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为了向公益慈善行业倡导社会动员的好经验，推动互联网公开募捐良性发展，2023年，在腾讯公益的支持下，基金会论坛秘书处推出“社会动员与公众参与”系列访谈，面向公募慈善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学者进行深度专访，供行业伙伴互学互鉴、共同进步。

本期发布对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邹伟全的访谈内容。她认为，公益机构和公益人天然地有启蒙和教育的功能，在让社会变得更良善的同时，得让大众看到社会长什么样子，活力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要把我们的行动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可能性的存在，让那些已经处于困境和绝望的人能够有一点希望，这是很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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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F：2013年，您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刚成立的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芽”、“绿芽基金会”），投身公益。十年过去，对公益的理解有没有转变？

邹伟全：我的博士论文与乡村女性和乡村发展相关，但又深感自己的研究对改变现状是乏力的。在田野调查的几年中，我得到很多乡村姐妹的帮助和滋养，也希望对她们、对乡村有所回馈，便决定辞去教职，投身公益。那时我对公益这个行业是完全陌生的，有很多的好奇，如饥似渴地结识不同的组织和伙伴。这也是人生的新阶段，工作圈层和氛围完全不一样，非常有乐趣。

十年过去，我对公益是什么，对公益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发展变得熟悉，“无力感”少了很多，“新鲜感”也少了很多。在一年又一年的实务工作中，你会发现社会也好，工作也好，不会是老样子，每一年都有新的挑战，但是不见得有新的希望。

这是很有趣的。年少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未来一定会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行进，有耕耘就会有收获，特别不好的事情也一定会过去。但随着阅历增长，当了解历史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会发现有耕耘未必有收获，很多事情是无果的，对未来的期许便不会那么热切，更多是坦然地面对日常，能做多少做多少，也不会再忽略眼前的挑战。

*从广州北部的一个村庄开始，绿芽基金会开始探索支持乡村及妇女组织发展。/受访者供图

CFF：绿芽期待从挖掘妇女骨干开始，支持在地力量持续影响乡村。绿芽采取怎样的策略去发现妇女骨干和寻找项目落地地点？

邹伟全：绿芽基金会于2013年在广东成立，在更早的二十几年里，北京农家女公益机构（绿芽基金会的发起方）在中国北方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当进入广东，我们便想将项目模式复制过来，那时基金会的资源来自珠三角一带，便从广州周边的农村开始找寻项目落地地点。

我们最早的项目点在广州市北部的一个农村，距市区100多公里。找寻项目点时，一方面要考虑当地资源要相对薄弱，另一方面要发现可以被动员的妇女。但跟村民建立起信任关系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便在村里建了亲子阅览室，从服务儿童开始与村民搭建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去周边的五六个村庄摸底，寻找合适的妇女骨干一起策划在村里做些什么，动员周边村庄的村民落地不同类型的项目。

从这一项目点开始，我们用了两三年时间提炼方法和项目模式，在2016年开始向其他地区复制，慢慢形成了项目体系，并摸索出如何因地制宜地去向乡村姐妹链接资源和做技能培训。

*绿芽基金会的定位。/受访者供图

截至2022年，绿芽基金会累计为线上10000+名乡村姐妹社群提供服务，累计支持乡村妇女自组织161个，通过资金支持、线下培训、工具包等方式累计支持了201个村庄的乡村姐妹，在43个乡村建立了“半乡学堂”社区中心。

在项目中，我们会关注人的培育，先培养骨干，然后培养自组织，再到地域性的社群。最早可能是几个姐妹在村中一起做事情，她们会越来越能整合资源，影响其他村民和旁边村子的姐妹一起参与进来，甚至有更大的跨村的团队。或者有的项目和组织起初在县域里，然后去到不同的村，在县域周边也形成了社群。不同的县与村就这样逐渐连通起来，绿芽也会支持关注同样议题的全国各地的姐妹去交流互动。

CFF：从找到妇女骨干开始，绿芽怎样动员和培育她们开展行动？

邹伟全：“因地制宜”是非常重要的策略，每个地方的社会支持状况和资源条件都不一样，绿芽必须要考虑当地的需求和带头人的情况来支持当地妇女做项目。为乡村妇女赋能以后，她们可能是做不同议题方向的事情，可以开展公共服务，例如儿童教育或者为老服务，也可能参与到生态环保，包括生态农业等生计类工作。乡村旅游也是妇女常常参与的，会涉及到手工、餐饮、民宿等不同的方向。

项目点的发展也不一定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是越来越好的，一些地方的人口还在持续衰减，妇女骨干老了、少了，她们很难参与公共活动或项目服务，项目的生长就会停滞在那里。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村庄的项目在前几年就撤销了，而隔壁村的项目到现在还在持续。

十几年来，在共同参与的行动中，不同村庄的姐妹们相互联系，慢慢联结成社群。她们并不一定是做绿芽的项目，有的项目已经阶段性结束了，但姐妹们还是继续怀着想法和学到的东西去张罗其他的事情，做擅长的事。有的项目可能没再持续开展，但姐妹们还会继续活跃地交流，链接其他的资源。有的地方很难被带动，当地姐妹们反而可以为其他地方提供帮助。把人培养起来，她们便能够在当地持续发挥影响力。

*妇女组织们在乡村提供社会服务。/受访者供图

我观察到姐妹们的粘性是挺高的。这些社群的发展并不是精心“设计”的，也设计不了这么久，反而是精神和情感上的联结让大家持续下来。例如我们有一个三四百人的早期农家女群组，北方姐妹们偏多，虽然后来没有在北方的项目，但保留下来一个传统：在微信群里搞新年晚会。最近让我特别高兴的是，疫情这几年大家没有办晚会，但今年元旦又重启了，主持人在群里发语音发文字来报幕，姐妹们按节目单把自己录好的视频发出来，有唱歌跳舞，有快板相声，完全是姐妹们自己弄的，井井有条，非常有序。我只是被通知说来讲两句话。这种自组织的精神非常难得。

CFF：您观察到，能够扎根乡村社区、能持续性地运作项目的妇女骨干和自组织有怎样的特点？陪伴这些组织成长，期望与挑战在于哪里？

邹伟全：妇女骨干们为什么想要做事情？带头人和她的“初心”非常关键，比较稳固的团队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初心，愿意去投入，从一个人到多个人，慢慢形成了相互支持的氛围。随着影响力的扩大，来自农村社区、县域、公众的资源支持也变得更稳定。

保持对“需求”的敏锐观察也非常重要。例如开展儿童服务，有些地方的孩子越来越少，项目就需要转型。有些地方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社会服务需求，那团队就需要能够开发或对接更多的服务和资源。

带头人和团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和困境很多样，团队构成、能力、视野也不一样，我们看重深度和长期的陪伴，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对不同团队给予不同的支持，包括用筹来的钱支持大家开展项目，在技术、技能上作指导培训，也让捐赠者看到当地的需求。我们每年招募新团队的数量是比较少的，一方面绿芽的资金和人力有限，另一方面这也是理念磨合、相互筛选的过程。

对于支持自组织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秉持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尊重大家自己的发展意愿。一些到了成熟阶段的团队会成为绿芽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商量当地的行动空间有多少，还可以做什么，来开发项目或是导入外部资源。我们非常希望这些组织能够有能力去整合地方上的资源来自主运营，但至今为止这样成熟的组织并不多，乡村的资源是有局限的，特别是绿芽的合作伙伴们更多扎根在相对贫困的地区，城市这端的资源还是要不断流入，绿芽需要在这其中发力。

*妇女骨干及妇女组织参与培训与交流活动。/受访者供图

尽管资源有限，但绿芽期待的“规模化”并不发生在数量上，而更多地关心如何从一个人，到发展为持续的团队，又从当地扩散到周边区域，形成在地的支持系统和资源网络。

不过，这发展路径是不是我们自己设想出的？现实的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会看到一些妇女组织做了五六年，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被政府部门认可，让自组织去正式注册。但也有个别地方政府部门担忧组织的影响力过大，不知道如何“管理”，反而要求机构去注销。有的现阶段还可以，团队稳定，也能获得筹资和政府支持，但我也很难判断它下一阶段会变成什么样，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大家自己能够稳稳地把握的。

从发现妇女骨干开始，到陪伴自组织走向成熟，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在“进三步退一步”地反复，绿芽基金会才做了10年，并不见得真的培养了很强劲的队伍。在中国农村，这些妇女组织就是凤毛麟角、属于不一样的存在，很容易因为做好事而收获影响力和口碑，但大家有没有能力去把握好机会，维护好口碑？要处理很多方面的关系，要回应村民的看法，这些组织也许有能力，但并不一定有好的运气。妇女组织在野蛮生长中要经受很多考验，可能更加坚挺，也可能被打回原形，这恰恰也是民间草根组织的生动之处。

CFF：我们聊到城市化进程，不同农村、县域、城中村和城市边缘社区的境况还是很不同的，绿芽为什么选择支持相对贫困的农村而非其他区域？

邹伟全：我们仔细研究过资源放在哪里更合适。政府或者大企业开展乡村振兴，覆盖到的人群主要是“两头”，一头保障“困难户”，实施基本保障；另一头关注“大户”，地方上的农业大户可以获得很多政府资金、贷款和商业投资。但中间的大多数“小农人群”很少被外部资源关注到。

绿芽关注的就是小农家庭的人群。这些家庭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年收入并没有那么多，一般是家庭经营的规模，做的是小产业，在生存、创业上都需要政策和社会支持，但比较难获取外界的资源。很多村庄中男性在外务工，通常女性留在家中，她要照顾老人小孩，家庭里有没有其他人支持她，每家每户都是这种情况，整个村庄的社区支持系统也是缺乏的。当她们要从事产业，困境会是什么？在个人发展层面需要突破的是什么？需要外部的支持在哪里？

很多政府部门和公益机构都在做农户的技能培训、带头人培育等，绿芽的差异化在哪里？我们倾向于服务那些还没有条件够得着这些资源和机会的小农家庭中的女性。商业的逻辑是谁比较强，我才放心地把资源交给谁，而公益的角度是谁最需要，我们优先考虑谁，视角并不一样。大多数产业发展的资源是自上而下逐级递送的，更倾斜于大户，特别是很少有性别视角，获益的还是男性居多。很多专门面向女性的资源由妇联系统或其他政府部门逐级递送，普通农村女性不一定有机会接触到。

地方的需求是在持续变化的。我们这几年看到，随着城镇化，很多村子的妇女儿童都在向县域流动，但去往县域并不意味着会拥有更好的资源及机会。绿芽可以如何支持这些流动到县域的妇女儿童？我们会与县域的组织合作或帮其链接资源，让服务既可以在县域落地，也可以去到更多的村镇。除了儿童教育，支持农业相关技能的学习、农产品的市场销售等都普遍需要更大的资源条件，县域或跨县域的在地社群网络对这些组织和妇女骨干会产生更加有力的支持。

*2023年11月，农家女、绿芽基金会、农禾之家等邀请了十位“农家女金种子”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3年会。

CFF：您曾提到过目前带动企业和基金会捐赠乡村与妇女发展议题也是很困难的。您观察到哪些情况？

邹伟全：我们从行业数据和日常接触中发现，跟绿芽的理念相近，关心农村与妇女发展议题且开展行动的基金会在十年间没有很多的增量，老牌的公益机构们也不是很活跃。少量新兴的基金会在专门针对乡村女性开展赋能支持，但体量都不大，在各自的区域用自己的资源去支持一方。基金会同行间的互动不是很多，关注这一议题的一线执行机构反而是越来越活跃的。大众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度也是天然很弱的，但好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关心这些事。

*2023年，20位“公益真探”一起，去到广西阳朔兴坪镇镰刀湾村，探访当地的“半乡学堂”项目。。/受访者供图

在资源上，作为民间发起的基金会，绿芽成立之初便是多条腿走路，向各界都争取资源。早年我们跟企业和基金会合作较多。随着互联网公益的快速发展，公众筹款的渠道越来越多，我们会发现投入精力就会有收获，空间还有很多。

但面向企业和基金会劝募，近年来是不容易的。绿芽主要接洽中小企业，但它们当前本身发展困难。而基金会行业内的伙伴们则是能接洽、合作的都接触过了，一方面很少有新面孔，另一方面大家有各自的资助策略，经常一个合作周期结束了就会转变资助方向或不再合作，看起来合作伙伴很多，但空间和质量没有很大增长。

换一个角度看，绿芽一直很坚持长期主义的理念和项目模式，但认同这些的捐赠方，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是很有限，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原来可能也不够亲近公众和对捐赠人友好。规模化和互联网筹款是这几年行业的主流话语，但又有一些声音说要有反思，要关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应该更贴近绿芽的调性，但大家在实际行动上如何转变还有待观望。现阶段，绿芽感到最难的还是如何沉得住气，再坚持一下，想清楚要把精力投在哪里。我想我讲的这个难，应该代表了很多中下游基金会的难吧。

CFF：2020年开始，绿芽开始拓展面向公众的教育、倡导，也开始加强互联网筹款。转变的契机来自于什么？

邹伟全：互联网筹款讲求颗粒度和规模化，绿芽关注人的培养，投入成本是非常高的，但又很难量化成果，虽然早早就在腾讯公益和阿里巴巴公益平台上线了项目，但我们那时认为绿芽不大适合做公众筹款，总是说首要目的是做公众传播。

疫情中，我们在内容生产和线上传播分配了更多精力，向公众去讲述乡村姐妹们自身和项目的故事，腾讯公益等平台也有相关的激励措施。这些传播动作带来的转化还不错，我们就考虑在放松管控后怎么线下线上相结合地来做传播和筹款。

经过这两三年的尝试，我们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很多项目点在风景优美的村庄，人也和善、淳朴，我们组织了一些议题类的公益探访活动。这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包括90后和00后，女性比较偏多，是之前没想到的。以前的探访可能只是去村里面看看项目点，跟姐妹孩子做互动，我们后来则把为乡村妇女赋能的工作手法嵌入到探访活动中，邀请捐赠人一起来思考性别和乡村发展议题。项目工作也有了转变，只要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人群，我们就会比较有意地设计，想象怎么跟大家产生更多的互动和共创。

*绿芽基金会或妇女组织们开展的各类活动，带领青年人、孩子、家庭与乡村与乡村居民相互熟悉。/受访者供图

我们现在的期待是更多青年人可以看到乡村故事，首先关注带给公众的价值，其次才是带动捐赠。大家可能有所体会，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感在当下变得遥远，很多孩子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乡村的体验，也没有村里的亲戚，对乡村是完全陌生的。如果绿芽能够找到切入点去吸引青年人的关注，我觉得未来会更有希望。当大家感知到真实的乡村，感知到乡村伙伴们（也是基金会的服务人群）真实的面貌，人们就会跟乡村产生联结。

我们有些议题下的妇女团队也会自己去筹款，比如若是希望向绿芽申请到5万~15万的资助，那团队自己得先筹到总资金的10%~20%。我们设想的逻辑是鼓励姐妹们通过简单的动作，发发朋友圈、在社区摆个摊来影响身边，让村庄关注到有人在做好事，更愿意支持她们，再向外传递村庄的故事。实际情况也是蛮好的，筹到款并不难，但大家一开始很难想象居然能筹到。她们得到了锻炼，更重要的是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支持她们，会很有成就感。

CFF：通过互联网和公益故事，绿芽在使关心的乡村发展与性别平等议题让更多人看到、理解，进而可能产生参与。您认为未来公众教育和倡导是否有可能成为绿芽的核心工作之一？

邹伟全：正向来看，我认为公益机构和公益人天然地有启蒙和教育的功能，在让社会变得更良善的同时，得让大众看到社会长什么样子，活力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带着这样的价值取向，不断地去讲去说，大家才能够看到、才能够了解。现在真是非常割裂的时代，人们在各自的圈层里，可以完全不需要关心和了解社会其他方面，或者是根本没有机会接触。

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些观念、价值观上能够有所突破，例如绿芽希望在性别平等方面有更大的社会进步。如果我们这些行动着的公益人都不说话，其他人就更加不知道这要怎么办，或是不知道事情原来可以这样办。我们要把我们的行动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让那些已经处于困境和绝望的人能够有一点希望，这是很重要的价值。

*通过线下、线下课程，研究与政策倡导等，绿芽基金会向全国乡村地区未成年提供均衡、全面、符合未成年人需求的性教育。/受访者供图

要筹款和获得外界的信任，基金会肯定是要把自己呈现给大家看，看你靠不靠谱，捂着做事情也没有人会来支持你。但公众眼里所谓的“透明度”又要求如此之高，这都是不信任社会中的一种成本，我们做公众教育就是希望降低成本，不仅是我们的成本，也是公众产生信任的成本。

但负向来看，我们为什么有时不重视、乃至畏惧向公众作传播？一方面，像绿芽这样不大不小的民间机构，我们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但可能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资源就能做事，不一定要靠传播去获得资源。另一方面，绿芽没有任何的“背景”，无论是资金还是权力上，我们就是家民间组织，确实也担心所谓的声量过大，受到关注会来带来压力和麻烦。

因此，我们是在小心翼翼地做传播，再三地思考策略和动作合不合适，公众可能不认识你，有关部门可能也没那么信任你。假如有稳定的资源能够支撑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未必要到处去张扬，去迎合互联网的规则去传播，或是如果没有太大的资源压力，我们会用更加舒适的方式去做公众教育和倡导。

CFF：作为基金会秘书长，如今的难题主要有哪些？您期待绿芽基金会未来有怎样的变化？

邹伟全：理事会的基础要求是“活下去”，秘书处团队觉得眼前还有很多做事的空间，我们尽量把这个空间撑住，再尝试一些小的改进和创新，能做多少是多少。“活下去”并不是说我们遇到了什么致命的问题，只是总有一些具体的挑战，比如资金能不能更加稳健、团队能不能相对稳定一点，没有太担心活不下去。

我也看到，即便这家机构不存在，但绿芽关心的事情还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达成的。例如推动乡村妇女的发展和社会上的性别平等，无论绿芽基金会有没有钱、发展到多少年，只要你个人愿意关心和行动，你还是会找到办法和空间去做到。因此基金会和团队的愿望是希望影响更多的人去了解、参与这些话题，包括同行和年轻人，我们在项目和传播上也会多做探索。

*本文受访者邹伟全。/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