在聚光灯前，但也会恪守自己的私生活准则。他在很大程度上“浓缩”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是真正的时代见证者。
米歇尔·福柯和自己的猫▲
戴维·梅西在《福柯传》中这样描述福柯对法国知识界的影响：
本来对福柯持批判态度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一次出人意料的慷慨致敬中写道：“在我们这一代对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对时代思潮的影响最为深远。” 学生时代的福柯目睹并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同时，福柯也是发掘或重新发掘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那代人中的一员。他的老师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莫里斯·梅洛-庞蒂。20世纪60年代， 福柯被普遍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之一，其他成员包括雅克·拉康、罗兰·巴特和克洛德·列维- 斯特劳斯。十年后，福柯开始与一群新哲学家来往，号称自己是新哲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思想再次转向，他开始沉思斯多葛主义哲学，并探索新伦理学的一种可能性。
不过，也正是因为生活太过多元化，所以历来学者们对福柯的分期研究很难令人满意。戴维·梅西写道，在德雷福斯和拉比诺等人的富有影响力的研究中，他们提出了福柯人生的四阶段分期模式，即海德格尔阶段、考古学或准结构主义阶段、谱系学阶段，最后是伦理学阶段。这种分期当然有道理，但在戴维·梅西看来，它有一个致命缺点，即将复杂的生活和工作体系缩减到一个唯一的哲学维度，忽略了福柯的政治立场、社会活动和文学成就。
福柯对“自传”的理解也是非常特别的。1981年5月，他曾表示：
“从某种意义上，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自传中的片段。我的作品同样也是我个人问题的一部分，这是有关疯癫、监狱和性经验的问题。”
一年后，他又强调“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自传的一部分。”
因此，《福柯传》中写道：
“一般认为福柯的作品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福柯的传记，这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老生常谈。可以说，他的传记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正在进行的作品。在这种表达中，福柯似乎暗示了作者和作品之间某种更深层次的关系。”
对于传记作者来说，福柯带来的困难在于他很少谈及自己的生活细节，尤其是早期生活。1983年，他曾在一次个人访谈中提到：
“总之，我的个人生活一点也不有趣。如果有人认为不提及我的生活就无法理解我的作品，我会考虑这个问题的。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会准备作答。至于我无趣的个人生活，也不值得为它保密。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的私生活可能也不值得公之于众。”
他还曾提到：
“无疑，像我这样通过写作来摆脱自我面孔的，远不止我一人。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期望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因为这是一种身份的道义，它支配我们的身份证件。但愿它能在我们写作时给我们以自由。”
在戴维·梅西看来，“福柯拒绝陈述自己的身份，也拒绝追溯自己的历史，这可能是一种风趣的调侃。”正如福柯自己所说：“对我来说，描述将我带到当下位置的思想旅程有点困难，理由很简单，我希望自己还没抵达目的地。”
因此《福柯传》中这样“慨叹”：
“‘写作是为了摆脱自我面孔’，这是一个具有多重面孔的人的明确志向。福柯过着形色各异的生活，而且这些生活互不相关。几乎无人知晓那个多重面孔的福柯。福柯去世后，与他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丹尼尔·德费尔惊讶地发现，他的伴侣一直在给冰川街的多明我会捐赠数额可观的钱财，以感谢他们在苏尔索瓦图书馆给予他的热情款待。在福柯的生活中，家人和朋友之间界限分明。福柯分隔化的生活令许多男性熟人由衷但错误地相信，他们在某一特定时刻是福柯‘唯一的异性朋友’。很多人——其中大多数是男性——都说福柯有重度厌女症，但凯瑟琳·冯·比洛、埃莱娜·西克苏和阿莱特·法尔热等女性否认了这一指控，这些人曾在不同时期和福柯亲近共事过。”
福柯的性格相当复杂：
“他可能很有魅力，像雅克·拉康一样，可以让当时的对话者相信他（她）受到了特别优待。当有人针对他的作品提出天真的问题时，他也可以是那个表现出残酷无情、不屑一顾一面的福柯。他还可以是那个总握着威士忌酒瓶的慷慨主人，尽管他很少独饮。他能将慷慨与随意融为一体……一些人遇到的福柯，是那个性格热情而迷人的福柯。然而在20 世纪60 年代初的一次晚宴上，精神分析学家安德烈·格林遇见的福柯， 却像施虐狂一样讽刺和贬低一位同席宾客的观点。”
同时：
“匿名的模糊愿望刻画了福柯的思想和个性特质。1982 年在多伦多参加‘同志游行’的福柯，也是那个当进入酒吧和俱乐部时不想被人认出的福柯，尽管如此，他的光头、令人吃惊的蓝色眼睛和那惯常的白色高翻领毛衣总会让人立刻认出他。他很享受桑拿和同性浴室所带来的匿名感，在那里，‘你不再被囚禁在你自己的面孔中，不再被囚禁在你的过去、你的身份中’，在那里‘重要的不是对同一性的坚持，而是对非同一性的声明’。”
但这种匿名情结，也加剧了传记作者的困难。
此外，福柯的作品横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医学史和文学批评等多门学科，也使得这些作品很难分类。戴维·梅西在书中提到一个故事，一位倒霉的图书管理员将《知识考古学》编目分类在“古代历史与考古学”之下，据说他（她）的同事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分类在“城镇规划”下。不管故事真假，它的确说明福柯的作品很难归类，就像他本人那般变幻莫测。
书名：《福柯传》
作者：[英]戴维·梅西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启真馆
译者：战宇婷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定价：149.00元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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