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建立南明政权。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灭亡，前后历时18年。

南明政权的建立，使明朝文人的政治文化思维与清代决裂。以福建为核心的南明政权中枢的建立，

带来的是大批明代文士的南迁。福建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角色的转变，对闽地文化的影响极大。

就书法而言，无论是闽地主流书家的取法还是民间大众书写，都可以让人感到在明中枢迁闽之后发生的明显变化。闽地书家的书风及原有的分布格局被彻底打破了。

因此，从南明政权的建立直至明郑王朝覆灭，闽地明代书风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南明政权建立后，与明代主流书风一致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明郑政权建立后，凸显闽地书风个性的时期。实际上，明代闽地书家的书风，在南明时期出现了与明末清初主流书风不一致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审美出现了差异。

清初文人的审美追求与明末闽南文人的审美趋向是大不相同的。闽南文人在闽台地区流动没有障碍，所以，闽地与台湾的书法文化是分不开的。

故而，对明清时期闽台书家的研究，聚焦点应是对闽南文人阶层中的善书者及其书风流变的研究。南明、明郑政权及明清时期闽地帖派书风明末国家战乱，政治腐败

处于东南一隅的福建，依山傍海，远离政治中心，反而较少受到影响。闽地文人多数返回故里，或执掌书院，或隐逸山林，潜心修心。

南明政权建立之后，以闽南为中心的行政及文化圈层表现出高度的集中性。明代文士大量流入福州、莆田、泉州等地。

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乐、莆田、泉州、漳州等地的文人也开始流入福州、厦门两地。南明的文化精英满腔热血欲恢复大明王朝，他们聚集在以郑成功为首的福州、泉州（金门、厦门）等地，通过结社成为师友。

比较著名的有徐孚远的“松江几社”和张煌言、沈佺期的“海外几社”。闽南文士时风日震，诗歌及书法、绘画等艺术创作活动繁盛。

南明灭亡后，明郑时期（1662—1683），闽南地区的书风主要是以郑成功、沈光文、朱术桂、

陈永华、卢若腾等为代表的帖派书法，楷书承续台阁体而取法颜、欧书风，行草书的审美崇尚赵孟頫、董其昌书风。

郑成功行草书《致隐元禅师书信》、王忠孝《百字赞》《张煌言诗稿》是明郑时期闽台书家具有代表性的墨迹。这些作品表现出如元明人帖派书法遒媚的书写特征。

根据何丙种先生的统计，遗留的明代泉州地区金门、厦门两地楷书行书题刻有11种。

明郑集团（以郑成功、王忠孝、张煌言、吕潜等人为主）对金门、厦门、同安、晋江、南安等地的书法教育产生明显的影响。

在赵孟頫、董其昌书风影响下，晚明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等名家的个性化书风与审美成为一时风尚。

笔者根据《闽中书画录》中对晋江书法家的统计发现，明代善书的17个晋江人中，擅长行草书的有9人，擅长隶书者3人，擅长楷书者5人。

这些文人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学习书法的条件非常优越。明代的书学铨选制度，是中书体楷书风靡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在整个福建，因为书学铨选制度的影响，闽地书家楷书书写水平一直居于全国前列。

闽人擅长小楷，工于台阁体、馆阁体，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譬如晋江的庄琛，擅长四体书。

笔法遒劲，善写诰敕。还有晋江的温良，也善于书写晋唐法帖，正统中举于乡，授中书舍人，书法师承李北海、赵文敏。他们都是明代中书体的传承人之一。

此外，晋江人陈曾、温恭、郭汉、王朝佐、蔡一槐、龚炯等都是中书体楷书继承与发展的重要人物。

他们相互交游唱和，挥毫成文成篇，是明代闽南书法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清代晋江的文人士大夫中，因工书而被授予中书舍人的有康熙癸丑进士黄志焕，

还有工颜柳书法、接近中书体的陈绍芳。

明末清初闽地的行书书风中，大致有三种主流倾向：王铎书风，张瑞图书风，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王铎书风的风靡，或许与王铎担任过福建乡试主考官有关。

虽然只有短短半年左右时间，但是还是能够发现当地书家的书写风格受王铎书风影响的端倪。

王铎还是闽南的王忠孝的老师，尽管两人最后在政治上的选择不同，但是王铎书法在闽地的影响与王忠孝不无关系。

闽地王铎书风的承续者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福州的许友、陈梦雷，南安的洪承畴

，晋江的杜应楚、黄志清，以及后来赴日的泉州僧人大眉性善等都是王铎书法的追随

张瑞图书风的代表人物明有张潜夫、蒋德璟，清有李光地、颜克英、庄俊元等。张潜夫作为张瑞图之子，其书写风格与张瑞图相仿佛，只是气势弱甚，是张瑞图书风的主要传承人。

经过张潜夫之手，张瑞图书法辗转至隐元隆琦、木庵性瑫手中，在日本广为流传。蒋德璟作为南明遗老，曾举荐倪元璐、陈子壮二人出仕。

蒋氏得王铎书法而学之，也与倪元璐、陈子壮有一定的关系。清李光地、庄俊元同为泉州人，且庄俊元为张瑞图的学生，他学习张瑞图书法有着绝对优势，笔墨颇得张氏神韵。

赵孟頫书风一直是明清闽地书风的主流。明代中期闽县弘治举人郑鹏、进士郑善夫，晚明闽县进士林之蕃，嘉靖进士王应钟，以及莆田成化进士林俊，都是明代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的继承者。

在清代，晋江富鸿业、吴钟善、苏镜潭皆是赵孟頫书风的传承者。

学习董其昌的人也不在少数。明连江进士吴文华，明中后期侯官人曹学佺，莆田朱继祚、林尧俞，漳州郑昆贞，长乐刘沂春是明显的董其昌书风的追随者。

清早期侯官人林佶、林麟焻，清中晚期莆田郭尚先、诏安谢琯樵、同安苏廷玉皆是学习董其昌书风的翘楚。

明末遗民书家的抉择与书风域外流播明王室倾覆后，隐元隆琦率弟子数十人自厦门赴日本长崎。

黄檗文化在日本开始扎下了根。以隐元隆琦、木庵性瑫、即非如一为主的“黄檗三笔”成为日本禅宗书法的引领者。隐元禅师赴日本的原因，学界尚无定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隐元禅师是随郑成功的船入日本的。明末清初的政治环境复杂，隐元禅师身处闽地，与明王朝遗老如黄道周、张瑞图等书家交往甚密。

当他看到明朝灭亡大势，退隐东瀛成了他的最佳选择。隐元隆琦的书风，受明代草书影响甚大。他选择草书书风，也受到明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影响。

取法赵孟頫、董其昌书风，并在赵孟頫、董其昌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创新。譬如草书，他能上溯二王传统，又能从怀素出来，兼容赵孟頫、董其昌书风。

他大小字兼擅，大字书写偶有闽地大字荒率之习气，亦不乏文雅之气。木庵性瑫显然在行草书方面对董其昌继承比较多。

他专意学习董其昌书法，个别作品水平甚至在隐元隆琦之上。只是因大字书写过于草率而流于粗俗。即非如一的书写除取法米芾、董其昌书法之外，还有王铎、傅山的影子。

实际上，

即非如一的大字楷书水平不及其行草书，但他大胆书写，的确影响了日本现当代书坛。隐元师徒在书写上获益最大的应该来源于张瑞图书法的启发。

可以这么说，

隐元师徒书法上的创新思维，很多来自张瑞图

。张瑞图虽属于明代，但是他的书学思想以及书法的创新性显然远超于同时代的书家。

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中称：“（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实际上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的书写中，具有创新性书写的尝试也不少。

就闽地书家来说，郑簠、许友以及寓居闽地的周亮工，在书写上可以说都别具一格，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这说明书家的个性化意识在觉醒，书写实践也逐渐体现出与大众化书写不一样的笔调。

明清时期，明王朝琉球册封使团、琉球入闽进贡团以及来闽琉球学生等诸团体使两地的来往、交流日益增多，加之闽人36姓家族在琉球当地较强的文化传播作用，明清书法在琉球的传播成为一种常态。

琉球人的书写水平正逐渐提高。康熙乙未年（1715），琉球建立学堂，标志着中华书法文化在琉球的传播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总之，在南明政权至明郑王朝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明代文人书风的影响随着文化中枢南迁，逐渐聚焦于闽地。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文人书风渐次传递于台湾。

明清时期，闽台地区书院萌兴，文脉绵延。文人往来闽台日益频繁，书法艺术的传播影响也日渐增大。

从明末清初的书学思想及实践发展史观上来观照，可以清晰地发现明末多元化的审美趣味催生了个性化的书风。在闽台书家的笔下，可以看到帖派的烂漫和碑体书法的滥觞。

在明末清初闽地许友、周亮工等书家的引导下，闽台碑派书法经伊秉绶、吕世宜、何绍基、张朝翔的推动气势日益宏阔。咸丰至同治时期，碑派书法取法也逐渐从隶书碑转向北碑。

闽地碑派书法在清末出现了陈衍等大家。他们与碑派巨擘沈曾植、康有为交往甚密，成为清代至民国碑派书法的领军人物。

这一时期有台阁体的延续，还有赵孟頫、董其昌书风的繁盛以及隶书的异军突起。可以说，明末清初朝代更迭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恰恰是闽台书法发展的绝佳契机。

明代书学铨选制度，对于闽台地区书家的直接影响就体现在对书院书法教育的重视和家族书法的兴起。

笔者根据《闽中书画录》中对善书者数量的统计可知，闽地明代书家的数量约是清代的2.3倍。这与清代的教育、科举制度息息相关。

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书家以帖派书风为主流，在中期中书体以及隶书、草书等诸书体风行，形成闽台书风的基本格局。地域审美对于书风的流播也有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