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时代。纵观两宋三百多年，宋人崇尚儒雅的好学之风是极为兴盛的,从帝王“日阅三卷”到乡童“朝诵暮弦”，整个社会表现出浓郁的读书氛围。时人甚至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这样的读书风气，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宋代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风气，一方面是由特定社会条件所促成，另一方面也是人为努力的结果。
崇文国策与皇家的读书家风
众所周知，中国自唐朝末年以来，历经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武将擅权，文治荒废。经历上百年的乱世，人人思治。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大戏。建立宋朝后，赵匡胤深知武将专权的危害，在他看来，只有偃武修文才是避免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乱象、铸就盛世的治国之道。建隆二年(961)七月，赵匡胤采纳赵普的建议，通过“杯酒释兵权”，顺利地解除了大将们的军权，这一做法奠定了大宋王朝崇文抑武、“以文治天下”的国策，巩固了政权，维护了社会稳定，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
接着，宋朝确立了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并逐渐让文人掌管中央和地方管理权，再度将

宋太祖赵匡胤坐像(宋人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儒学定为修身治世之学，极力提升文人的社会地位,有意在举国上下培塑浓厚的“崇文”风气。同时，为了打破以往的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真正将天下英才纳入彀中，宋代统治者对选才用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抛开了有浓重裙带色彩的汉魏荐举制和唐代科举制中由权贵“公荐”的惯例，广开寒门读书人的通道，正如时人所说:“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科举出身的官员成为宋代官僚队伍的主体，且多为优秀的读书之才。如绍兴二年(1132)进士及第第一人张九成所言:“本朝明公，多出科举。时文中议论正当，见得到处，皆是道理。”文官数量的需求扩大，导致科举录取名额的空前扩大，再加上宋代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糊名法、眷录法与弥封制等一系列防范作弊的措施，“比于前世，最号至公”，使得一大批中小地主和平民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踏人仕途的梦想得以实现此外，赵匡胤还亲自主持殿试，所有中举人仕的文臣都有了“天子门生”的称号，可想而知对整个社会崇文之风的影响。
重要的是，科举已成为宋初社会一条主要的上升通道，这对庶族寒士来说甚至是唯一之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而大大激发了社会各阶层靠读书改变命运、以求仕进的热情，以至出现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的社会现象。
与此同时，宋初最高统治者积极倡导读书为一代风气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赵匡胤、赵光义(即位后改名赵灵)兄弟虽生逢乱世，出身武职，但喜爱读书，并能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作用。在戎马倥偬之时，他们也从未忘记收集图书和读书。史称赵匡胤“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
建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大力提倡文治扩修国子监和孔庙，带领群臣拜谒供奉孔子诏修史书，引导读书。宋太宗赵炅更是充分认识到图书在治乱教化中的作用，他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非书籍，何以取法?”像

《听琴图》(局部，传为宋徽宗所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
乃兄一样，他也手不释卷，曾花费一年时间将1000卷的百科全书《太平御览》(初名《太平总类》，据说是宋太宗读后更名为《太平御览》)读完。
赵匡胤、赵炅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也劝导臣僚多读书。赵匡胤曾十分感慨地对臣僚说:“宰相要用儒者。”他不仅要求赵普等文臣多读书，对于那些行武出身、南征北战的武将，也时常要求他们多读书。“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为了使人们有书可读，赵匡胤、赵灵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整理、编纂和刊印。宋朝建立之初，国家藏书仅有一万余卷。至太平兴国年(978)，已增加到八万余卷。在此基础上，宋初统治者又组织文臣儒士对传世之书进行校勘，刻版颁行。同时，宋初统治者也积极鼓励文化创作，并组织人力、物力完成一些大部头图书的编纂,如号称宋代四大类书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前三部完成于宋太宗时期，后一部完成于宋真宗时期。宋初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颓靡近百年后鸿篇巨帙不断涌现的一个高峰时期。
特别是宋代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所赋的那首现已广为流传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向窗前读。”更是把宋代读书尚文观念推向极致，对全社会读书热情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外，宋代皇帝普遍看重皇家的读书尚文家风，包括后妃及子女的读书和教育。如宋高宗所言:“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虽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诫。因此，宋代的后妃亦多喜读书，且文化水平颇高。如宋太祖的王皇后，虽出身武将之家:但“善弹筝鼓琴。晨起，诵佛书”。宋真宗的刘皇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切，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
他们勤学苦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赵普、范仲淹等名相名士的读书追求，反映出其期望兴邦济世、建功立业的宏远志向与贤臣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