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居维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他在古生物学和比较解剖学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9世纪初，他也因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备受争议。

1815年12月的某一天，居维叶的心情格外激动，他手持手术刀，轻微颤抖着。这并非因为他对即将解剖的非洲女子产生了不正当的兴趣，而是因为他对科学的追求和对人类身体奥秘的渴望。

那位非洲女子背后又充满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苦难呢？

在17世纪初的一天，一支欧洲的探险队穿越了茂密的树木，发现了一片神秘而奇异的土地。他们称之为“黑色的土地”。

领队是一位名叫亨利·斯宾塞的年轻探险家，他带领着一群探险者，凭借着发达的航海技术，成功地登陆了这片未知的土地。他们来到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为科伊桑人或者霍屯督人的地方。但是这些称呼并非友好，暗示着他们被认为是“丛林人”或者“笨嘴拙舌的人”。

科伊桑人的生理特征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他们不仅具有亚洲人的眼睛，还有令人难以忽视的丰满臀部。这些丰满的臀部在科伊桑人的生存策略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类似于骆驼的驼峰。

这个生理特征源于科伊桑人世代以打猎为生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饥一顿饱一顿中，为了在食物短缺的时候能够存活，他们的身体会在充足食物的时候储存大量脂肪在臀部，以备不时之需。

这种生理特征在殖民时期被欧洲人误解为原住民的“落后”和“进化程度低”的标志。这种错误的观念加剧了对非洲人的歧视和偏见，将他们视为异类，进而为殖民时期的不公正行为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在南非的开普敦远郊，一位名为萨拉·巴特曼的女子于1790年来到这个世界。她的出生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在这个多事之秋的年代，她注定要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个见证者和受害者。

萨拉在科伊桑部落中度过了童年，那时，部落内外的争斗虽然存在，但总体上仍保持着一种相对平衡的生活。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这片土地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她的父亲是部落的长老，他努力维持着与其他部落的友好关系。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带来了武力和剥削。科伊桑部落的自然平衡被彻底打破，争斗升级为战争。萨拉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生命。

之后，随着部落的覆灭，萨拉流落到开普敦，成为了一个名叫彼得·塞扎尔的荷兰农民家的奴隶。尽管生活异常艰难，但她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憧憬。萨拉自学掌握了荷兰语、西班牙语和英语。

1810年，彼得·塞扎尔的哥哥亨德里克和一位英国外科医生邓洛普来到了这里，而在这个时候，20岁的萨拉正在农场中工作，她的独特外貌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亨德里克和邓洛普见到萨拉时，心头不禁一震。萨拉身材娇小，但髋骨的宽度却是肩膀的两倍，这两位的关注并非仅仅停留在萨拉的独特。亨德里克和邓洛普开始设法说服她，向她描绘一个充满自由和财富的欧洲。他们告诉她，她的身体独特之处将成为在欧洲表演的一大亮点，为她带来无尽的名利和财富。

对于萨拉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机会。

当她踏上欧洲的土地时，幻想中的自由和财富迅速破灭。她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无法逃脱的囹圄中，成为了人们好奇目光的焦点，而自由则变得比从前更加遥不可及。

在伦敦的约克街，萨拉与邓洛普和亨德里克同住一所房子，但她很快就发现这两位曾经和蔼可亲的主人变得凶残无情。

邓洛普和亨德里克将萨拉·巴特曼近乎赤裸地囚禁在一只铁笼里，迫使她每天在笼子里表演长达3个小时，即在狭小空间中走来走去，并做出各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动作，以展示非洲人的所谓“原生态”。

而这可怕的表演场景最初设在伦敦繁忙的商业中心，皮卡迪利广场，笼子高架在离地面较高的平台上。萨拉的出现引起了巨大轰动，无数好奇心旺盛的男女纷纷赶来，好奇地观看这位异域女子的表演。而邓洛普和亨德里克则趁机售票赚取巨额财富。

从此刻起，萨拉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成为了一个畸形的原始人类展品，一棵能为那两个白人人贩子带来巨大财富的摇钱树。

每一次展览中，海报都将萨拉的巨大臀部和私处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不得不忍受无休止的近距离观察和观众们的污言秽语讥讽。观众们甚至被允许触碰她。欧洲贵妇常常肆无忌惮地凑到笼子前，触摸她的皮肤，议论着她的身体结构是否真实。

绅士们也不甘示弱，用代表着文明的手杖乱戳她，仿佛在研究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萨拉失去了一切自由和尊严，成为了观众眼中的“异类”。

随着英国当地报纸的报道，萨拉·巴特曼的名气日益扩大，她的事情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之后，更是将她的表演地点从原本的商业中心搬到了今日伦敦俱乐部区的中心，圣詹姆斯的舞台上。这里的观众更是蜂拥而至，门票的售价竟达到了令人发指的两先令。

在新的表演场地，邓洛普和亨德里克让萨拉穿上凸显身材曲线的紧身衣，使她的表演更为引人注目。在表演时，她还经常叼着一根点燃的长烟嘴，以迎合观众对“原生态”的刻板印象。这种新的噱头让她更加成为上流社会的瞩目焦点。

不久之后，萨拉甚至被带到上流社会的宴会上进行助兴表演，如同一只刚从非洲运来的新奇动物一样。而萨拉的出现，让学者们陷入了误导，他们竟然因为萨拉的巨臀而认为非洲人更加接近于猩猩。

但更可笑的是，几十年后，欧洲贵妇们却开始在裙子里安装巨大的裙撑，以使她们的臀部看起来更加丰满，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显得荒谬可笑。

随着时间的推移，萨拉在英国进行的巡回表演逐渐见怪不怪，公众的兴趣也大幅减退。同时，伦敦的“非洲联合协会”终于将邓洛普和亨德里克告上法庭，指控他们违反了萨拉的个人意愿，将她当作动物一般对待。

尽管有报纸采访了萨拉·巴特曼，她却坚称在伦敦过得很开心，并声称主人曾保证将表演的收入与她平分。这不过是萨拉在被威胁下，说出的谎言，她始终未能得到任何表演收入，因为邓洛普和亨德里克一直将她视为赚取金钱的工具。

1814年，亨德里克将萨拉带到了法国，试图开辟新的市场。为了迅速套现，他最终将萨拉卖给了巴黎附近的一个马戏团老板。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萨拉被逼着不断在法国各地演出和展览，成为马戏团老板发财的工具。

在巴黎，上流社会的贵族们对萨拉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尽管拿破仑两次大败，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在贵族们的沙龙上，萨拉穿着仅由几根羽毛组成的“衣服”，在高台上走来走去，引起了贵妇们的惊呼。

而此刻，萨拉意外地成为了法国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居维叶的关注。

随着猎奇的兴致消退，法国人对萨拉的热情明显下降。在无情的遗弃后，她沦为了巴黎街头的娼妓，借酒消愁度日。

1815年12月，萨拉不堪沉沦于酗酒和梅毒之中，死于巴黎。死亡并未给她带来安宁，她的遗体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被摆在了居维叶的解剖台上，成为了他解剖研究的对象。

居维叶面对眼前的萨拉，心中欣喜若狂。终于，他可以尽情地研究这位非洲女子硕大的臀部，究竟是由脂肪构成还是内部有骨骼支撑。而更加开心的是，他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萨拉那超长的“火鸡鸡冠”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居维叶首先用石膏浇筑出了萨拉的遗体模型。然后，他竭力控制激动的情绪，以减轻手术刀的颤抖。当情绪平复下来，他终于割开了萨拉那黝黑的肉体。

在对“火鸡鸡冠”的解剖研究基础上，居维叶撰写了一篇长篇论文，将这一特征解释为霍屯督人和澳洲土著在生理结构上更接近于动物而非人类。他试图通过对萨拉臀部的研究挖掘出黑人与黑猩猩之间的“必然联系”。

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后，居维叶打开了萨拉的颅骨，取出了她的大脑，并割下了她的“火鸡鸡冠”。这两样“标本”是他最感兴趣的，被保存在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罐中。

至于萨拉身体的剩余部分，他将其拆解并煮沸，以得到完整的骨架。完成所有工作后，他留下了萨拉的大脑和“火鸡鸡冠”，将石膏模型和拼好的骨架捐赠给了巴黎的人类博物馆，供公众观览。

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榜的欧洲文明中心，这位著名的大科学家以“科学”之名，在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最为可耻的一笔。萨拉的悲惨命运和屈辱遭遇成为人类历史上黑暗与丑恶的沉重一页。

1832年，居维叶死于霍乱。他可以入土为安，而萨拉的遗骸却无法安宁。她的遗体在实验室和人类博物馆里仍然向对她感兴趣的人展览，这种对她灵魂的亵渎在文明世界中持续了长达158年。

1974年，法国通过了“生物伦理法”，终于迫使人类博物馆撤下了萨拉的石膏模型和骨架。她的遗骸仍被博物馆当作专有财产保管。

1990年代初，南非学者尤伯哈姆了解到了萨拉的故事，深感震撼。于是，他着手寻找有关萨拉的所有记载，将她近200年的悲惨经历逐渐揭示。

尤伯哈姆认为，萨拉的人生是非洲黑人屈辱的写照，成为黑暗历史的缩影。他发起了要求法国归还萨拉遗骸的运动。

1995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的首任总统曼德拉正式向法国提出交涉，要求归还萨拉的遗骸。法国政府和人类博物馆始终以冷漠态度对待，拒绝归还遗骸，将其视为私有财产。

2002年，法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同意归还萨拉的遗骸。于是，在异乡漂泊了近两个世纪后，萨拉的魂终于回归故里，恢复了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2002年5月3日，标志着萨拉的回归。而这一年的8月9日，南非政府在萨拉的故乡，开普省的汉基村为她举行了庄重的葬礼。

葬礼以官方、民间、传统与宗教的结合方式进行，持续了4个小时。南非总统姆贝基在葬礼上致悼词，国家电视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在葬礼的最后时刻，姆贝基总统将一块干净的石头放在萨拉的墓前，成为对这位不幸女子的最后致敬。无数人在心中默念着同一句话：“萨拉，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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