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的生命即将到达终点，看着身体虚弱的父亲，李敏的心里十分悲痛，只要有时间，他总会和丈夫孔令华来看望毛主席。

8月的一天，李敏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毛主席的病床前，此时的毛主席已经不能讲话，看到李敏后，一只手指颤颤巍巍的在床上划着圆形。

事后，李敏推测，毛主席可能是想到了母亲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叫“桂圆”，当年毛主席经常称呼她为“桂圆贤妹”。

9月9日，毛主席安详的走完了一生，贺子珍从电视直播中观看了追悼会的整个过程，默默的说了一声：“润之啊，你怎么走了。”

从苏联回国后，贺子珍一直都想去北京与毛主席见面，但这一愿望始终没能实现。直到1959年，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但那次见面也仅仅持续了两个小时。

一、重回故土

1946年，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来到了苏联治病，苏共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名联络官，联络官名叫尼古纳夫，初次见面，他便怀有感激之情对王稼祥说：“中共有很多留苏的同志在苏德战争中失踪，他们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王稼祥问道：“我有一名战友，名叫贺子珍，1938年就已经来到了苏联，曾经还是毛主席的爱人，你能否帮我调查一下她的下落？”

尼古纳夫几乎寻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军政干校，但一直没能找到贺子珍的下落。于是无比失望的来找王稼祥复命：“我们并没有找到这名学员，或许残酷的战争已经夺去了她的生命。”

王稼祥对这样的答复并不满意，恳请尼古纳夫投入更多的精力寻找贺子珍：“她不仅是毛主席的爱人，也是我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当年来到苏联后是受到斯大林同志特殊关照的。而且我听说，她们母子二人在战争爆发后，第一时间被转移到了后方，你能否替我再去内地城市打探一下消息？”

见王稼祥如此关心这个女人，尼古纳夫答应了他这个请求。经过半个月的打探，果真有了一定的收获，尼古纳夫在伊万诺夫市查找到了贺子珍的踪迹。但令他吃惊的是，目前该名女子正被关在一所疯人院中。

得知贺子珍的下落后，王稼祥十分气愤：“她当年被称为‘井冈山之花’，怎么可能精神有问题？”王稼祥亲自前往了伊万诺夫市，终于在这家疯人院与多年未见的贺子珍见面。

贺子珍在苏联共生活了九年，如今的她满脸憔悴，刚见面时，王稼祥甚至不敢相认。

见到自己的老战友，贺子珍激动的热泪盈眶：“许多年没讲中国话了，我都快不会说了，总算把老战友盼来了。”

通过交谈，王稼祥对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当他与疯人院的院长提出要将贺子珍带走时，却遭到了拒绝。院长坚持称：“这名女子属于狂躁型人格，目前病情尚未恢复，提前出院恐怕会对社会治安造成危害。”

经过刚才的沟通，王稼祥确信贺子珍的精神没有任何问题，当年之所以有冲动之举，完全是因为医院已经放弃了对李敏的治疗。试问一下，哪个母亲在孩子处于危机之时能够保持冷静？

但院长对这些解释充耳不闻，王稼祥不忍心让贺子珍继续受苦，向苏联更高层反应情况，历尽艰辛之后，疯人院终于同意释放贺子珍。

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贺子珍却表现的十分平静。王稼祥问她：“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贺子珍斩钉截铁的回答了两个字：“回国！”

王稼祥马上向中央发送了一封电文，描述了贺子珍的近况，并表达了回国的意愿。毛主席亲自对电文进行了批示：“完全同意！”

1947年秋天，贺子珍、李敏、毛岸青等人在莫斯科登上了回国的火车，当贺子珍看到大兴安岭一望无际的森林时，激动的站了起来：“我终于回来了。”

由于当时全国尚未解放，所以贺子珍只能暂时在哈尔滨工作生活。祖国的土地让她倍感亲切，但是她心中一直都有个心愿，那便是与毛主席见一次面。

这个想法她曾对老朋友何长工提起过：“虽说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但我还是想见见他，哪怕是说句话，握握手都行。”

何长工去西柏坡开会时也向毛主席提及过此事，但当时解放战争的局势尚不明朗，毛主席每天被公务缠身，并未对这件事进行回应。

二、妹妹的意外离世

1948年，东北野战区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贺子珍与李敏、毛岸青来到了沈阳生活，正好当时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也在东北调养，姐妹二人相别十余年后再次见面，互相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贺子珍也向贺怡透露了自己的心声，贺怡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要是想见毛主席，还是应该自己给他写信。”

在贺怡的鼓励下，贺子珍给毛主席写了几封信，简单描述了一下这些年的状况，毛主席也回信给她，劝她注意身体，但是对于进京一事，并未回应。

1949年4月，北方基本已经没有了战事，贺子珍认为，是时候去北京了。于是母女二人在贺怡的陪同下踏上了驶往北京的火车。

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贺子珍对北京充满了期待。但是，火车抵达天津后，三人被几个陌生男子接到了一个招待所，贺子珍被告知：“不能进京，只能继续南下。”

贺怡不忍看到姐姐失落的眼神，立即前往了北京，当面询问毛主席：“你为什么不让我姐姐进京？她只是想见见你而已。”

毛主席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子珍回国以来，我也一直想见见她，怎么可能阻拦她进京呢？”

听到毛主席的回答，贺怡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于是也不再过问此事，两人接下来聊的内容只是贺子珍在东北的生活情况。

贺怡为什么能够代替姐姐进京？这就不得不提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当年贺子珍和何敏学在永新领导农民运动时，贺怡也是骨干成员之一，所以她的革命资历与贺子珍不相上下。

后来贺怡与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结为了夫妻，所以贺怡不仅是毛主席的“小姑子”，也是毛主席的弟媳。

1932年11月，贺子珍为毛主席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为“毛毛”。由于两人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所以对毛毛十分关爱。

然而，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并不长，两年之后红军便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由于长征路途艰辛，贺子珍只能将毛毛托付给了留在苏区打游击的贺怡夫妇。

贺怡和毛泽覃始终把毛毛视为己出，但随着国民党对苏区残余红军的“围剿”强度日益增大，夫妻二人不得不跟随游击队转移。临走前，贺怡把毛毛寄养在了一户老乡家中。

在后来的日子里，毛泽覃在反抗国民党“围剿”时牺牲，贺怡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一直没抽出时间回去寻找毛毛，贺怡对此还深感自责。

但毛主席并没有责怪贺怡，并且一直把她当做家人来看待。有一次贺怡意外负伤，急需手术，医生要求家属在确认书上签字，由于身边没有亲属，所以毛主席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贺怡用质问的语气询问毛主席“为什么不让姐姐进京”时，毛主席非但没生气，还耐心的为其解释。经过战争年代的淬炼，他们的情谊已经胜过了亲情。

但是，毛毛一直都是贺怡心中的一道坎，她始终认为是自己没能照顾好这个孩子，愧对姐姐和姐夫。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贺怡第一时间便回到了江西，寻找毛毛的下落。

有一天晚上，贺怡突然听说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一个孩子长相和毛毛十分相似，于是她迫不及待的叫醒了司机，朝着那个村庄开去。

当时村民都劝她白天再赶路，毕竟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个别山区的匪患还没清除，并且夜晚能见度低，驾车也不安全。但是，为了能尽快见到毛毛，贺怡丝毫不在乎这些。

结果，贺怡没能见到第二天清晨的太阳，司机在驾车通过一个木桥时，不慎将车翻进了水沟之中，贺怡不幸身亡。

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十分悲痛，沉默了很长时间。贺怡的离世让他失去了一座与贺子珍沟通的桥梁。

三、“只有你适合去见毛主席”

在天津被阻拦之后，贺子珍一路南下，来到了上海投奔自己的哥哥贺敏学，并把贺怡的孩子也接到了自己身边，精心抚养。

虽说上海市政府给予了贺子珍生活方面诸多照顾，但是她依然每天郁郁寡欢，因为“与毛主席见面”这一心愿她一直没能实现。贺怡的离去也让她备受打击，没人能代替自己去看望毛主席了。

1954年，收音机里播出了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致辞。贺子珍把收音机放在床边听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收音机热的像烙铁，内部的保险丝也已经烧坏。原来贺子珍听了一晚上毛主席的致辞。

由于过度思念毛主席，贺子珍大病一场，毛主席从李敏的口中得知了这一情况，于是写信给贺子珍，劝她按时吃药。

一段时间的静养之后，身体总算有所好转，于是她恳请贺敏学带自己进京与毛主席见面，但贺敏学对此无能为力。

贺子珍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嫂子李立英的身上：“贺怡已经去世了，只有你适合去见毛主席。”李立英默默的点了点头。

李立英第一次与贺子珍见面还是在她从苏联回国之后，当时贺敏学在前线打仗，所以委托李立英去哈尔滨看望妹妹。

与贺子珍见面前，李立英的心情十分忐忑，毕竟她之前也听说过一些传闻，贺子珍曾被关进疯人院，还有人说她性格暴躁。

但当李立英看到贺子珍的那一刻，便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眼前的贺子珍端庄秀丽，说话非常和气，完全不像刚从疯人院出来的人。

虽说贺子珍叫李立英嫂子，其实当时的李立英只有20岁，在哈尔滨期间，贺子珍就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这位年轻的嫂子，两人亲密关系也逐渐建立了起来。后来贺子珍去上海生活，与李立英也是无话不谈。

作为女人，李立英非常理解贺子珍的心情，所以当她提出代表自己去见见毛主席时，李立英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下来。

李立英跟随贺敏学来到北京后，受到了毛主席的邀请，前往中南海叙叙旧。当大家谈论起贺子珍时，毛主席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子珍现在44岁了吧，叫子珍再婚吧，成个家吧，她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我的责任。”

贺敏学陷入了沉默，像妹妹这个优秀的女子，怎么可能没有追求者。但是每一次她都会果断拒绝：“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人了。”

此次进京，李立英代替贺子珍向毛主席问好，描述了贺子珍的身体状况，毛主席对李立英说：“让子珍安心养病，好好生活，你和敏学要多多照顾她。”回到上海后，李立英向贺子珍转达了毛主席的关怀。

但贺子珍依然将那个愿望深深的藏在了心中，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这一愿望终于实现。

结语

贺子珍不是陪伴毛主席时间最长的女人，但在毛主席的眼中，她却是对自己最好的女人。他们的爱情故事虽轰轰烈烈，但结局充满了遗憾。

贺子珍把婚姻走向末路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年轻时的任性，其实并非如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事业，难免会疏于对感情的经营。

假如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只考虑自己的人生，或许这段感情能够更长久，但他们有一个更光荣的身份——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