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道出了“食”的重要性。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内涵丰富、意蕴深邃,食谱类图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与历史的走向,也展现着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和礼仪风貌。
古代食谱类图书的形成与发展
先秦时期,有关食物的记载大多出现于《周礼》《礼记》等经部礼类书籍。北魏时期,出现了专门记载食物烹饪方式的图书,如专门记载家庭饮食烹饪方式的《食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虽然并非专门性的食谱类图书,但记载了很多食谱内容,其中涉及荤食、素食和面食等诸多烹饪方法,详细记载了食材品质、烹饪刀工、烹饪火候等内容。到了唐代,食谱类图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韦巨源食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它记载了宴会时各类菜品的烹饪方法,通过此书我们可以了解唐代的烹饪技术。杨晔所著的《膳夫经手录》对食物进行了分类,如蔬菜类、鱼荤类、熟食类、粮食类等,并记载了大量有关茶的知识。虽然唐代食谱类图书较为丰富,但留存较少。
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餐饮业的繁荣催生出了诸多新体例的食谱类图书,如《荔枝谱》《糖霜谱》《蟹谱》等专门以一种食材为主题,介绍单一食材的多种烹饪方式的图书。《中馈录》是第一本由女性撰写的食谱类图书;《本心斋蔬食谱》是专门介绍素食的图书;《山家清供》开始侧重于食疗养生之道,是我国第一部养生食谱图书。
到了元代,国家统一的局面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食谱类图书的数量和质量均得到了提升。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记录了大量的菜肴及其烹饪方式和工序,并对不同菜肴的食用疗效进行了整理。倪瓒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介绍了很多鱼类、蔬菜的烹饪方式,颇具地方特色。到了明清时期,食谱类图书的发展愈加完善,在编写体例、记述内容、食材原料等方面越来越丰富精细,有关养生保健和饮食疗法的思想愈加凸显。清代的《调鼎集》内容丰富、体例清晰。袁枚所著的《随园食单》是清代食谱类图书的代表,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闻名世界。清代还出现了有关西方饮食的食谱类图书,如《造洋饭书》。
古代食谱类图书的特点
相较于内容详实、图文结合的现代食谱类图书,我国古代的食谱类图书在表述上较为简略,制作方法并不详尽,仅以食材或菜肴名称为主,可操作性不高,但仍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饮食文化。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食谱类图书均传达了健康饮食的思想。古代的食谱类图书编纂者大多为文人雅士,图书内容大多体现了某一地区的饮食文化,如《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主要反映江苏水乡一带的饮食文化,介绍了“酒煮蟹法”“新法蛤蜊”等菜肴。《饮膳正要》中的食材则以羊肉为主,代表着蒙古族的饮食文化。此外,古代食谱类图书中不乏有重复内容,一方面是相同菜名不同制作方式,另一方面是相同菜名相同制作方式。如元代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的“烧鹅”菜肴,在清代袁枚所著的《随园食单》中再次出现,但标注了原作者。
对现代食谱类图书的启示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食谱类图书一开始只是文人高士的闲情逸致之作,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了烹饪方式的记述,并逐步形成了健康饮食的思想。古代食谱类图书和现代食谱是一脉相承的,现代食谱类图书往往会借助图文结合、合理编排、彩页印刷等形式,实现烹饪教学、家庭烹饪指导、饮食文化传播等功能。在媒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碎片化阅读和短视频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本就生存艰难的食谱类图书日渐式微,市场份额持续被挤压,各类新媒体平台的烹饪短视频不胜枚举、花样频出,食谱类图书想要突围出圈,不仅要借助新兴技术为食谱图书出版赋能,更要锚定用户,回归文化和主题,进一步细分场景,借助新媒体平台实现与受众的情感连接,打破受众的刻板印象,以食谱类图书为基础,向其他产品延伸,构建食谱类图书的品牌矩阵,开展短视频与社群营销,加强创意出版,破解食谱类图书的发展危机,让食谱类图书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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