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提出归还中国和土耳其领土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初，旧世界的秩序在一战的烽火中崩塌，新兴力量在废墟上崛起。1917年，沙皇俄国在多重危机的重压下终于倒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如同新星般冉冉升起。

然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友好，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苏俄领导人极需外部盟友以巩固其革命成果，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富有策略性的外交行动。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句老话显得在这时分外贴切。苏俄着眼于那些同样对沙俄帝国主义怀有深仇大恨的国家，而正处于民族解放斗争浪潮中的土耳其和中国无疑成为了潜在的同盟者。

1920年，苏俄的《加拉罕宣言》应运而生，承诺放弃沙俄帝国过去对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归还侵占的土耳其领土。

这份宣言不仅体现了苏俄在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全新立场，更是一种试图打破旧有帝国主义格局的尝试。

苏俄对土耳其的承诺并非停留在纸上。1921年，两国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和《卡尔斯条约》，前者确认了两国之间的边界，后者则正式确认了苏俄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

苏俄的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言出必行”的原则，更是在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为土耳其带来了一股强有力的支持。除了物质上的领土归还，苏俄还免除了土耳其的债务，并提供了金融和军事上的援助。

仅土耳其如愿收回

苏俄对土耳其的支持成为了后者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助力。在那个“民族自决”的口号响彻云霄的年代，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挥舞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上独立战争的征程。

凯末尔，这位土耳其的国父，以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政治视野，成功引领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并在民众中树立起“现代土耳其之父”的崇高形象。

然而，世事如棋，局势变幻莫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在苏俄的帮助下成功巩固了国内秩序与国家边界，逐渐开始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

到了1925年，土耳其与苏俄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从热络转为冷淡。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土耳其对苏俄共产主义理念的戒备，以及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渐渐倾斜。

“朋友的圈子越大，路走得越宽。”土耳其领导层深谙此理，开始积极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希望能在国际政治中找到更多的立足点。

二战期间，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了诸多大国争夺的焦点。在种种外交压力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下，土耳其与纳粹德国结成了战略同盟，尽管这一同盟在历史的评价中颇有争议，但它在当时无疑是土耳其为保护国家利益所做出的现实选择。

北洋政府的可能策略及其结果

北洋政府的处境，可以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内忧外患，进退维谷。”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可谓是一个弱势的角色。

一方面，国内分裂，各派军阀为争夺权力相互倾轧；另一方面，国际上列强环伺，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让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

北洋政府要在这样的局面下寻求国家的富强和统一，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内政上，北洋政府可能采取的一项策略是加强中央集权，试图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统一全国。

这样的策略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手腕和军事实力作为支撑。但如俗语所说，“力量大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一切”，过度的武力使用可能会激起更多的反抗和分裂。

在外交上，面对苏俄的加拉罕宣言，北洋政府的可能策略是采取审慎的态度，既要考虑到国内对领土完整的强烈要求，也要权衡国际局势和列强的反应。

实际上，若北洋政府能够善用这一外交机遇，通过与苏俄的合作来巩固国内的统一，并在国际上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那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就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最终，北洋政府的策略和行动，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需要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中寻找到一条均衡之道。

这条道路充满了变数和挑战，而能否走得稳健，就要看北洋政府如何在激流中掌舵了。